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88页。
“秦俑坑中出土的数千件实用兵器,除个别的铁镞和铁铤铜镞外,全系青铜铸造。比起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燕国在战国晚期已大量使用铁兵器,不免稍有逊色。”

《韩非子·饰邪篇》
“赵又尝凿龟数策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
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
至阳城,秦拔邺矣,庞援揄兵而南,则鄣已尽矣。
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於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

杨宽《战国史》
“战国变法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官僚制化运动;
随这一运动推进到秦之统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科层式官制、郡县制、乡亭制、户籍制、监察制、铨选制、考课制、俸禄制、文档制以及成文的法制法规,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这就是“三公九卿”制的具体分细制度。
三公九卿为秦中央制度,郡县制为秦地方制度,二十等功爵制是秦的晋升制度,真正成熟是在始皇手中,看秦内事就知道了:
商鞅第二次变法,迁都咸阳是公元前350年,孝文王即位又死是在公元前250年。
始皇即位时商君之法都是一百多年前的旧东西了,且因实势变革是商君变法的核心,所以拿《商君书》“完全”一比一去套秦政是不对的。
且此书内很多比较极端的观点是为了表达变法决心,用鲁迅的话就是你想开个窗子如果不可以,那你就说你要把天花板拆了。
孝公变法是为了“争霸”,言明的“分土授官”,商鞅的“商”就是孝公给他的封地。
且商鞅不是丞相,只是“大良造”,军功爵在此时只有十余等。
且商鞅“聚大小邑为县”,当时秦都没有设郡,遑论郡县制?(秦的第一个郡是惠文王公元前328年设上郡,樗里疾,白起,李冰都做过上郡郡守,第一个县是秦武公公元前688年没县)
惠文王时攻下蜀,蜀虽为郡,但同封国,羁縻政策,有蜀君的。武王依旧有蜀君,小米之时虽亡蜀君,但他两个舅舅两个弟弟都有封地,才能致使私门重于公室。
孝文王才三天,庄襄王封吕不韦相邦长信侯洛阳蓝田十万户,始皇亲政前,嫪毐有山阳地为毐国,到这里都跟秦统一的“郡县制”没关系,跟“二十等军功爵”里的“彻侯”没关系,跟三公九卿里无相邦没关系。
ps:秦出土各类器械只刻有“相邦”没有“相国”哈,汉才有相国,为避讳
因为传统里左右丞相跟相邦是能并立的,相权真正说的是“相邦”,左右丞相是“相邦”的副手,秦相邦表如下:
①【樛斿】334-329
(司马迁未记录樛斿,近代金石出土才还原这位初代秦相,修正秦早期相国谱系。)
②【张仪】328-322
③【乐池】318
④【张仪】317-311
秦武王二年(前309)初设左右丞相,不再设相邦;
武王死后,甘茂走,樗里子以右丞相位主政一直到死。
直到【八年(前299)孟尝君】来,秦复设【相邦】位,虽然同年就被小米逼得鸡鸣狗盗逃秦了,第二还合纵几国伐秦狠狠给小米一个报负,但从这里也看得出来,小米一直主执国政,不是宣太后or所谓楚系外戚的傀儡呀。
而小米九年,魏冉才为秦丞相,都不是相邦,且同年,小米还骗囚了楚怀王
⑤直到前288-前284,魏冉才初拜相邦
⑥【魏冉第二次拜相邦】前278—前266
⑦【张禄】266-255
⑧【蔡泽】255
⑨【杜仓(士仓)】255-250
⑩【吕不韦】249-237
秦第一个相邦樛斿事,可见【相邦樛斿戈】
与《秦封宗邑瓦书》:
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胙)。
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
取杜在酆邱到潏水,以为右庶长歜宗邑。
乃为瓦书,俾司御不更顝封之,曰:子子孙孙以为宗邑。
顝以四年冬十壹月癸酉封之。
自桑陴之封以东,北到桑匽之封。
这是惠文王四年时【周显王致文武胙】事件。
文武胙特指周王室宗庙祭祀文、武二开国先王的祭肉。
周代礼法中,宗庙胙肉原本只分给周同姓宗室;
异姓诸侯能获赐文武胙,等于周天子公开承认其霸主级地位,是天下诸侯里顶级政治殊荣
而当时魏惠王、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徐州相王),公然僭越周天子名分,彻底打破春秋以来“诸侯不得称王”的礼制底线,让周王室颜面扫地。
周显王无力制裁魏、齐两大强国,便只能采取外交平衡:在惠文君初年,楚、韩、赵、蜀遣使朝秦,俨然西边最强。
故周借势也依势,赐文武胙抬高秦国地位,用秦国制衡魏、齐两大僭越之王,借秦牵制中原霸主。
赐胙后,秦国名义上已经是和魏、齐对等的最高诸侯位置了,且秦能食周宗祭祀文王武王的胙肉,怎么可能是蛮夷呢?
于是惠文王效仿三晋设立相邦,拆分原本大良造军政合一的权力,相邦为百官之首、政务总领。
秦孝公时代最高实权职位是大良造(军政一体);樛斿任从【大良造右庶长】到【相邦】,是秦官制的又一次制度改革。
在相邦之前,【庶长】才是实权职位,意为众庶之长,这个庶既是有别于秦嬴嫡支的宗室庶子,又意为秦之黎庶,包揽宗室权力与民间力量,揽尽军政财权,可见权力之大,所以多位秦君与太子被庶长杀废:
①宪公有太子说,宪公死后,三庶长废太子说,立宪公幼子出公,太子说蛰伏三年,三庶长又废出公,立太子说即武公。
②怀公被庶长逼得自杀
③灵公有太子渠梁,灵公死后,其叔父简公夺位。
④灵公太子渠梁在简公孙出公时,联合左庶长发动政变夺位
有四大庶长:
①大庶长:旧体制里秦国政务一把手,赞辅国君总揽国政,近似后世丞相,权力极大,甚至可以干预国君废立,是旧制度下行政最高职位
②右庶长:王族重臣执政
③左庶长:外姓大臣最高实权岗位(商鞅初入秦就是左庶长,凭这个官位启动第一次变法)
④驷车庶长:专管宗室王族事务
等第一次变法取得成效,秦军在元里击败魏国,斩首七千,攻占少梁,孝公十年,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让大良造爵位绑定全国军政最高实权,集行政、兵权于一身,架空旧庶长贵族体制。

但不管庶长还是大良造还是相邦,通通“分土授官”哈。
而左右丞相依秦惯例是右>左,从秦虎符文字可见一斑:
①杜虎符(惠文王时造)
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
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
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 。
②新郪虎符(战国晚期秦)
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
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
燔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
③阳陵虎符(秦始皇帝统一后)
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 。
军权是第一大权,从调兵虎符上“右在君”“右在王”“右在皇帝”都可见秦对尊位的偏好了。
“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樗里子甘茂列传》
相邦的副手们如下:
①【右丞相·樗里疾】309-300
(昭王七年死,葬于章台东,佐三代秦王,武能取汉中地,文能号智囊,但也有封地严道县哈

故又号严君疾,樗里是他墓地: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
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
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
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幕。”)
①【左丞相·甘茂】309-307
②【奂·右、金受(殳)·左】300—299
(七年丞相奂殳造戈,八年相邦薛君漆豆,实证秦相邦与丞相可同在)
③【楼缓·右、金受·左】前298—前295
④魏冉(第一次)|右丞相|前295—前292
⑤触(烛寿)(向寿)|右丞相|前292—前291
(其实也弄不清楚这三个名是不是一个人,但可能是,第一个人名出自:丞相触戈,《殷周金文集成》编号 11294:“□年。丞相觸造。咸工帀葉。)工武。”,战国秦昭襄王时期青铜戈
二出自《资治通鉴》:秦魏冉谢病免,以客卿烛寿为丞相。
三《樗里子甘茂列传》:向寿者,宣太后外族也,而与昭王少相长,故任用。)
⑥魏冉(第二次)|右丞相|前291—前288
始皇免吕不韦后,秦不再设相邦:
右丞相/颠/247-231
左丞相/启/247-222
右丞相/隗状/230-222
右丞相/王绾/221-214
左丞相/隗状/221-214
右丞相/冯去疾/213-208
左丞相/李斯/213-208
中丞相/赵高/208-207

秦始皇定冠服
首先,周礼的衮冕是被始皇废了的,皇帝穿上天子衮冕是东汉明帝二年(59年)。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及秦皇并国, 揽其余轨,丰貂东至,解豸南来。....除弃六冕,以构玄为祭服。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提出了服饰差异的四种类别:
“自然差异”——依据人群所在的地理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喜好偏向有关
“职事差异”——根据不同的职业有关,比如警察穿的警服,医生穿的白大褂
“场合差异”——在家里就比较休闲,在隆重的典礼上就比较正式
“级别差异”——阶级之分,区分尊卑贵贱,通过某一东西的有无或数量制造出差别。
周礼冠服以“级别差异”为主,而秦制冠服以“职事差异为主”,这一转变,就来自于【秦始皇定冠服】事件——
《后汉纪》“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礼,周衰而其制渐微。 至战国时,各为靡丽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赐百官。”
秦始皇把掳获的列国冠服,包括王冠,分给了御史、侍中、谒者、 郎中等近臣戴。由此,战国的新兴冠服在秦欢聚一堂,并以全新方式与王朝等级制配合起来。这是中国等级服饰史的一大转折。
秦始皇拿列国的王冠赐百官,其赐冠之法,“职事分类”的意味特别浓:他是按职事、职类来赐的,而不是按秩级来赐的。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对此事论述摘录:
通天冠据说是秦冠;
术士冠则是“吴制”,非秦产。
獬豸冠据说是楚国的王冠,有獬豸之象,秦灭楚而得之,赐给了御史戴;
远游冠据说也来自楚国的王冠,秦汉统治者给太子诸王戴,改其名称为远游冠;
惠文冠据说是赵国王冠,上垂貂尾,秦灭赵而得之,赐给了侍中戴;
高山冠据说是齐国王冠,秦灭齐而得之,赐给了谒者戴,一度连小吏贱民都戴那高山冠了。
赵国还有一种鵔鸃冠,冠上饰羽,也是王冠,秦汉时却成了侍中、郎中之冠大概也始于秦始皇的“收而用之”。
“丰貂东至,獬豸南来”,列国之冠在新的土壤中滋生出来,冲破了周朝礼服传统,又在秦欢聚一堂了。展示罗列被“收而之”的各国冠服,也就是在展示泰始皇混一六合、天下一家的光辉业绩。
在服饰史研究者看来,秦始皇收六国冠服而用之,表明那些冠服被沿用了,是“连续”,但从“冠服体制”,即从冠服的分等分类与帝国品位结构的配合看,则还能看到“断裂”与“创建”。
秦始皇赐冠时,他重新确定了那些冠的用法,昔日的王冠,转给御史、侍中、谒者或郎中戴,列国的王冠,由此割断了其旧日用法,那就造成了“断裂”。
它们变成了官员的服饰,以全新方式与王朝等级制配合起来, 新的冠服体制被“创建”了。
秦始皇把列国王冠戴到自己近臣的脑袋上,其时一定洋洋得意,我们则看到了“断裂”和“创建”的双重意义。
还要注意,秦始皇“锡百官”做法,其“职事分类”的色彩特别浓,即,是按官职的类别赐冠的,是让某一职类官僚的戴某冠,而不是让某一等级的官僚戴某冠。
秦的冠服体制体现了一种“不同冠服用于不同事务或人群”的精神,“职事分类”的色彩,显然是很浓重的。可以从秦官僚政治重事不重人、其品位结构相对松散、一体化程度不高等方面,理解这些特点。
……
秦汉新冠服却不是“度爵而制服”的。
秦始皇把列国王冠赐给近臣,系依职而赐,不依爵级而赐,汉廷文官服进贤、武官用武弁,其余职类各有其服。
就现有史料看,秦始皇所定的新冠服体制,与二十等爵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同职类穿不同冠服,你穿你的、我穿我的,就不利于等级比较。
秦始皇定冠服,依“职事分类”,儒生传礼制,重“级别分等”。
在同一时间,帝王与儒者以不同思路规划冠服,泾渭分途。
儒生是“周礼”的传承者,他们规划冠服时,把周朝贵族时代的等级礼制传承下来了。
秦始皇却是贵族政治的终结者,纳六国冠服于一廷,显示“六王毕,四海一”,中央集权时代到来;
依职类而不是依爵级赐王冠,暗示贵族等级制已成明日黄花。
周朝贵族与其传统服饰如冕服、玄冠、皮弁等,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一大批新式冠服在战国秦汉涌现;
在这背后,就是一大批新兴人员和新兴职事的拔地而起。那些职事,对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不容马虎;而对那些人员的个人荣耀与服饰尊卑,统治者一时操心不多。
好比黑心矿主雇了一群劳工,随他们穿什么好了,卖力干活就成;若手头贩来了一堆旧衣服,也是随意发、随便穿。
皇帝似乎没有太强的迫切感,觉得必须去精细区分官场尊卑、确保官贵的荣耀体面,对不同职位做纵向大排队,并以繁密等级服饰体现之只要各项职事都有人在干,皇帝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那些人的服饰各异,缺乏一元化的可比性,皇帝的脑袋里还没多想那个事情,用梁数大致把官员分为三大段落,就可以了。政治精神就是“以吏治天下” 其官阶用“职位分等”,给官僚的品位特权远不如前朝后世;
帝国初期的新式吏员刚刚登上政治舞台,还没来得及发展为一个官僚阶级。
但随政治演进,官僚在神州大地上逐渐扎下根,官僚等级与官场尊卑越来越严明,越来越精细,冠服体制也越来越严明,越来越精细了。
明代的朝服高度“一元化”了,不论文官、武官还是法官,一律梁冠,赤罗衣、赤罗裳,然后再用九等梁冠区分高低——让不同职类穿同一种冠服,就便于进一步用服饰细部来区分尊卑、比较高下, 从而强化“级别分等”了。
这便是秦的衣冠之礼了,也是礼的革命,正如对民之称“黔首”,一揽所有,直观明了,毕竟就算是百姓,在那个时代,有得是人没有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