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十月冰秋

30、曙光 1976年

　　1976年10月11日

　　“□□”被打倒的风声终于又在村里掀起了一阵风浪，我依旧是记不住□□的名字，但是所有人都可以在别人欢快闪烁的眼神里看到一种人性本能在禁锢许久后迎来大解放的高涨情绪，似乎我们即将迎来更好的生活，县城里大张旗鼓的举办了五六次宣讲大会，意思左右是清除隐藏在群众中的捣乱分子，让大家重塑信心，忽然之间，曾经对立着人，曾经朝着对方挥舞拳头的人，他们手臂上的袖章都似乎达成某种默契般突然消失了，那些曾经堂而皇之登入历史舞台，站在制高点为了他们某种的所谓的信念摇旗呐喊的人虽然还在意犹未尽，可舞台剧终究有落幕的时候，演员们即便仍旧兴致勃勃，也不得不在幕布落下的时候集体噤声，退场，闹剧，终究是闹剧，高涨的情绪后剩下一地鸡毛和怨恨。

　　县城的思想动员大会一开始大家还兴致勃勃的去参加，说是兴致勃勃，但是谁都看得出这不过是极致的恐慌后人机械麻木的惯性，当大家开始回过神来，曾经被那只无名黑手禁锢、压缩成碎片的勇气又开始悄然组装，当生存的格子一点点被放开，放大，当勇气又开始被重塑，参加大会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甚至去围观的人也不多了，因为大家慢慢觉得，只要不是自己家人曾经被打倒过，都不必为了谁的倒台而过多的关心，当然，那些曾经被打倒的人，他们终于迎来了生活的曙光，我们普通人倒也不必奢侈这种曙光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我们的生活，只不过暂时停止了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也不错，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谁知道下一次又会有几人帮作乱呢？

　　谢光国的老婆被放了出来，她回村了，这对她来说似乎是解放，似乎是自由，但是我并没有在她眼里看到任何曙光，相反的，她眼神呆滞，表情木然，后来听大哥说，因为谢光国死在了百合农场无数次的批斗运动中，他最终没有等来正义，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认可，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1976年10月27日

　　不知道为什么，在□□没有被打倒前，以往听到“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思想觉悟，始终拥护….”这种话我都习以为常，而在□□被打倒后，我再听到这种话，便不自觉的觉得反胃至极，这种标语化的词语似乎想要不间断的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掌控我们的一生。

　　这下好了，原本是不用考虑上学和未来的事，大家都是一滩烂泥，至少国家会给我们谋出路，现在迎来了打倒和被打倒，我们反而变得恐慌起来，因为大家都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感到迷茫了，我们就像是一只只在鸡笼里伸长脖子的鸭子，不断的伸长脖子，又饥又渴，不断的叫唤着，不间断的恐慌着。

　　1976年11月5日

　　最近关于初中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得越来越广，起先只是几个村里整天在镇上溜达的二流子回村闲谈时候传开的，大家也都没在意，后来听说镇上的大队黄书记来村里检查走访生产队情况的时候问起我们二队队长张生，想看看我们村还有多少娃娃还能上学，这才似乎开始让大家相信确有其事，可是传闻一下突然而来，一下又突然归于平静，了无踪影，让人空欢喜.

　　我是卑鄙的，因为的贪玩，我习惯了这种每日闲荡，不用去思虑未来的日子，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什么也不用做，就等着国家公平分配一个岗位给我们，这样就解决了我们的将来，虽然这么期待着，但是我已经隐隐察觉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那就是，在我们混日子的群体里，必将因为这件事的起落而产生差距，我们的人生势必会被拉开差距。

　　1976年11月26日晴

　　今天傍晚的时候黄建国兴冲冲的跑到家里和我们说县城初中现在正在筹划让学生回来上课，我自然是心里翻江倒海的一阵兴奋，可阿爸和阿妈却不动声色，于是我也只能沉默以对.

　　可这黄建国偏不懂看脸色，还当着阿爸和阿妈的面问我要不要到时候一起去平镇参加考试，我当时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无所适从的同时只能心里狠狠的骂着这个行事单纯的傻瓜，最后我只能挤出一句“不知道.”搪塞了事.虽说我没有上过初中，但是好在大哥已经快初中毕业，这几年下来他私下教会我许多初中的课程，其实想想，自己和一般的初中生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就只是差一张初中文凭罢了.

　　“要不你去试试看吧.”阿爸在黄建国走后许久，对从河边挑水回来，正要填满院子里水缸的我说道.

　　我迟疑的放下扁担问他：”真的可以吗？”可他并不正面作答，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去试试看也好，也没有什么损失.”

　　阿爸只是说试一试，只是试一试.

　　我没有黄建国那种能听到可以去参加考试，重回教室上课而神清气爽的感觉，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不要知道这个消息，这样我们家就不会出现新的抉择，在苦难与更困难之间的抉择.

　　1976年12月5日晴

　　阿爸和阿妈在对我继大哥后考上初中的事沉默了许多天后，终于在百般为难的情况下决定咬咬牙也让我继续上学了，我虽然没有如当初大哥一样能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初中，但现在总归也是全县第五的成绩考上初中，可是他们的沉默让我觉得像是做错了事，我承受着沉默的鞭刑.我本来已经不抱希望，甚至觉得这书不读也罢了，要是我和大哥都去读书，家里少了一个人的工分，这日子更是紧巴巴的了，只是心里不免觉得阿爸和阿妈有点偏心，可大哥对我那样好，从小到大，事事让着我，甚至知道父母的难处后，首先提出自己辍学回家做工好让我有机会读书，有这样的兄弟，我又怎能只顾着自己？只是，我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读书成了生活的对立面？

　　已经是春天了，窗前的柚子树悄悄开出了花，在这样漆黑的夜晚，随着风将这淡淡的香味送到我的窗前，缓解了我悲伤的思绪.

　　1977年1月25日小雨

　　平镇初中到家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虽说是一天往返一次，但是我的鞋总是磨损得很厉害，为了这个，阿妈还埋怨过我不好好穿鞋才会把鞋子穿烂，为了少些挨骂，我只能赤脚走一段路，然后再穿鞋走，这样交叉替换可以减少鞋子的损坏.

　　能上初中我还是非常开心的，我喜欢坐在教室里上语文课，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金将军和儿童革命团的孩子们》，我觉得语文课就像是故事会一样吸引人，但是我也在好奇，日本鬼子的脑袋真的有那么大么？他们是什么不一样的生物么？为什么书中写着他们的脑袋和水缸一样大？要撑着那么大的脑袋走路会不会很累？我和语文老师提问，当时课堂上笑得东倒西歪，王老师不开心的用教鞭在讲台上狠狠的抽了一下，大家才安静下来，然后王老师告诉我们，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只要按照书上说的去读就好了.可得不到答案而蠢蠢欲动的人不止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们班上的张俊平和村里的廖克波，黄建国，我们私下的时候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答案，因为我们都没有见过日本鬼子，这时候黄建国突然灵机一动的说其实我们可以找村里的独脚老人科伯问问，至少人家打过仗，我们都一致同意，只是张俊平住在镇上，只有我们三人住在村里，于是我们商量先去问清楚，到时候回来上学再和张俊平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