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曰:陈轸适秦,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

小米和杨柳的关系:长杨宫长杨榭与霸宫芷阳宫
《三辅黄图》云:“长杨宫在今厔县东南三十里,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门曰射熊观,秦、汉游猎之所。”
“长杨榭,在长杨宫。秋冬较猎其下,命武士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
《汉书·地理志》注云:“盩厔有长阳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
小米真的很爱游猎,他那时还发明了“射虎车”。
而因游猎,小米跟始皇有如此联系:嫪毐之乱后,始皇软禁其母的棫阳宫,据《三辅黄图》载“棫阳宫,秦昭王所作”。
1982年在凤翔县南东社遗址上采集到一个完整无缺的“棫阳”云纹宫当,同时还发现战国斗兽纹瓦当——棫阳宫在雍城北园中。
北园是四周围以篱笆或围墙,种植蔬菜花果,畜养禽兽,供秦君及王公贵族游赏打猎的苑囿。
《诗经·秦风·驷驖》就是叙述秦君带着儿子,乘四匹黑马驾的车子在北园打猎的故事。其中有诗句云:“游于北园,四马既闲。”
而秦最出名的游猎场所【上林苑】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目前断定是最早由小米修建,《说文解字》:“苑,所以养禽兽也”,在小米时期,至少已经有“五苑”——《韩非子·外储说下》:“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
小米与白起年轻时,君臣游猎,自是常态,如长平时亲上战场征兵压阵以助白起成合围之势,而我之前写小米与白起的【霸桥柳】,也是因小米的【芷陵】所在的【芷阳】处所立的【芷阳宫】本就是扩建穆公改滋水为霸水后所建的【霸宫】而来(也是因这个,猜测小米觉得穆公霸来霸去的,有点太直接粗俗了

)。
关于杨柳我很喜欢一首词

《蝶恋花——答李淑一》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肠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下面是我写这篇文章时的随笔《稷则侧,正择政》:
现在是盛夏,我会想起汪曾祺的《夏天》: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而我个人眼里的嬴稷就是这种感觉,他好郑卫之音,乃古儒生眼中的靡靡之音,亡国之调,他就这么离经叛道,旁若无人的听着,任贤德高士们鄙夷;
嬴稷又有一名为“则”,通“侧”,而齐国有一个侧门边的学宫就叫稷下学宫,所以小米的稷可能不是社稷“小米”的意思,而是一边的人(或有辅佐之意)
他年少在燕为质,后为西秦之王,似乎总在一侧,与正中相对,行为举止也被东方诸贤贬骂为“无耻贪狼”。
好在他不装不图虚名伪饰,无耻就坦坦荡荡地无耻,不行正,那也正好把周礼最后的糊裱纱扯下来,战国纷争频频如似脓包几肿,非得戳破挑出脓水,伤口才能有真正的呼吸,好再长新肉。
秦起襄公,保周社稷而始国,周又亡在秦襄王手中,成秦霸主之业——嬴稷这位掀了周社稷的秦王,是位把战国争霸逻辑吃透的恣意逍遥人,贡献了半本成语的狂野做派不必多说。
但他也一直在战国的逻辑里,执秦权柄的56年间,一直延续历任秦君着孝公“复穆公霸业,与之分土授官”的路线,与自襄公“独祀白帝”起僭越天子的野心。
他先声称“帝”46天后,又真的把天子拽了下来,把象征夏商周三代最高权力的九鼎迁入秦宫,让掌控着话语权的东方诸国,再也不能用方位的“西霸”轻视这天下“独霸”的秦。
可自第五十年拽天子后呢?
他生命还剩下最后六年,这六年他作为灭亡周室的天下新主,是该构建天下新秩序的。
可秦内部直到《吕氏春秋》里都还在哀嚎“世无天子”(《谨听》:无道,流于而灭乱,无天子十一年。
《观世》:天下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疆者胜弱)
他既不做“天子”,也不复“帝”号,至死为“秦王”,没有再向前迈一步,没有给那个“已无天子”的世界一条新的正道,就仿若周天子的已无,只是战国里一个不起眼的一场灭小国的战役而已。
或许是因为春秋战国600年的战争已经使各国失去了离心力,毕竟各地文字都已经难相辨认,血海尸山使得各国之间的鸿沟不能让天下诸国再齐向一道。而那时他也已经七十岁了,还赐死了白起,范雎不久后也弃世去。
比起“天下秩序”这个玄而大的东西,他更在乎眼前的“西秦”在他这个行将就木的老王手中是否还能□□“霸业”。
这依旧是战国的逻辑,依旧走在战国的老道上,哪怕他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他也只能这么走着,因为秦王已老,他没有时间去完全消灭这个旧世界,也没有心力再去构造一个新世界了。
而改变世界的,总是一副年轻的身体与心跳。
我想,历史上这位70岁的老秦王在拽下天子迁来九鼎于秦时,必然也在发问:“这天下接下来的正道在哪里呢?那是什么样的呢?”
他必然也打量过他的子辈,未来的秦王。
在他身边的子孙,一个是未来即位三日而崩的孝文王嬴柱,一个是执国三年便亡的庄襄王,会被他怎样审视呢?他可以从那两张脸上看到一个新天下的未来吗?
我想是不行的,那既然这个世道接下来还是诸王纷争的霸道,他的子孙还比不上他,能做好个秦王就到顶了,他又何必再“老夫聊发少年狂”地去撞去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新路呢,这是留一个又大又险的摊子给后人呀。
所以也甘心芸芸于诸王中,不言帝也不言天子,毕竟不聋不哑,不做家翁,他难得糊涂,跟这个世道一起混沌糊裱,做王而终。
这也是我对历史认识的一个小遗憾,秦王“侧”他本有一位名“正”的子孙,秦国亦即将迎来一位开劈天下新正道的秦君,可他至死都不知道这位子孙这个秦君的存在,甚至这个子孙跟他的品味还极像,也喜欢听郑卫之音。
或许始皇收尽天下登“皇帝”位前那句“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也是在稍稍宽慰先人,了我这个后人的遗憾。
我一直觉得始皇的名字很美,“嬴”是“夏风长嬴”,盛夏的生命力充盈着万物,“政”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或因正月而生的名“正”更是“王正月,大一统”。
但我更偏爱秦的故事,我更想将始皇名政的由来解释为秦穆公称霸前对戎人高呼的那句“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而由小米来运笔定名,皆是我私心

秦自穆公时就言“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秦不止在“法度”上高度发达,在“诗书礼乐”方面更是在襄公始国前就有建没——襄公的爷爷“秦仲”时“秦人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
在襄公始国后,其子文公更是作《石鼓文》十篇,就是一个大石头制成鼓形,共有十面,一面一文,除一磨损失色外,其余十面至今可见文,类于《诗经》四字一断的句式,更不用说《诗经秦风》中多篇都是在赞美襄公本人了。
秦“礼乐”的发源与成熟度都是远先于并远高于秦“法度”的,因为秦“法初有三族之罪”是在“文公二十年”。
且秦乐不是《谏逐客书》中“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的描述,在春秋时期,就是普遍被认为是“真夏声”的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延陵季子,春秋顶级礼乐鉴赏家、贤士)奉命出使鲁国访问,鲁国完整保存西周王室正统礼乐(周乐),季札主动请求观赏全套周乐演奏——“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
当他听到秦地音乐后,如此评价: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这件事情里,我们是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的:
①秦声属于周乐,是被最淤周礼的鲁国都认定的“正统之乐”
②秦声是被赞为“夏声”的,是被认为有秩序之美的宏大雅歌。
众所周知,在周的认知体系里,“华夏”是自我认知基点(有别于蛮夷)与强大自信来源(高于蛮夷),“乐”更是与“礼”不可分割——礼乐制度的直接体现,西周“乐悬”制度。
比起几鼎几爵的食礼等级,“乐悬”制度,更能体现“礼乐”对周体系下贵族的等级分割,《仪礼·燕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
而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史学界断为秦文公到秦宪公时)发掘的中的乐器坑中南侧的铜钟镈与钟架,北侧的石磬与磬架与器上铭文,还有襄公之父“秦庄公”的“不其簋”与宪公儿子“秦武公”的“秦公钟”,不仅体现了秦对周“乐悬”制度的良好接受与运用,更体现出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况下,秦有意识的对周文化与制度的吸收与继承。
再到秦景公(穆公之后的第四任秦君)大墓里26枚残编磬上汇出的37字铭文:“汤汤厥商。百乐咸奏,允乐孔煌,钼铻载入。有竌载漾。天子宴喜, 共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宓平。”
可见哪怕是在“交交黄鸟”后“诸侯卑秦”,视秦“与夷翟同俗”时,秦内部依旧以乐为雅,心向“天子”的。
而至秦孝公任商鞅变法,徒都咸阳之际,对于秦之礼乐,更是被记为“璠玙之乐”与“昭华之管”——《西京杂记》:“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缀花彩,严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众乐皆作,与真乐不异焉。
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微,皆用七宝饰之,铭曰: 璠玙之乐。
玉管长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
在丁宏武的《考古发现对西京杂记史料价值的印证》中《西京杂记》中诸多记载已为现代考古资料所证实。
《秦政治文化研究》中亦指出“秦国乐器主要有缶、筑、琴瑟、箫、笙、筝、鼗鞞鼓、埙、篪、柷、敌、磬、镈、钟、𬭚于等,现代意义上的打击乐、管弦乐、吹弹乐都已具备。”
因为秦地本周原啊,自秦文公起“收周之余民”,到秦武公势力扩张到华山,完成秦建国初期六位君王恰一百年的使命,与平王之约“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凤鸣岐山,文王都丰,岐丰之地,周原正统,西周根基所在,约3百年华夏礼乐浸染之地,他的礼乐怎么会是击瓮叩缶歌呼呜,呕哑嘲哳难为听呢?
且哪怕是秦还为周之附庸时,在“秦人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的秦仲时期,那也是西周刚结束共和
(礼乐制度本来就是用来调和西周贵族阶级内部统治矛盾的东西,周厉王时期国人暴动以至召周二公共同执政13年,已经反映出周的礼乐已经无法调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至于统治阶级的中下阶层诉诸武力,故结束共和之后,对于周王室而言,调整礼乐是势在必行的事情),还位宣王,周的礼乐重新整理的时期(秦仲是周宣王亲家封的大夫)。
商有甲骨,周有金文,金文就是在我们现在所见的青铜啊,而那时称作“吉金”的材料上铭刻的文字,而“乐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吉金钟,钟上录刻铭文是普遍操作,是以,从周秦文字中也可见秦礼乐文明的成熟与发达。
秦仲为大夫的时期,正是西周的“宣王中兴”,必然有对西周礼乐的整理归纳与总结,而在文字上,宣王有一个臣子“太史”作“史籀十五篇”《汉书·文艺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西周宣王时代的青铜遤鼎上找到了“史留”的名字,《秦文字研究》认为【“史留”即“太史籀”,“留”应当是本名,从“竹” 表示竹木质简牍,从“才”表示写字的动作,继而组成了“籀”,这基本证明了这段记载确为事实,又说明了汉字史上所谓的“籀文”出现的原委。】
这也是古代汉字经历的第二次大整理,籀文从古代的颜师古到当今学界都是认为“约等于大篆”的,
文字在战国以前一直是统治阶级内部掌握工具,毕竟我们都知道,学习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文字的,口口相传的技术做到头了,也只能够成为工匠,而且会因为记忆的磨损,使得技术出现散佚,但3000年之前的文字,只要被记载在载体之上,就有重现,为后人解读学习之日。
而文字登记土地、赋税、户籍、工匠名册、水利工程数据、器物制式契约、军功封赏、粮仓账目的作用,更是成为管理土地、劳动力、物资的必备工具,是国家层面组织大规模生产、分配物资的重要生产辅助资料,在社会管理体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文字还没有下垂到庶民阶层(孔子私学有教无类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此)的商周西周时期,可以说是,能够学习文字的人必然是垄断着生产资源的分配决定权的贵族。
在《秦文字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古代汉字经历过三次大整理,第一次大整理是在商时期,第二次大整理是在西周宣王时期,第三次大整理就是秦的“书同文”,而汉字的第四次大整理则是在进入电脑时代之后。
梳理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秦嬴一族,没有错过古代汉字三次大整理的任意一个时期,且主导了最重要的汉字第三次大整理。
在汉字的第一次大整理时期,主导者是商王与贞人集团,属于是商统治阶层最核心的那一小块人,而秦嬴一族,不仅与商王血脉共享“玄鸟陨卵”这一初生神话,且秦嬴的直接先祖“恶来”战死于牧野之战,更是商王朝覆灭的直接标志,这样紧密的一个族群,怎么可能会没有直接参与商时期汉字的第一次大整理呢?
纵使在商灭亡秦嬴一族被赶出中原已有百年,可周孝王封非子于秦,秦复续嬴姓祀,号曰秦嬴,到秦仲被封为“大夫”,秦已经进入周礼贵族体系至少50年了。
而封秦仲为“大夫”的周宣王,他治下所完成的汉字第二次大整理的突出作用就是使商时期只掌握在商王与贞人集团这些核心统治阶层的文字,下垂到整个周礼体系的贵族阶层,而秦嬴一族在此时“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秦嬴一族载入华夏的时间确实是晚了,但时间却是刚刚好,能够直接经历并且吸收第二次文字大整理的全部成果,而通过文字,通过秦君此时成为周的大夫,秦人必然也享受并学习到了共和之后,宣王对周礼乐体系整理的精华。
从文字上就可见一斑,在平王东迁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有记:“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 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文字研究》亦对东周列国文字有指出:列国为了寻求政治上的独立,逐渐以文字为敏感的工具,在形体处理上越来越脱离传统,形成自己的面貌,越往战国时代去,此风越为强烈。这种实际上的对商周汉字体系的破坏,假以时日,是否会造成质变性的革命,目前已无法讨论,但是是秦文字中止了这种日渐深刻的变化。
因为东周文字中只有秦文字全盘吸收了西周后期汉字第二次大整理的成果,而三晋、燕、齐、鲁、楚、吴、徐等国虽然在春秋早期也是基本遵循第二次大整理的成果,守着西周晚期籀文的基本规制,但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宗周籀在这几个国家很快就离散了。【摘于《秦文字研究》】
从宗周籀文大篆到秦孝公18年的“商鞅方升”铭文上成熟小篆,其间秦德公(秦穆公他爹)徒都雍城后的秦公簋铭文字体初步开始了由籀文向小篆的演变[秦小篆不是秦统一后的发明,而是秦对宣王太史籀文吸收后600年有沿有革渐进发展出来的],都可见出秦小篆对汉字古文字系统的一脉相承,且也正是秦小篆完成了对汉字古文字系统的总结。
孝公徒都咸阳,商鞅开始第二次变法,军功爵制促进了秦内部阶级的流动,严密的秦法与之相匹配的庞大文书刀笔吏系统也开始出现,小篆已经成熟,秦的隶书也由古隶迈向今隶,甚至有了早期的楷书——一个陶罐上的“咸里䌽磘”四字。
秦隶书使字体变得简易书写与辨认,且由于礼崩乐坏的时代,私学的出现,诸子百家的广收学徒坐而论道,到秦大一统之后设立学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字最终下垂到了平民百姓阶层。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行政的力量推动全国文字的改革与发展,日益多见的秦出土文献表明,秦隶书逐渐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字的使用普及到了包括士兵,市民甚至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将其评定为与大一统事业同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汉字扫盲运动并不过分。
也从这里,秦以秦隶书开启了今文字系统的大门,完成了汉字的第三次大整理。【整理改编摘于《秦文字研究》】
文字的成熟也能体现出文明的成熟,有如此成就的秦文字,必然有与之相配的精神思想素质建设,秦讲实用主义并不代表秦在“礼乐”方面发展的停滞与落后,更不用说,秦已有专设的乐府,仅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也可见秦人对秩序之美与物态审美有了追求,鲁迅曾提出“闳大”的看法,闻一多则概括以“凡大必美”。
再看回文字,《秦文字研究》有力地指出“秦始皇帝是全面的推行者,他一方面以秦小篆为代表,对古文字进行总结,四处巡游,以秦小篆刻石昭告天下。
一方面大力推行以历为师,罢六国文字不合于秦者,实际上支持了秦隶书的普及和发展,属于今文字系统的汉字作品至此层出不穷,所以秦统一前后在秦小篆和秦隶书的发展和行用上,可以说秦始皇帝嬴政是第一推手”。
秦始皇帝雷厉风行地统一天下,又毫不拖泥带水的完成第三次汉字的大整理,在泰山封禅时又弃用儒生淤古不化的旧俗,自创秦礼祭祀,刻石告天,秦文明的气象与这位统治者必然同频共振,秦之礼乐自然也如此精简而雅,闳放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