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渭水横桥与黄河上第一座桥的修建都是在秦昭襄王时

引申:海上秦桥与瀛壶跟秦始皇对海洋的探索
唐•李贺
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
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
顾况《送从兄使新罗》
曙色黄金阙,寒声白鹭潮。
楼船非习战,骢马是嘉招。
帝女飞衔石,鲛人卖泪绡。
管宁虽不偶,徐市傥相邀。
独岛缘空翠,孤霞上泬寥。
蟾蜍同汉月,蝣蛛异秦桥。
水豹横吹浪,花鹰迥拂霄。
晨装凌莽渺,夜泊记招摇。
几路通员峤,何山是沃焦。
刘长卿《登东海龙兴寺高顶望海简演公》
烟开秦帝桥,隐隐横残虹;
蓬岛如在眼,羽人那可逢。
宋•刘筠《汉武》诗句
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沈波。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谢翱《采药》
土植皆为药,山枝不满樵。
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
拟候槎回汉,宁甘客老辽。
却寻徐福岛,因问秦皇桥。
于彼看日出,羽旌焉可招。
明·杨慎《毛女引》
雌鼇架涛擎海赑,秦桥远见扶桑翠。
徐福楼船去不还,江璧俄传苍水使。
椒烟兰雾卷衣人,化作乌骓一炬尘。
老龙鳞下毛衣女,独坐莲峰问几秦。
王世贞《和峻伯蓬莱阁六绝》其四
早晚苍龙自在眠,春波织就蔚蓝天。
风雷忽卷秦桥去,日月还依禹碣悬。
清•王士禄《虎头崖观奇石歌》
虎头之厓渤海隅,共言奇绝天下无。
韩隆《山东通志》卷《乐府》
嬴皇鞭石渡海水,秦桥如指通瀛壶。
沈佺期《登瀛州南城楼寄远》
北尽燕王馆,东余秦帝桥;
晴光七郡蒲,春色两河遥。
晋·王嘉《拾遗记·高辛》:
[三壶,则海中三山也。
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
形如壶器。]
渊源自《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 瀛洲。
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
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
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
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
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
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
这一叙事中渗入了战国以来仙道思想的色彩,蓬莱等三神山具有与世隔绝的仙岛乐园性质,俗世凡人无法登临。
到《列子·汤问》,在原有“海上三神山”之外,增加了岱舆、员峤二山,方丈衍为“方壶”,并结合《大壑归墟》神话、《巨鳌戴山》神话以及《龙伯大人钓龟》神话,遂使此神话日益丰富。
而在《拾遗记》中将瀛洲称“瀛壶”,蓬莱称“蓬壶”,以“壶”为三山统一造象。
大海茫茫无际,充满了历史想象与神话色彩,而这2000年来不断被提起的秦与始皇,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在秦军东进的兼并战争中,秦王政曾经三次出巡,至洛阳,至邯郸,至郢陈,都有前敌指挥或抚慰远征将士的意义
[

始皇是上过战争前线并亲自指挥过的

]。
统一实现之后,他以“始皇帝”身份五次出巡,则有“临察四方”“存定四极”的意义。
其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十年间四次行临海滨。此后两千年的帝制时代中,只有汉武帝超越了这一记录。
秦始皇巡行海滨,经历黄、腫、成山、之罘、琅邪、碣石、会稽等地方。
秦驰道经营,通达“燕、齐”,“濒海之观毕至”。9辽宁、河北的考古学者在渤海西岸发现了大型秦代宫殿遗址,可以说明“并海道”的交通等级。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来到琅邪,刻石文字出现,张守节《正义》:“言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琅邪台下,十人名字并刻颂。”
所谓“与议于海上”“议功德于海上”,实在是极特殊的议政形式。
“海上”,作为最高执政集团的议政地点,对于秦王朝政治原则的确立,如所谓“并一海内,以为郡县”等,或许有某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
这篇“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的文字,诸臣“名字并刻颂”之前写道:“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临于海”,到达了“东抚东土”的空间极点。
秦始皇在“初并天下”后不久,即“亲巡远方黎民”“周览东极”。
又“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 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刻石内容明确说到“琅邪”:“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二十八年)帝之琅邪,道南郡入。”
秦始皇“南登琅邪”,心情甚好,竟然在这里停留了三个月,这是他执政以后在咸阳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在出巡途中尤其异常。
迁三万民户到琅邪在秦强制移民的行为中,是组织向东方迁徙的唯一一例。
其规模,也仅次于“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复十二岁”即免除移民十二年的徭役赋税负担,这种特殊的行政决策,应有特殊的动机。
琅邪地位之重要,除了作为齐地“四时主”(即四季神主)所在而外,曾经是越国都城也是因素之一。
越王勾践从会稽迁都琅邪,有经历海路的记载。
而诸多迹象表明,琅邪是东海大港。
《括地志》引吴人《外国图》说“亶洲去琅邪万里”。
《后汉书》李贤注引《外国图》说:“君子”国“去琅邪三万里”。
都指出通往东方海上远国的航路自“琅邪”起始,已经有相关里程记录。
又《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说秦置琅邪郡,王莽改称“填夷”,而琅邪郡属县临原,王莽改称“填夷亭”。
以所谓“填夷”(即“镇夷”)命名“琅邪”地方,体现其联系外洋,可以威慑镇抚远岛“夷”的势力的交通地理地位。
汉初王仲“琅邪不其人”“浮海东奔乐浪”,不能排除从“琅邪”直航“乐浪”,到达朝鲜半岛北部的可能。这是距离秦始皇时代并不很远的史例。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事:“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对琅邪的特别关爱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似乎对东方海岸线的关注视点或者焦距发生了变化。
从琅邪至朐的空间移动,除了“秦东门”在咸阳正东方向之外,或许与南海置郡有关。
因为“南海”形势的变化,海岸线的中点向南移动了。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应当完成了对岭南(今两广地方)的全面的行政控制。
然而《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记事内容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可知向岭南的拓进应当在兼并六国后随即开始。
《史记》 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的记载:“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
指出“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军在灭楚之后,随即已经开始“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进军“南海”,是秦统一的军事主题之一。
由此可知,秦统一的规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国。所谓“六王毕,四海一”,以为秦统一只是结束了“六王”的统治,是一种对于秦统一规模的认识偏于保守的历史成见。
而“四海一”如果理解为秦帝国疆域包括了面对今天“南海”的地方,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判断。
秦进军岭南,并置桂林、南海、象郡,使得秦帝国的版图在南方超越了楚国原有疆域,而中原政权控制的海岸线亦得以空前延长。
这一举措对于中国海疆史、 海洋资源开发史和海上交通史意义十分重要。
考察西汉时期南洋航路的开通, 不能忽略秦始皇时代前期之功。
秦南海郡所在地方后来成为南洋航路的北端起点,是秦代海洋史研究应当关注的现象。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对于“望于南海”一语,或许可以理解为当时秦始皇以为“会稽”面对的海域就是“南海”。
但是更有可能是他的海洋知识中已经存图了这样的信息“南海”郡名指代的“南海”与“会稽”海域已经形成了交通航路。
顾实在《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一书中写道,孙中山曾和他谈起上古东西海道交通。“先总理孙公告余曰:‘中国山东滨海之名胜,有曰琅邪者,面南洋群岛有地日琅琊(Langa),波斯湾有地亦日琅琊(Linga),此即东西海道交通之残迹,故三地同名也。’英文地图一一指示余。煌煌遗言,勿能一日忘。”
“琅邪”地名因航海家的活动得以移用至航线上其他地方,是可能的。考古学者在斯里兰卡发现秦半两钱,说明《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记述的西汉南洋航路抵达这一地区的情形,在秦代或最晚至汉初已经实现。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说:“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香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
在秦代以后“南海”地方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通过海路实现对外影响的强辐射带。而海外文化传入中土,这里也是首先登陆地点。
从这一角度看,秦始皇“南海”置郡是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出,曾经“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解释“人海求神药,数岁不得”的原因在于海上航行障碍:“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随后又有秦始皇与“海神”以敌对方式直接接触的心理记录和行为记录:“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日:‘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 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亲自以“连弩”射海中“巨鱼”,竟然“射杀一鱼”。对照历代帝王行迹,秦始皇的这一堪称行为政治的表现,可以看作中国千古之最,也很可能是世界万国之最。
通过司马迁笔下秦始皇“自以连弩”射杀“巨鱼”的故事,我们看到秦始皇挑战“海神”的意志。
“连弩”是可以“连发”或“并射”的可以显著提升射击效率的先进兵器。汉代军事史记录中有在与匈奴作战时使用“连弩”明确信息。
“连弩”作为军事装备应用于战争较早见于《六韬·虎韬·军用》和《墨子·备高临》,很可能已用于秦兼并战争的进攻实践。秦始皇亲自使用“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又“见巨鱼,射杀一鱼”,说明他面对海上“恶神”,不惜动用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必欲“除去”的决心。
秦始皇亲身的航海实践,为当时海上航行的社会积极性又提升了热度。秦始皇浮海行进,应当看作秦交通史非常重要的现象。
出自《秦交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