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第五十二章 在帕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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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拉梅邮局对面的咖啡馆里，写下这封十月一日的信件时，是黄昏。天空万里无云，带着秋日的倦意，窗外枯枝稀稀落落的，夕阳落在稿纸上，一片醉酒似的酡红；绒帘也是暗酒红色，灰尘在光柱里萤火虫般浮动。而我望着我眼前跳动的一切，只觉得恍若隔世。这一天，自从我睁开眼睛，无论是什么时刻，看着任何东西时，我的眼前都如同笼上雾蓝色的晨影；总觉得，只要我一抬头，维尔纳就会出现在我两步开外的地方，对我说：
“早上好，柯克兰小姐。”
年轻的时候，我曾读到过一句话：“命运总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充满恶意”。我想，大概就体现在这里：我不记得维尔纳是几时到来，却牢牢记得他离开我时，是凌晨四点。一年前的这一天，他来到我身边，我却从此再也走不出有他的世界。
其实，在写下那句“你还会回来吗”之前，我真正想写下的是：
你还活着吗？
你还在这个世界上吗？
最后落笔时，只写下了那句犹犹豫豫的“你还会回来吗”。
我是医生，却不敢去深想那个最可怕的可能。我能做的只是写信，一封封写下去。我想，只要我还能寄出这些信，只要它们还没被退回来……他就一定还活着。
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写。
一对胸前戴着大卫星的老夫妻相携走过窗前，与我对视一眼，连忙瑟瑟发抖地低下头，满眼都是死气沉沉的疲惫和恐慌。咖啡馆的老板一边哼着《元帅，我们来了》的小调，一边旁若无人地听着BBC——尽管数次下达禁令，但在多次阻止法国民众收听广播无果后，如今，德方已经不对此多加干预。
混着电流声的男声钻进耳朵：
“斯大林格勒之战仍在继续。自上周以来，德国人在对城市的直接攻击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激烈的逐屋战斗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已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发动反击，取得了进展，必然能吸引部分德军预备队……”＊
没有诺夫哥罗德州的任何消息。我曾向菲利普索要过一张俄罗斯的地图，从他的讲解中得知，伊尔门湖在诺夫哥罗德州，属于旧鲁萨—杰米扬斯克口袋战线，但是具体的情况，他也没有渠道能够了解。而比起从夏天起，就反复在广播和地下报刊上被提起的斯大林格勒，诺夫哥罗德如同被遗忘，没人能回答我那里正在发生什么，那里的德军士兵和苏军士兵都在面对什么，为什么诺夫哥罗德的信不能抵达我的手中。
但我从未怀疑维尔纳会停止给我写信。像我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想法：我不希望德军赢，但我也不希望我的丈夫输。
我把信装进贴好邮票的信封，走向对面的帕拉梅邮局，将信件交给窗口，付账，离开。转身时我听见工作人员吐口水的声音。“又一个法奸。说不定那德国佬早就死在俄罗斯了。”
我没有回头，而是将头巾围紧。然后，扶着沉重的肚子，像一个真正的战争遗孀那样，走出邮局，在陌生，鄙夷，怜悯的目光下，在自行车和军靴的喧闹里，慢慢走向公交车站。我一边走，一边期待着，或许在下一秒，维尔纳就会从这条街的哪个地方走出来，就像卓别林在《Modern Times》里走出警察局——他的女主角总是在他第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等着他。她也总能找到他。
维尔纳也会对我说：“我在休假回来的路上，亲爱的。所以你没有收到信。”
然而，什么都没有出现。
就连公交站，都只有我一个人在等。
信件里的世界可以简单地被一个等待的女人占据，信件之外的世界则难以被历史和作家命名。几个星期悄无声息地过去，无论是维尔纳，还是我。
这几个月，我借助诊所的“合法”外壳，和德军情妇的身份（尤其还是一个怀着孕的德军情妇），私下转移信件，藏匿反德传单，和一些需要掩藏身份的人。他们会在我这里做一些基础的处理后，以一副看起来不会被宪兵和军医怀疑的模样，被送去方丹医院，修女院，墓地，然后前往他们真正要去的地方；或者为一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提供临时照护，直到他们获得新的证明。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上线是谁，最后前往哪里，但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一个通敌妓女，一个和德国军方关系密切，享受着某种灰色庇护的瑞士女人。
他们惊叹于我的“胆大妄为”，偶尔也有不知情的人夸赞我“英勇”。少数人会在诊所的留言本上，为我即将出世的孩子留下祝福。
“您为什么帮助我们？”
“因为我是一个德军上尉的妻子。”
“您不怕被举报吗？”
“至少现在还不怕。我的丈夫还活着。”
我想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或许还有人认为我是个背叛丈夫的疯女人。但我知道我的丈夫为我，为他们，为许多不知姓名的人，留住了什么。
预产期一天比一天近，我也不再去离我最近的帕拉梅。我不会天真到认为，如果我在路上突然分娩，会有人对一个德军情妇心怀怜悯，更不敢将自己假手于占领区军纪懒散的宪兵们。另一件事则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刀伤和枪伤病人来到诊所，我不得不对每一分钱精打细算，尤其我还要留下定期寄给斯文·埃舍里希的钱。
但我依然在写信。在给孩子读维尔纳留下的书，读维尔纳抄写的病历，读维尔纳写给我们的信。我执着又可笑地认为：只要我在圣马洛，冬天就不会来到我们的家里。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2年11月10日，盟军登陆北非的第三天，维希政府与美国断交的第二天，法国停战日的前一天。阵痛于夜间九点开始，我和苏珊娜正在诊所里为一位无名美军飞行员处理伤口。宫缩的疼痛不断席卷着我的身体，尤其是腰背，但我仍咬紧牙关为这位飞行员完成最后一针缝合——不幸中的万幸，他是被菲利普送到这儿来的。菲利普自发负责善后，而苏珊娜拨打了方丹医院的电话。
我像装在麻袋里的尸体一样被抬上救护车。
“您该被送去主宫医院，冯·比尔肯贝格夫人。您这是占用法国的医疗资源。”
一位陌生护士不耐烦地说。她正掀起我的裙子，粗暴地为我剔除毛发，涂抹药水。她的话让我咬住嘴唇，尽量不让惨呼声溢出喉咙，但眼泪还是不断从眼中渗出，和冷汗一起，交融在我油腻细软的短发里。
救护车颠簸着向方丹庄园驶去，剧烈的宫缩让羊水像尿失禁一样涌出。被推进产房时，□□已经传来撕裂感，眼前都是手术灯惨白的光晕。助产士固定住我的身体，叫我用力把孩子推出来。我几乎以为我要死了，浑身虚脱，手术室似乎正在变成墓穴——却想起维尔纳临走前，在晨光里紧紧拥抱我的样子。我想起他眼角溢出的眼泪，想起他举着被打磨掉纳粹符号的铁十字勋章，对我说：
“嫁给我，艾瑟尔·柯克兰。”
我在一片混沌的意识里，想象着，是他的灵魂穿越梦境，从俄罗斯的原始森林里赶回来，吻在我的唇上。我突然后悔没有随身携带着维尔纳留给我的怀表——如果我不能看到我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时，我至少可以握着它。
爱征服一切。
海浪总会回到岸边。
我信他。
醒过来的时候，阿尔芒娜守在我身边，手里抱着一个襁褓，正温柔地哄拍着。
床边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婴儿床。见我醒了，阿尔芒娜连忙把宝宝放回婴儿床里，起身将我扶起来。
“是个健康的男孩。”她轻声说，“四公斤。你是11月11日，凌晨四点生下他的，拉文德。你真勇敢。”
“让我抱抱他。”
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哑声说。
阿尔芒娜把孩子抱给我，轻轻解开包裹着他的襁褓，让他能够靠在我胸口。孩子头顶的绒毛是金色的，像维尔纳。圆鼓鼓的小手乖巧地蜷缩着，小脸呈现出粉红的苹果色调，看起来也很像一颗轻微打皱的苹果，倒是像极了他站在玄关里，邀请我共进晚餐的父亲。我望着我们的儿子，内心却出奇地平静——1942年11月11日。停战日。一年以前的空袭日，乔治·费斯的忌日，也是他的德国父亲，将他的英国母亲从废墟中亲手抱出的日子。而凌晨四点，却又是他父亲离开我们，前往俄罗斯的时刻。
如何歌颂命运的奇妙——它将叶芝笔下那些淡淡而纯粹的记忆，编织成空中的影子，笼罩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我们有罪，却生下一个清白的，满载陌生人祝福，与父母的爱意的孩子。
“你好，亲爱的小劳伦斯。我是妈妈。我的名字是……艾瑟尔·冯·比尔肯贝格。”
我看着劳伦斯，压低声音说，“……你的爸爸叫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他很爱你。我们要一起等到他亲口对你说出这句话。”
说出维尔纳名字的时候，我没有哭。下身的缝合处和腹部共同传来疼痛。我想如果维尔纳现在在我床边，应该也是这个样子——一他会红着眼眶，抱着宝宝在屋里走来走去，为他哼唱一首《美丽的西部森林》。
“亲爱的，看看他。他和你真像。”阿尔芒娜笑着说。
“现在还看不出来长得像谁。但通常儿子会更像母亲一些。”我说，“但他的头发像他的爸爸。”
“上尉……还是没有寄信来吗？”
“没有。”
我摇摇头。窗外，死寂而灰白的天空中，飞过一群尖叫着南下的海鸟。我想，它们说不定也曾经飞过伊尔门湖畔，我和劳伦斯此时能听见的声音，维尔纳也听过。劳伦斯似乎察觉到我的伤感，在这时醒了过来。
“宝宝醒了。”阿尔芒娜惊喜地说，“上帝，他的眼睛真漂亮！是灰绿色，像两颗小小的尤加利。这是战争时期，而劳伦斯在停战日出生……这孩子，一定会好运常伴的。”
“是啊。维尔纳也总是说，希望好运和善意，都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满怀温情地看着劳伦斯的眼睛。
温德米尔湖的灰。水雾弥漫的祖母绿。
“你和菲利普，介意做劳伦斯的教父教母吗？阿尔芒娜。”
“我和菲利普？”
“是的。你和菲利普。”
“拉文德。你是说……”
“对。”我轻柔地说，“趁着你们还没被战争分开。有些事，你们不明白，但外人看得清楚。”
阿尔芒娜呆住了，好一会儿没说话。直到劳伦斯再一次睡着，她才把劳伦斯从我的手中抱过来，仔细地为他擦干净满是奶渍的小嘴。等到她把他放回婴儿床里，脸上已经绯红一片。
“……我当然不介意。”阿尔芒娜小声说，“如果菲利普不介意我是个笨手笨脚的傻姑娘的话。”
“我敢保证他不会介意。”我说，“相反，他非常愿意，几个月前，或者比这更早。不过我要说，在这方面，你确实是个傻姑娘。”
我在一个星期后出院。在住院的过程中我得知，在劳伦斯出生的同一天，德国军队占领了南方地区。那之后，数万名犹太人被送往灭绝营，数千名抵抗者被捕。＊这些消息从广播里传出时，我正坐在温暖的壁炉前，给劳伦斯喂奶；而这些消息，包括跳动的火焰，都像在指责我——由于是众所周知的德军情妇，相比隔壁加布里埃尔太太家的窘迫，即使我没有正式的津贴，我也能得到宪兵们明里暗里的“照顾”。德国工厂的强制劳动和频繁的抓捕，让人们变得麻木而充满恐惧。没有人再来砸我的玻璃，但我知道，他们恨我。
而我也不再允许弗朗索瓦丝和亨利上门探望我，尽管亨利非常惦念他的外孙。就连劳伦斯的洗礼都是在我的病房里偷偷举行的，由阿尔芒娜担任见证人，亨利充当牧师和神父。他带给劳伦斯一本《基督的童年》，作为出生赠礼。
诊所的“生意”还在做，但由于德方的高压而变得萧条，生活也被劳伦斯带来的琐事填满。这听起来很无情，但我竟然觉得这段等不到信的日子，并没有孕期那般难熬。只有在晚上哄睡了劳伦斯，去盥洗室清洗沾满奶渍的睡衣和劳伦斯的尿布时，我才会抬起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想起维尔纳在身后抱着我，伸手拢起我长发的样子；又在小油灯昏黄的光里，想起他许诺给我的托斯卡纳。
生下劳伦斯后，我开始经常做噩梦。梦见维尔纳躺在伊尔门湖畔，被冰雪掩盖的战壕里。就像1941年11月我们一起看过的那部宣传片。远处是原始森林，近处是冰霜，伤兵，热气腾腾的炉灶——他的眼睛也不再是我熟悉的那片湖，而是黑洞洞的沼泽，有时甚至是弹洞；他弹琴煮汤，惯于爱抚我的手，紧握着枪支和手榴弹，然后在某一场大雪之后，骤然断裂成两段，或者几段，在冰层下发紫，溃烂。我试着为他包扎，想把他的手接回去，却到处都找不到手术刀和绷带。
有些时候，他会闭上眼睛。
我拼命地想要吵醒他，就像我还靠在他怀里。
然后，在劳伦斯的哭声，或者刺耳的电话铃声中醒来，发现自己还置身于圣马洛沉甸甸的天光中，是不见天日的艾瑟尔，也是无处可逃的拉文德。
而在瞬息万变的平行世界里，只有三件事没变。
广播里没有诺夫哥罗德州，维尔纳也没有寄信回来。我，也还在抽空写信。
第八个月。圣诞节，新年。第九个月。美国轰炸洛里昂，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围歼，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面，希特勒执政的第十年；圣马洛开始解冻，白昼变长，黑夜变短，又是一年的春天。
圣马洛的街道上很少见到男人，也不再有家属给柯克兰医生送花。她与圣文森特街上那位姓氏和白桦树有关的德军上尉，似乎从来没有在圣马洛出现过，大家只记得住在绣球花街1号，开诊所，给德国人生下孩子的瑞士女人。老城区出现了第一间被空袭炸毁的民宅，住在里面的一对老夫妻被烧成了焦炭。
伊萨克在新年伊始的时候逃往尼斯，而塔玛拉还东躲西藏地留在圣马洛。菲利普告诉我，她失去了她和伊萨克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但那孩子被送到哪里，没有人知道。
“所以……塔玛拉说什么都不肯离开圣马洛，伊萨克只好一个人走。”
菲利普没有说细节。
他碰碰劳伦斯的脸，叹了口气。我想，说不定那孩子当时也经过我的手。圣诞节后，我曾利用妇科诊所的便利伪造出生证明，协助菲利普将几个犹太儿童转移到圣玛格丽特修女院，他们会被送到南边和北边的教会家庭，或者送去其他的国家＊。只不过我并不知道，其中就有塔玛拉的孩子。
相比之下，我和劳伦斯，都是幸运的。
劳伦斯非常健康，也很少哭闹，毛发的颜色开始一点点显露出来，是一种丝绸般的金褐色，综合了维尔纳的浅金与我的深黑。我每天抱着他去诊所，苏珊娜对他的存在并不表态，但她偶尔会偷偷地逗弄他的小手和小脚，会在劳伦斯哭闹时，抱起他哄睡；她还在诊所门口挂了一大串五颜六色的贝壳风铃，最下方是一只精致的白瓷海鸥。
直到1943年1月31日的下午。奔驰车的引擎声，久违地停在“鲍威尔医生诊所”的门前。
当时诊所内没有病患。我正抱着劳伦斯坐在诊台前，唱着《Das wird ein Frühling ohne Ende》，正好唱到“当你归来时，将是无尽的春天”那一句。苏珊娜正在治疗室内清点新一批的药品和医疗用品。
车门被打开，再关上。
一个戴着医疗臂章，提着公文包的军官从副驾驶走下来。直到他走进诊所，我才看清，是沃尔夫·施密特。他戴着帽子，以至于我一时没有看清他是谁。进屋的时候，劳伦斯的海鸥在他鼻子上狠狠地啄了一记。
“冯·比尔肯贝格夫人。”
他用德语说，并向我敬礼。
德国人的到来本身没有吓到我，但他的正式姿态却让我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成为拉文德之后，他从未以这种姿态对待过我。
我渐渐心慌意乱起来。
“您有什么事？”我问。
施密特露出忿忿不平的表情。然后，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摆在诊台上。
“节哀，夫人。”
他摘下帽子，把它们夹在身侧，直直地说。
有那么一瞬间，世界从我的眼前消失了。“什么？”我以为是我自己听错了。苏珊娜听到声音，快步从里屋走出来，想把劳伦斯从我怀里抱走。而劳伦斯却用力地揪着我身上的白大褂。
“冯·比尔肯贝格上尉于1942年12月19日，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突围过程中，与第六集团军群失去联络。”施密特说，“档案袋里，是失踪人员的名单副本，和上尉从斯大林格勒寄回的信件。在那种地方失踪——夫人，你该知道，这和阵亡通知没有区别，只是没有找到他的身份牌而已。”
那些恐怖的文字顺着耳道涌入我的脑海。我紧紧抱着劳伦斯，猛地站起身来。“不可能，我不相信！”我剧烈地颤抖着，冷汗涔涔，滴落在劳伦斯的额头上，“你们别想骗我。你们只是想和我切割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突然这么做。你们在圣马洛，根本不可能收到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名单。他也不在斯大林格勒——”
“夫人。”施密特皱起眉头，“我理解您的心情。但这是真的——没人胆子大到专门为您伪造这种东西。您并不是真正的‘军属’，这份文件，也是一位长官出于对上尉的感谢，费心为您留下的。那位长官在上尉的名单上。不过，现在上尉死了，林德伯格也去了北非，这份本来不可能送到您手中的失踪通知，也是那份名单最后一次的物尽其用。”
“告诉我那位长官的名字！”
我毫无理智地冲着施密特大吼。施密特被我这副狂躁的姿态吓了一跳，失态地打了个哆嗦。他手里拈着的帽子被他扔了出去，砸在诊台的背板上，发出一声闷响。劳伦斯因为母亲的尖叫，爆发出响亮的哭声。苏珊娜则揽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稳稳地托着劳伦斯，低声哄着他。
“很抱歉，现在我没有义务告诉您这件事了，夫人。我作为邮差的任务已经完成，而我也即将被调离圣马洛，回到我的家乡。”
施密特不耐烦地看我一眼，弯下腰，把帽子捡起来，重新扣在头上。
“故事结束了。您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至少该学着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再见，拉文德·比尔肯贝格小姐。您好自为之吧。”
说完，施密特转过身，逃也似地离开诊所。我咬紧牙关，挣脱苏珊娜的手臂，抱着劳伦斯追出去——那辆军用奔驰已经开走了。而我看到，车后座并排坐着两位戴帽子的军官。我想其中一位，应该就是维尔纳的名单上，那位可以称之为好心的军官。
于是，我抱着还不到三个月大的劳伦斯，像只红眼的丧家犬一样，追着那辆黑亮的奔驰车。就好像只要我追上它，我就能把那份该死的失踪通知扔回斯大林格勒，把我的丈夫换回来。我觉得身下几个月前的伤口被扯开了，每个毛孔都似乎在流血，唯独眼睛和稻草丛一样干燥。我一直在跑，但我听不见我的脚步声，只能听见劳伦斯在撕心裂肺地大哭。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那辆车明明就在眼前。可我只是闭了一下眼睛，它就不见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伊尔门湖畔，斯大林格勒，还是弗莱堡和剑桥？一块块石板仿佛变成审视的眼睛，它们怜悯又恶意地望着我；又仿佛成为唾沫横飞的嘴巴，用法语和德语交替着重复：
“他死了。他死了。他不会回来了。”
“没名没分的寡妇……一定是那个德国人，他抛弃了她……也难怪，看，她连自己的孩子都照顾不好。”
“唉，又一个管种不管收的野男人。”
“啐，贱女人。她抱着的是德国人的种，是撒旦的后代，是恶魔……”
“少说两句吧，小心她反咬你一口。”
我的眼前依然一片天旋地转——直到劳伦斯嘶哑的哭声，把我拉回圣马洛的石板路上。我的眼前终于出现了光线，是布列塔尼午后，那颗被海雾蒙住眼睛的太阳。太阳的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我想，我一定是看错了。这里是圣文森特街，维尔纳曾经伸出援手的那条街……法国的太阳，怎么会为一个德国人的妻子和孩子哭泣呢？
“劳伦斯……别哭，我的儿子……”
我缓缓地回过神来，又哭又笑地呼唤我儿子的名字，轻轻拍着手里的襁褓，将他牢牢地护在我的臂弯中。
“……爸爸只是失踪了，他没有死。没有阵亡通知书，他就一定还活着。他答应过我，只要我在的地方，他总会回来……他还没有见到你，还没有亲口对你说，他有多爱你。你的爸爸是个天使，他不会把我们两个留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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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BBC广播原文（1942年10月3日），没有找到10月1日的广播，所以选用了临近的3日。
＊参考《冬日列车》：“42500名犹太人被驱逐到了死亡营（运送他们的火车没能遇上抵抗运动制造的脱轨事故）；整个国家都处于德国军队的掌控之下；人民又饿又悲惨，正在经历第三个缺少燃料的冬天；数千名抵抗者不是牺牲了，就是被关进监狱，或者在被送去德国工厂的路上。”
＊参考《马赛尔网络》一书中，奥黛特·罗森斯托克和穆萨·阿巴迪转移犹太儿童的经历。
作者有话说
第54章 第五十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