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Tu es ma rive》安洗非

53、第五十一章 下一页

　　下一页依然不是日记；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也未曾听维尔纳提起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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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文·埃舍里希
　　生日：1918年3月21日
　　出生地：威斯特法伦州比勒菲尔德
　　家庭住址：威斯特法伦州比勒菲尔德贝多芬大街102号
　　应通知的家庭成员：威利·埃舍里希（父）
　　其他家庭成员：
　　罗莎·埃舍里希（母）
　　莫妮卡·埃舍里希（妻）
　　多洛莉丝·埃舍里希（长女）
　　赫尔曼·埃舍里希（次子）
　　丽卡达·埃舍里希（三女）
　　是否纳粹党员：是
　　部队单位：第422步兵团第3连第126步兵师
　　军衔：上等兵
　　曾获荣誉：二级铁十字勋章
　　曾参加1940年法国战役
　　后于巴黎，洛里昂，圣纳泽尔，圣马洛服役
　　1941年11月24日调离圣马洛
　　1941年12月6日，阵亡于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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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名字下方，贴着两张汇款单存根。一张汇于1941年11月25日，这位士兵被调离的第二天（也是我出狱的第二天），金额是一千法郎；另一张，则汇于两个月后，1942年2月6日，锐减至四百法郎。那时我正在勒阿弗尔，白天给德国人缝合伤口，晚上给需要帮助的女人堕胎。我不知道维尔纳为什么抄下这位士兵的信息，履历草草记录，却对家庭成员记录得格外详尽。而最后一句的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名字长而拗口，看起来像是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地区的城市名。我也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并不知道它具体在什么位置，但那个笔迹如斧痕般锋利的“Gefallen”，已经足够让我再次联想到几个小时前，从我口中呕吐出来的冰和雪。
　　虽然不知缘由，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对维尔纳非常重要的人。而这将成为我记住这个名字的缘由。
　　我继续向后翻。
　　一张穿着丝绸婚纱的女性照片映入眼帘。毫无防备地看见她时，我吓了一跳；因为她与维尔纳的容貌非常相似，尤其是那双眼睛。我很快反应过来，她就是安娜——维尔纳捧在手心里的妹妹，那个本该成为律师的面包师；她身边站着一位英俊的海军中尉，身上挂满勋章，笑容灿烂地握着他的新娘的手。他们是那么年轻。至少这一刻，他们能如此年轻，无忧无虑。
　　另有一位瘦高的中年夫人，手握镶嵌宝石的军官手杖，站在照片边缘，靠近安娜的一侧。她妆容艳丽，眼窝却深陷，病容连黑白照片都无法掩饰，想必是维尔纳兄妹的母亲。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来自旧贵族和军官世家的骄傲和矜贵。她似乎在对我说：“我们不欢迎背叛者。”在与照片里安娜幸福甜蜜的眼睛对视时，我又想起维尔纳总是温柔而沉静的目光，心头猛地一阵发紧。
　　通常这样的照片背后，都会写着家人的寄语，于是我将照片从卡槽中拿出——却发现，这张代表团圆和希望的照片，被烧掉了一角；那道焦痕如同开颅手术后缝合的长疤般刺眼，美丽的婚纱和幸福的笑容，都再也无法让人觉得轻松。照片的背面写着：“1942年1月20日，弗莱堡，君特斯塔街18号，冯·比尔肯贝格宅邸，海因里希·冯·施万和安娜·冯·施万。”没有任何留言，也没有邮戳。但我想，我已经知道了它们的去处，因为我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
　　只有烧掉过遗物的人，才懂得火苗烧灼心脏的刺痛。我看着维尔纳将家人的照片从火苗中夺出，惊慌失措地甩动，又按在炉砖，或者皮靴上；我几乎能听到他跪在地板上的呜咽——那是灵魂被扯碎的声音。饱受离别之苦的爱人，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深不见底的未来，血肉横飞的战场……而与此同时，那些承载着牵挂与旧世界的字迹，正在起皱，打卷，喧嚣地跳着舞。最后化为一炉冰冷的残灰，哪天打开窗户，风一吹，就什么都不剩了。
　　“宝宝，这是姑母，姑父，和外祖母。”我轻声说，“相信我们会有机会见到她们的。和你爸爸一起。”
　　我将照片插回原位。但在我揭开照片四周处被维尔纳做成卡槽的薄纸时，却不慎将它撕开了一道丑陋的裂口，就像我总是撕烂的牛皮纸袋；维尔纳会一声不吭地拿它们去贴补家里冒风的窗缝。而我早已经学会不在这些时候说出Bugger，而是像他们德国人一样说Verdammt。
　　话音未落，那个裂口下的一个法语单词，却死死地攫住了我的目光。

　　neurochirurgie
　　（神经外科）

　　我猛地翻开这页被我撕烂的纸。

　　————
　　给未来可能打开这个本子的陌生人：
　　您好，尊敬的先生或女士。
　　我是这个本子的主人，一位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军人，也是曾经参与过波兰战役，对失去战斗能力的俘虏开过枪的罪人，法兰西的侵略者，英格兰的敌人——换言之，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一个微不足道，却确实在这台机器里，协助它运转，沾着无辜者鲜血的齿轮。
　　如果您在圣马洛，或曾经到过那里，您或许会知道艾瑟尔·柯克兰这个名字，听过她的故事。她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一位来自英格兰的白衣天使，同时也是我的心爱之人。
　　我不否认她曾为敌对国的军队服务过，即使那并非她真实所愿。那是颠沛流离的她，唯一能作为医生，在占领区活下去的办法。医生遵从希波克拉底誓词，救死扶伤，不问来处，不问国籍，是人间最神圣，也最慈悲的职业之一。手术刀和音乐一样，本就不该服务于政治，拘泥于战争。
　　1939年3月，她出于对医学事业的热爱，以及对西班牙难民的悲悯，随志愿医疗团赴巴黎义诊，直至1940年6月，法国战役结束。在“英国抛弃了法国”的阴影之下，她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救治巴黎难民，为治病救人，也为自己的祖国正名。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圣马洛，她一直致力于为法国民众争取医疗资源，并曾为此当众被德国宪兵掌掴。
　　她是一位可敬的爱国者，无论是她的祖国，还是接纳她的法国。而我，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污点。如果您看到这里，求您，不要苛责她，也不要因为我这样的罪人而否定她。如果有什么过错，就请让我一个人承担；若她的名字因我而蒙尘，请用我的军装擦去那片腌臜的泥土吧。
　　善良的陌生人，无论您如何对待这个本子，都请麻烦您，将这封遗书下的照片，和它后面的内容保留下来，交给任何可能会愿意保存它们的地方。教会，红十字会，或者博物馆，学校，慈善协会。
　　这是一个赴死之人留在世间最后的请求。我不想她被这个世界误解。
　　愿上帝保佑您和您所爱的一切。愿爱与幸运永远与您同在。感谢所有愿意帮助我们的人。

　　德意志国防军
　　陆军步兵上尉
　　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
　　1942年1月1日
　　于圣马洛
　　————

　　这一页下方的空白处，还紧紧地贴着一张我穿着白大褂，坐在诊台前的照片。一位身着国防军步兵制服的士兵坐在我对面；他身后还有几位打绷带，拄拐杖，头破血流的轻伤兵，正在按部就班地排队。照片下方工工整整地写着维尔纳为我留下的注解：“摄于1941年11月11日，英国皇家空军发动空袭之前，圣马洛旧邮政大楼，伤员临时救护站。医生服务于病人和伤员，而非某一个国家的军人。”照片上的我戴着口罩，目光冷冽地盯着镜头。
　　直到后来，包括战争结束之后的很多年，我都没办法回忆起，我是怎么翻开下一页的，是小心翼翼，还是歇斯底里。我只记得我看见了一份又一份救治法国病人的病历，来自主宫医院病案室，地方红十字会义诊记录的存档，用于申请外国医师豁免的支持材料——从我的手写，打字机的油墨，变成一份份维尔纳带着德语旧习的法语手抄。
　　维尔纳不懂医学，也分辨不出什么值得抄，什么没必要，或者不该抄。他只是一股脑地把我作为“艾瑟尔·柯克兰”留下的病案都“抢救”出来。我动过手脚的抢救记录，死亡证明，药品出入库记录，伤员分流表；有些地方抄了一整页，但实际上只是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化验单，除了当时的病情判断和应付后期的抽查，再没有多余用途；那些专业的医学术语和拉丁文太长，他记不清，也认不得，其间遗落着卡顿和涂改的痕迹；有些涉及肢体反应评分表的地方，他也如法炮制，工工整整地画着格子，把我的评分一板一眼地填上去；有些我随手为病人绘制，用于讲解病情的脑室结构简笔线稿，他甚至也像学画画的小孩子，用铅笔仔仔细细地勾画着……还有只有医生们才能读得懂的处方。他看不懂，就照猫画虎地将那些七扭八绕的“字迹”，一个弯一个弯的描摹……
　　每一份病案下，都写着提供者的名字和调取日期。亨利，凯瑟琳，鲍威尔医生。施密特，黛西·德·米洛。甚至还有克拉拉。还有两三个我不认得的德国名字。其中还夹着两份他自己与布列塔尼大区医委会的与会纪要，日期恰好是我被捕的那两天——克劳斯·乌尔曼曾经对我说，“他不能来见你。”且特地强调维尔纳在指挥部，连夜整理我的档案。如今我翻着这些字迹，终于慢慢地回忆起克劳斯来见我的那晚，为什么他要说出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
　　雷恩离圣马洛虽然不算太远，但要在如此快的时间内拿到医委会的签字，也绝非易事。当时的我因为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词而深受打击，加之侥幸心理破灭后的骤然失子，漂浮的意志，维尔纳决堤的眼泪，都让我忽略了许多事情。皱巴巴的制服大衣，领子上的咖啡渍，几天没洗的衣服，浑身的烟味……还有那个文职军官的话，“在军医系统和医委会的联合会议上，上尉把你夸赞成圣马洛的哈维·库欣……”
　　——哪有什么联合会议？
　　德国人的军医系统——就算我的医术再好，也绝对达不到罗伯特·德布雷，和蒂埃里·德·马特尔的影响力。即使我能做到，德国军方又怎么会为了一个敌国侨民，去向医委会的老医生们低头？
　　一直以来，站在我面前，对全世界低头的人，只是他。只是维尔纳。
　　他只是为了抱住我。留住我。仅此而已。
　　而这一整本厚厚的日志里，竟没有一页纸是留给他自己的。
　　哪怕一句话，一个字。
　　都没有。
　　本子自带的页数用光了。维尔纳找来了其他的稿纸，继续抄，其中还混着几张钢琴谱；东线的调拨令一天比一天近。他的笔迹从工整，到凌乱，到匆忙，到仓促，歪斜，大小不一……直到最后一页，《爱的礼赞》的小提琴谱，抄录着1941年10月7日，那名罹患脑炎的法国男婴，小安托万·布雷纳的抢救记录。——那一天的早上，我曾通过留言询问维尔纳，愿不愿意成为走入火场的朗特纳克。
　　“我希望我会，但如果是您，我愿意为您冒险。”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清楚地回答他：
　　“我相信你。”
　　可我不认识诺伦的命运三女神。
　　我无法回到过去，也不能把他从俄罗斯的泥泞里带回来，更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来，听我们的孩子叫他一声“爸爸”。没有一辆火车会为我们倒退，没有一封从圣马洛寄出的信会为我们破例；像我曾对阿尔芒娜所说的那句话——
　　“爱人是属于彼此的史书。”
　　我的目光来到了琴谱的最后一行。在挤满五线谱和音符的抢救记录里，我找到了一句维尔纳写下的，关于他自己的话：
　　“对不起，艾瑟尔，我抄不完了。”
　　而在此时，孩子如小鱼吐泡泡般，在我的子宫内游动了一下。我清晰地感觉到那份属于我与他的颤抖。终于，我放声大哭。

　　————

　　亲爱的维尔纳：
　　你说你抄不完了，那就由我来继续写下去吧。
　　最近没有再收到你的信。
　　我的天使，你还好吗？
　　首先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还记得我之前和你提过的查尔皮太太妇科诊所吗？我见过施密特医生了。我将原房主的医学笔记和论文都送给了他，因此他愿意为我写一封推荐信，让我能够挂名在当地的一位医生名下。那位医生的姓氏是鲍威尔，他的父亲是归化法国的英国人，所以他不被允许在方丹医院继续执业。但鲍威尔医生自出生就是法国籍，所以，他可以成为这间私人诊所的合法经营者，不必担心被吊销行医资格。
　　我只见过他一次。但他似乎非常讨厌我，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和原房主有关吗？听说他是原房主的前同事。
　　但我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获得了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再也不必在一群男人的包围里，到处找相对体面的地方小便；我也不用再担心英国的飞机把炸弹扔在我身边。我只需要坐在诊台前，等待着玻璃门被推开。我在圣马洛的第一位患者会是谁呢？真让人期待。
　　孩子开始踢我了。等你回来，要记得履行你的承诺，站军姿，或者扎胡子。茱蒂丝说我可能会长胎纹，或者疹子。但现在还没有。我也不再像最初的几个月那样，总是需要吐口水，口腔里如影随形的金属味也减轻了许多，但是牙龈开始容易出血，皮肤也变得更加苍白，满是妊娠斑。有些时候照镜子，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像吸血鬼。
　　院子里为你种下的薰衣草和绣球花都开了。我将第一朵花剪下来，夹在《浮士德》里，写着“生命之树长青”的那一页。
　　我将为你保存一整个夏天。
　　我会把我记住的诗篇，你留下的书，和你寄来的信，在每个因思念你而难以入眠的夜里，一遍一遍地读给宝宝听。如果你在，我想，你一定会为他演奏莫扎特，舒伯特和德彪西。
　　亲爱的，如果可以，请尽快写信回来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寄给你的东西，香皂，或者药膏，都请尽情地向我索取吧。
　　我和孩子都很想念你。
　　愿上帝保佑你。千万次。

　　你的妻子
　　拉文德·冯·比尔肯贝格
　　1942年7月2日
　　于帕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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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尔纳，我的爱人：
　　展信佳。
　　你还好吗？
　　三个多月了。你的信还是没有来。我想它们应该半路去偷吃苹果了，或者松子。战争开始之前，我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俄罗斯人会用蜂蜜腌制松果吃，听起来非常有趣。不知道伊尔门湖畔的人们会不会这样做。
　　“鲍威尔医生诊所”的第一位患者，是一个得了流感的孩子。诊所已经开业一个多月，扣除成本和租金，我得到了七百五十五法郎的净利润，对此我非常满意。
　　有人介绍我去朗斯河对岸的迪纳尔出诊。病患是一位罹患妇科疾病的年轻女孩。她的父亲虽然介意我的孕肚，但他更不介意我的收费。
　　他非常慷慨地驾驶马车来接我。路上，我们看到了一列货运列车。那些牲畜车厢里有一些孩子，他们的手从铁窗中伸出来。＊据说，他们都要被送到德朗西……中欧的所有犹太人都将被驱逐到俄罗斯，他们的孩子则会被关进集中营。
　　尖叫。哭喊。求救声。一声稚嫩的“夫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叫我。它们尚且来不及在法国的空气里停留，就被铁轨，夏日的晨风，还有车轮碾过砂石的细响一起碾碎了。
　　法国的形势不好。换工计划还在进行——你远在俄罗斯，可能对法国的动向并不了解。维希政府宣传说，每有三名法国工人自愿去德国工作，德国就释放一名法国战俘回国。茱蒂丝的丈夫雷蒙德就在前往德国的队伍中。她为此非常骄傲——“法国工人们，你们掌握着释放囚犯的钥匙！到德国工作，就能让囚犯重获自由！”
　　但小塞巴斯蒂安并不这样想。雷蒙德离开之后，这孩子再也不肯和我说话，并且连夜把绣球花街上“换工计划”的宣传海报，都撕碎或者涂黑了……好在看在你和我共同的面子上，宪兵没有追究他。
　　另外，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巴黎抓捕了许多犹太人，圣马洛也不例外。巴黎有维尔伊德夫，圣马洛有高级中学的旧仓库。
　　尽管你知道后或许会责怪我，但我还是申请作为志愿医生，和圣马洛地方红十字会的法国人一起，为来自迪纳尔，维维耶，圣塞尔旺，帕拉梅等地的数百位妇女和儿童送汤，提供必要的照护。我们很幸运，还能得到水。但是场馆内实在是太过闷热，弥漫着排泄物的臭味。大人们和孩子一起歇斯底里地尖叫——圣马洛尚且如此，我无法想象巴黎该是怎样可怕的场景。有两位母亲试图抱着她们的孩子撞向墙壁，她们不愿死在德朗西，或者奥斯维辛；我看着那些懵懂而恐惧的孩子们被送上车，而有些孩子还在哺乳期……骨肉分离的哭喊，让人深感痛心。法国的警察们用枪托击打那些可怜的母亲……有一位夫人冲出了包围圈，当场被宪兵击毙。她至死都戴着大卫星。
　　一位抱着孩子的夫人央求我，让我带她去找看守仓库的警察。我同意了。我们还一起去见了一位法国官员，他带走了她。另外，有一个女孩的通行证被撕去了一角，我在通行证完好的地方为她盖了章。＊
　　请原谅我今天不想和你分享怀孕的任何感受，无论是喜悦，还是疲惫。但请你放心，再过半个月，我应该就只能乖乖待在圣马洛的诊所里了。
　　另：本月寄送二百五十法郎至威斯特法伦州，赠予斯文·埃舍里希上士家中遗属。
　　请尽快写信来吧。我想知道夏天的伊尔门湖是不是像蓝莓杜松子酒。
　　但它一定像你的眼睛。
　　愿上帝保佑你。千万次。

　　你的妻子
　　拉文德·冯·比尔肯贝格
　　1942年8月12日
　　于迪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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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挚爱的丈夫维尔纳：
　　今天早上，院子里跑进来一只小鹿。它啃光了我为你种下的薰衣草，我有点生气。但是肚子里的宝宝在和它打招呼，所以我没有赶走它。
　　（为什么圣马洛会有鹿？这附近并没有动物园。真是太神奇了，亲爱的。）
　　还有一个月，宝宝就要出生了。原谅我直到现在才问你教父教母的人选。你有意向的朋友吗？
　　五个月了……你为什么还没有写信来呢？圣马洛的雨季在一个月前已经过去。俄罗斯比法国更冷，推算下来，或许现在你正在面临雨季吧。施密特提起俄罗斯时，总是摇头，我拜托他帮忙打听，但他也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个城市……俄罗斯到底有多少泥泞时节？你走的时候是，那么，现在……你还好吗？娜斯佳和谢尔盖还好吗？有没有见到迪特里希，或者奥古斯特？
　　我不认为你会忘记我。但你确实太久没有寄信回来了。
　　我现在觉得我经营诊所的决定无比正确。我又开始频繁去厕所了。自从进入九月，我一直留在圣马洛，好在这一个月也没有需要我久站的病人，大多数是感冒，过敏，一些简单的外伤。□□越来越涨，我不得不拜托修女院的嬷嬷们帮忙买来新的内衣，还有宝宝用的防毒面具。
　　经常有飞机的噪音。但轰炸还没有波及圣马洛老城区。一些沿海禁区的危房被拆掉了。
　　诊所有了一位新员工。是位叫苏珊娜的法国姑娘，曾经是弟媳艾丽莎的女仆，现担任我的助理护士。她做事利落，平常话非常少，只有在提起拉瓦尔时话会变得很多。有趣的是，在清理厕所时，她会把拉瓦尔的照片也一起扔进粪桶。没有一个法国人喜欢那个贪财如命的老家伙，我是瑞士人，但我也不喜欢拉瓦尔。
　　我们一起收治了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小姑娘是一路从巴黎乞讨过来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被驱逐，身无分文，所以我没有要她的诊费。当时她在同学家玩，所以幸免于难（给尊敬的审查员：我想，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我可以这么认为。我是一位乡村医生，写这封信时，我的孩子即将在下个月出生。）她说看到我们的院子开着门，而且院子里有很多花，所以进来碰碰运气。
　　我帮她洗了澡，并用你教我的办法做了一份土豆浓汤给她，她很喜欢。我将一条亮片短裙连夜改成了童装，给她穿上，又为她把头发编成鱼骨辫。你知道吗，亲爱的，这个孩子特别漂亮，像缩小版的葛丽泰·嘉宝。她真应该去好莱坞当童星……其实，我是想说，如果没有那颗黄色星星，没人会怀疑她是犹太人。在公共场所，我们已经很少能见到犹太人了。
　　她喜欢摸我的肚子，但不愿意告诉我她的名字，所以我只能叫她“爱默伦丝”。在诊所住了一个星期后，我把她送到教会，那里的人知道该怎么做。希望“爱默伦丝”知道我是一位军官夫人之后，不会怨恨我。
　　广播里说巴黎的电影院经常发生爆炸，奥贝格为此下令处决了一百多人。一周前，有位英国飞行员在圣马洛的郊外坠亡。周日的集体弥撒仪式中，十位市民被逮捕……
　　老鼠吃光了我剩下的布列塔尼饼干。还好，它不懂怎么爬楼梯，也不能拧开地窖的门锁。不然我为你保存的一整个夏天，就要被它咬坏了。
　　宝宝很活泼，小手小脚都很有力，这代表着他很健康。弹琴对我来说变得非常困难，我只能播放广播，Rina Ketty的唱片，或者唱歌给他听。每次听音乐时，他都像一只小鳟鱼，兴奋地游来游去，也可能他在跳华尔兹或者探戈。
　　毫无疑问，他喜欢音乐。
　　他会很像你。
　　我本以为我的最后一个月，会像我曾经见过的许多孕妇一样，浑身浮肿（作为一名医生，我尤其害怕手会变肿），健忘，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总是不自控流下的泪水，歇斯底里的悲伤……但我除了偶尔会腿部痉挛和下肢浮肿，没有其他不适，即使偶尔会想流泪，也会很快因为宝宝的颤抖而安静下来。大概，是因为我不像许多女人那样，有对未来感到焦虑或者兴奋的资格吧……我的未来，只是我睁开眼睛的又一天。
　　很多事情，我没有资格承受，也没有资格抱怨。
　　战争时期，活着，是奢侈品。
　　生命亦是。
　　另：本月寄送二百法郎至威斯特法伦州，赠予斯文·埃舍里希上士家中遗属。
　　请尽快写信来吧。
　　愿上帝保佑你。千万次。

　　你的妻子
　　拉文德·冯·比尔肯贝格
　　1942年10月1日
　　于帕拉梅

　　（可是维尔纳，今天是十月一日。
　　我想允许自己问一句……
　　你……还会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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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Paris At War》第10部分，反纳粹活动家伊迪丝·托马斯的日记。
　　＊参考《Paris At War》第10部分，1942年7月，维尔德伊夫大搜捕的亲历者真实见闻。红十字会成员送汤，孩子们与母亲分开等内容均为书中记载的亲历者口述。
　　＊孕期日常参考《海蒂怀孕大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