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辅黄图》认为是秦惠文王时建造的,“阿房宫,亦名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

秦有“都水”官职专管“治水”,但“都江堰”定名是在宋代,因《宋史》首次将“都江堰”载入正史,才从此定名,并沿用至今。
“都江”是“成都江”的简称。
“都江堰”的名号变迁:
①最初记录是司马迁《史记》的“蜀守冰凿离碓”。
“离碓”,只是宝瓶口山体的名字。
秦时,都江堰被称为“湔堋”,因旁边的玉垒山古称“湔山”,且当地氐羌人习惯称堰为“堋”而得名。
西汉景帝末年,文翁“穿湔江口”,进一步扩大灌区。因此堰临近湔江,故《华阳国志》以“湔堰”称呼它。
东汉时《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堋太守史郭择赵汜碑》碑文记:“择、汜受任监作北江堋”。蜀汉诸葛亮称“都安堰”
左思写《蜀都赋》“西逾金堤”,以赞美都江堰的分水堤“鱼嘴”的坚固,如金石般屹立千年,无惧岷江千里雪。
到唐代变为侍郎堰。彼时岷江水患频发,渠首工程亟待修缮。一位官至“侍郎”的朝廷官员临危受命,亲赴都江堰督修水利,百姓因感念其治水之功,便唤这座堰为“侍郎堰”,记传《新唐书·地理志》。
到了中唐时期“楗尾堰”,《元和郡县图志》清晰记载了它的核心工艺:破竹为笼,填石为坝,层层堆叠,拦截江水。没有钢筋水泥,全是竹笼卵石。但就是这套看似朴素的楗尾技法,凭借就地取材、灵活修复、遇水更坚的特性,沿用千年,撑起了世界级的水利奇迹。

资料来源: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都江堰根本不叫“都江堰”?两千年来,它的名字藏着半部四川史》

昭王陵、白起灌鄢与秦水利关系灵感与观点来自《秦农业史新编》P108~109:
长期以来,人们在称道秦水利成就的同时,却忽略了秦水利知识和水工技术何以在战国末期迅速积累提高的直接原因。农田水利作为重要的农业基本设施,固然会得到国家的重视,但具有投资周期长,效益要经过较长时期才会逐渐显示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统治阶级并不能立即感受其必要性与紧迫性。而战争之进行、陵寝之兴筑,则迫在眉睫,常被视为国之大政立刻付诸实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水利技术之进步正是在战争工事与陵寝工程的兴筑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初秦末期,随着秦国势力东扩,秦与晋、魏间的军事行动逐渐增多。为了防御敌方进攻,秦利用自然地形、河道以筑防御工事。其中加固增高河堤等,被称为“堑”或“城堑”。秦厉共公十六年(前461)“堑河旁”;秦灵公八年(前417)在湍急的黄河岸边筑防御堤,即所谓“城堑河濒”3;秦简公七年(前408)在洛水旁建防御堤筑重泉城,即史载“堑洛。城重泉”4。这些工程积累了建筑堤防的经验和技术。至公元前279年,白起率军攻鄢,楚军在此集中主力与秦决战,相持不下。白起下令在鄢城外百里许的地方立堨(以土障水)壅西山长谷水,并凿渠(后代称为长渠,亦名白起渠),下面陂地泄水以灌鄢城,结果使鄢城一片汪洋,楚军死者数十万。白起灌鄢,堨、渠、陂配套,水利技术已渐成熟。
秦早期国君陵寝分布在关中西部渭北比较宽平的雍岭塬上。这里海拔较高,黄土深厚,水位较深。秦公一号大墓深达24米,但是仍未穿透地下水层。故秦雍城陵园区虽然工程规模宏大,仍属土木工程范畴,暂与水利无涉。自秦昭襄王起,开始营建芷阳陵区,史称东陵。这里地处渭水南岸,骊山西麓。由于山前冲积扇地形和秦岭北麓湍急的溪流、丰富的地下水,使筑陵工程水利问题渐受重视,上升到主要矛盾之一。
据考古发掘证明,雍城墓地陵园外围之兆沟都是人工开挖的壕沟,而芷陵陵区除设置人工兆沟而外,多数是利用诸溪所成天然沟堑来划分每座陵园之兆域。 兆沟由最初之防御、维护作用逐渐兼具防洪排水功能。秦东陵一号陵园的西、南两条兆沟皆借用小峪沟河道所成。该峪沟之流向,本应随君王岭之走向呈西北向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峪河至范村西后即西向直流,构成陵园的南北沟; 沟水流至洞北村后又改为北流,“北流的小河峪即为一号陵园的西隍壕(即兆沟)”1。根据河流发育规律,自然河道呈90o直折改变流向者甚为罕见。小峪沟在短距离内连续出现几次直折现象,据推测或与筑陵时“人工整修”河道相关。
秦东陵发现的“亞”字形墓葬是帝王级别的陵墓形式。其墓室顶部面积、墓深、总体积均超过雍城秦公一号大墓。据有关资料分析,关中盆地的秦岭北麓属于地下水强富水带,在地下十余米深度时即遇浅部潜流。东陵一号墓深26米, 如何排、防地下水,想必是东陵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秦大型水利工程始兴于昭襄王、孝文之间,这一时间恰在秦营东陵之后不久,这绝非巧合,而是具有某种必然的渊源关系。


秦桥
①黄河历史上第一座常设的桥是秦国修建的
《史记》卷五《秦本纪》:
[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
张唐攻郑,拔之。
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
龁攻邯郸,不拔,去, 还奔汾军。
二月余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
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
【初作河桥】。]
《秦交通史》有记:
[《艺文类聚》卷九引《史记》曰:“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桥。”
与今本《史记》"(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桥”不同。
《春秋战国异辞》卷二五上据“《史·秦本纪》”言,“五十年”,“初作河桥”,而同书卷首下在“秦初作河桥” 条下又写道:“一载上年。”
指出有记载秦昭襄王“四十九年”的说法。
据“(秦昭襄王)五十年”之“上年”即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初作河桥”的记载,则【白起有可能参与规划的这一工程,军事性质更为明朗。】]
②李冰造七桥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州治大城。郡治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
直西门郫江上曰冲里桥。
西南石牛门曰市桥。
其下,石犀所潜渊也。大城南门曰江桥。
南渡流江曰万里桥。
西上曰夷里桥。
上曰笮桥。
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
郫江上,西有永平桥。
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
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星桥间。”
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
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駟马,不过汝下”也。于是江众多作桥,
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
•李冰和白起都任过【上郡郡守】
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与辽宁省博物馆藏【上郡守起戈】与内蒙古准格尔旗文化馆藏【二年上郡守冰戈】与上海博物馆藏【三年上郡守冰戈】
可见,不论是白起还是李冰都有制造武器制造桥梁的痕迹与实物,反映出秦官吏及朝廷对工事建设的看重与积极。
•还有一个与上郡有渊源的秦将,那就是恬恬啦!
《秦交通史:蒙恬“临河”军事建设的交通条件》
[“北河”军事形势在秦始皇时代蒙恬九原军事经营之后,因“北逐戎狄”的成功又有改观。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其“渡河”作为军事行为记录尤其醒目。
《史记》卷一《匈奴列传》:“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所谓“因河为塞”与“临河”“渡河”“度河”等文字,体现蒙恬对北边的苦心经营,对于“河”可以阻遏敌骑,同时又对自己的军事行动亦不免有所限定的作用,是予以特殊重视的。 ]
•“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的说法也可见秦人在建筑上对天象呼应的俗例,与秦始皇“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是一以贯之的
秦人本就与汉水有渊源,秦人祖地西丘犬就在西汉水上游流域。
③始皇造咸阳“渭桥”
《三辅黄图》:
[(丰水)又东注渭水,水上有梁,谓之渭桥,秦制也,亦日便门桥。
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故《三辅黄图》:【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
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 故造此桥。
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
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有令丞,各领徒千五百人。
桥之北首,垒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
《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
[被评为2013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其文化内涵包括战国至秦代遗存。据发掘者判断,厨城门四号桥的修建年代可以确定为战国晚期。
厨城门一号桥桥桩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370年。这座南北向木梁柱桥长达880米]
《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
P13:
[秦始皇是一个有魄力的统治者,他统一了中国,造成了规模宏大的咸阳渭水水桥,长400~500米,共68跨。桥为石柱或木柱木梁,宽13~15米。桥头水中还置石刻半身水神雕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年(前220),从咸阳出发,修治通天下各地的驰道。为了交通‘车同轨’,路放宽。东南至于海,西、北至于边,规模宏大。也能想见其桥梁之盛。]
[秦时为贸迁与兼并造有很多的特殊类型的桥--栈道。
栈道修筑是万山丛中,循涧沿溪,缘山傍谷,万木向联,形成可以行走车马的道路。栈道是特种的道路,也是特殊的桥梁。]
P14:
[1986年咸阳附近发掘出的沙河桥木柱桩,桩顶焦枯,是火烧后残迹,测定年代在西汉初期,甚可怀疑是项羽所焚,是中国较古桥梁的遗迹。]
④秦基层对“桥”的看重:
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秦悼武王时期简牍关于农闲时节基层行政任务中有关交通与水利建设工程的项目,说到“除道”“利津沱(渡)”,即道路养护及津渡维修,“为桥”列为特别优先强调的工作:
[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沱(渡),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
“为桥”即营建及养护维修桥梁,成为季节性基层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
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宣布“吏”的责任时,将“千(阡)佰(陌)津桥” (143)与“囷屋藩(墙)垣”(153)、“沟渠水道”(153)并说,共同作为“为吏”必须重视修造并维护的工作。
《里耶秦简》(贰)第九层简牍可见与“桥” 有关的简文:
[XX色爰书吏以卒戍上造涪陵亭桥,虽有赀钱千三百卌四贫
X县官日除六钱(正)
X 得守(背)(八一五)
道桥毋有绝不通者X(一九四九)]
简八一五“亭桥”是否人名尚可存疑,而简一九四九“道桥毋有绝不通者团”则无疑是有关保障“道桥”畅通的行政要求。
秦简牍所见“桥”,均是规模等级比较低的桥梁。
简文体现当时民间桥梁建造与养护的技术普及。
而行政力量对保障“道桥”通行能力的要求,也发挥了促进交通水准提升的作用。
摘于《秦交通史》
⑤秦人造桥技艺的理论指异与精尖骨干来自于【秦墨】
苏时学《墨子刊误》中指出
[《号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于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学者取以益其书也。]
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
[“自《备城门》以下诸篇,备见秦人独有之制,何以谓其不为秦人之书?”
“其为秦墨之书无惑矣!”]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墨子》“城守”,“这几篇最少一部分是秦人所写,殆已毫无疑问”]
王子今《秦交通史》
[《城守》诸篇,陈直以为是秦代兵家著作,于豪亮判定“是秦国墨家的著作,叙述的是秦国的事”,李学勤则论证是秦惠文王及其以后秦国墨者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