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七十五一

134、曾许人间第一流 秋否厌

　　我这一生，只醉过一次酒。
　　那是我二十岁那年，第三次从贡院走出来的时候。
　　前两次落榜，都算不上是我自己的过错。头一回是考官收了银子，把几个不通文墨的世家子弟塞进了名册。第二回是我在考前三日染了风寒，吃了药反而烧起来，在号舍里写了半篇策论便栽倒下去，被巡场的侍卫抬了出来。我在床上躺了七天，醒来时贡院的大门已经关上。我盯着房梁看了一整天，什么也没想。我只是觉得，老天爷大约是不打算给我这条路的。
　　可我偏不走别的路。
　　我在城西赁了一间屋子，小得只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一个炭炉。每日煮一锅粥，喝完了便埋头读书。我没有多余的钱买蜡烛，便趁着天亮读，天黑了就坐在窗前默诵。隔壁住着个老秀才，时常隔着墙咳嗽，偶尔会敲我的门，送来半块饼或一盏热茶。
　　他问我：“秋生，你还要考吗？”
　　我说：“考。”
　　他说：“你也不年轻了。”
　　我说：“嗯。”
　　便没有别的话了。
　　第三回走进贡院的时候，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那三天我没有合眼，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天刚好亮了。我搁下笔，觉得手心发麻，指节发僵，可心里是安静的。我知道我写得很好。好到我挑不出毛病。
　　放榜那日我没有去看。我在屋里煮粥，听见远处有鞭炮声，断断续续的，像是别人家的事。隔壁老秀才拄着拐杖出去了一趟，回来时气喘吁吁地敲我的门，激动得声音都在抖：“秋生！你中了！头名！”
　　我把粥喝完，才慢慢地、慢慢地笑了一下。
　　原来老天爷还是给了这条路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年原本又被人调换了卷子。是魏晨。他想让他的门生拔得头筹，便买通了誊录官，将我的卷子换了下来。只是他没想到那年主考官是新上任的，不买他的账，又恰好认得我的字迹。事情败露之后，他的门生落了榜，我的卷子被重新翻出来，朱批四个大字：“甲等第一。”
　　我从此入了仕。一路从翰林院修撰做到侍讲学士，做到中书令。人人说我清贫，说我孤傲，说我不结党不站队。我不在乎这些评价。我只是觉得，既拿了俸禄，便该把差事办好。
　　既读了圣贤书，便不该被那些乌烟瘴气的勾当染脏了袖子。
　　我的俸禄大半捐给了各地的贫苦书院，自己穿洗得发白的官袍，住三间屋的宅子，来京十几年，连一套像样的茶具都没置办过。
　　可我办过一件大事。那件事，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先帝驾崩前，召我入宫。那夜他身边没有一个内侍，连灯都只点了一盏。他坐在榻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对我说：“阿厌，朕这一生做错了很多事。可有一件事，朕不能再错了。”
　　他把一卷明黄的绢帛塞进我手里。
　　“十七……朕把他托付给你。朕知道，你信得过。这江山，朕不指望他坐，但朕希望他活着。好好地，活着。”
　　我跪在榻前，把那卷绢帛仔细地收进怀里，贴着心口的位置。
　　我说：“臣，领旨。”
　　先帝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他说：“阿厌，你从来不说‘臣遵旨’。你只说‘臣领旨’。遵旨是被迫，领旨……是应下。你应了朕，朕就放心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三日后，他崩了。新帝登基，天下缟素，满朝都在争那封下落不明的遗诏和空缺的尚书令之位，没有人想到我。一个清贫的中书令，一个不结党不站队的孤臣，谁能想到先帝会把这么大一件事托付给我呢？
　　我也不说。我把那卷绢帛藏在书案暗格里，日日对着它批阅文书、写信、处理公务。有时候夜深了，我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确认它还在。
　　确认一件不该存在的东西，确实存在着。
　　收谢十七为徒，是三年后的事。那天他来见我，跪得笔直，请我教他。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先帝。您早就知道，他会自己走到我面前来。
　　我收了他。教他读书，教他写字，教他为君之道。那孩子聪明得惊人，一篇策论看一遍就能复述大意，一个道理讲过一回便能举一反三。
　　可他脾气也倔，像一匹还没被驯好的小马，总是不肯服软，不肯低头，不肯在那些明明该退的时候退半步。
　　我用戒尺打过他的手心，也曾在深夜为他批改策论到天明。
　　他有时候会趴在我书案上睡着，我就把外衣披在他肩上，等他醒了再让他回去。他写字的时候喜欢咬笔杆，那个习惯我纠正了大半年才改过来。他吃饭很挑，不爱吃青菜，我便盯着他把碗里的东西吃完才准下桌。他有时候会偷偷把青菜藏进袖子里，被我发现了，便垂着头不说话。
　　后来他学会了跟我讨价还价。
　　“老师，我今天可以少吃一口青菜吗？”
　　“不可以。”
　　“那半口呢？”
　　“……半口。”
　　教他的那几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热闹的几年。
　　江桦战死北疆，消息传回京城那天，谢十七没有哭。他只是站在我书房里，站了很久，久到天色暗下来，久到我没有忍住，问他：“吃了吗？”
　　他摇了摇头。
　　我说：“那去吃点。”
　　他又摇了摇头。
　　我说：“十七，你得吃饭。”
　　他说：“老师，我不饿。”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怎么吃东西。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消瘦，肩胛骨支棱着，衣袍挂在身上晃荡。我试过很多办法。让厨房变着花样做菜，往他碗里夹菜，甚至亲自看着他吃。他有时候会吃几口，有时候只是坐在那里，筷子搁在碗沿，一动不动。
　　我把一碗热粥放在他手边，说：“喝一口。”
　　他看我，那双眼睛是干的，可里面的东西让我不敢多看。
　　他说：“老师，他走了。”
　　我说：“你还在。”
　　他说：“我不想吃饭。”
　　我说：“那也得吃。”
　　他看着那碗粥，很久，才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放下。
　　他说：“老师，我咽不下去。”
　　我没有再逼他。我只是坐在他旁边，陪着他，从暮色四合坐到天亮。
　　我心里想，如果他连饭都不肯吃了，那这世上还有什么是能留住他的？我得留住他。
　　再后来，连我也留不住了。
　　他十九岁那年，去了江南。我站在城门口，往他马车里塞了一包又一包的药。他怕热，容易中暑；他胃不好，生冷的东西不能多吃；他夜里睡不踏实，我给他备了安神的香囊。那孩子趴在车窗上探出半个身子，笑着朝我挥手，说：“我走啦！”
　　我站在风里，看着马车越走越远，直到扬起的尘土模糊了那道身影。
　　我想：还会见的。等他回来，我要问他江南的事，要看他的卷宗，要跟他说，你做得很好。
　　我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样笑。
　　江南的奏报传到京城时，我就知道要出事了。他连斩十三名贪官，开了粮仓，救了灾民，可朝中有人把这事说成了“滥杀命官、目无君上”。新帝本就忌惮他，这一来正好找到了由头。消息一日比一日坏，弹劾的折子像雪片一样堆在案上。我写了折子替他辩白，递上去之后石沉大海。我又写了一道，依然没有回音。我写了第三道，第四道——写到第五道的时候，御书房来人传我进去。
　　新帝坐在龙椅上，手里捏着我那几道折子，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最后抬起头，笑了笑：“秋爱卿，你倒是护短。”
　　我说：“臣只是据实陈情。”
　　他没再说什么，挥了挥手让我退下。可我知道，他不会放过我了。
　　剔骨之刑。我听见这几个字的时候，心里竟没有太大的波澜。在朝中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从云端跌进泥里，也见过太多人笑着笑着就再也笑不出来了。我知道这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在我还没来得及看他从江南回来之前。
　　我被押进诏狱那日，天很好。阳光从高高的气窗漏下来，落在我脚边，明晃晃的一片。我跪在冰冷的地上，听着锁链哗啦作响的声音，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
　　我不在了，那孩子谁来看着他吃饭？他会不会又瘦了？他那个人，没人盯着便不肯好好吃东西。从前是我坐在旁边，他才会乖乖把一碗饭吃完。我走了之后呢？他会不会又把青菜藏进袖子里，然后告诉别人“我吃过了”？那孩子在江南，有没有学会给自己添衣？他走的时候我塞了那么多药进去，他会不会嫌麻烦，全扔在马车里没有带？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很久，也许一天，也许两天。我躺在潮湿的稻草上，盯着头顶那道窄窄的窗。有一束光从那里漏下来，落在墙上，很细，很亮，像一条银线。
　　我想起那孩子今年该及冠了。他还没有字。我得给他取个字。我靠墙坐着，想了很久，久到那束光从墙壁上挪到地上，又从地上挪到我的手边。我慢慢地在心里写下了两个字：翊辛。
　　翊，辅佐，振翅，像鸟一样飞。辛，是他名字里那个数，也是他一生的底色。苦的，硬的，被火烧过的。可他要飞起来。飞过那些苦，飞到光能照到的地方去。
　　我把这两个字在心里反复念了几遍，像是最后一次批改他的策论。他那一笔字总是收得太急，我跟他讲过很多次，落笔要稳。可我又想，也许他就是那样的。急急地往前赶，急着长大，急着证明自己，急着把所有人都护在身后。我得告诉他，不用那么急。慢慢来。来得及的。可惜我没办法当面告诉他了。
　　那封信是我托人送出去的。我写了一页纸。我写了很多。写国家强固，写圣德刚明，写海内长享太平之福。写到最后，我写了一句：“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是写给这天下的，也是写给他的。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懂。那孩子聪明，应该能懂。
　　我把信折好，交给那个愿意帮我的人，然后靠回墙上，闭上眼。我想，那孩子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会哭吗？会骂我吗？会怪我为什么不多说几句吗？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多说了。
　　我只能告诉他：你很好。一直都很好。你要好好地活着。长享太平之福。我这一生，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攒下什么家财。只有一个学生。一个让我在刀锋贴着皮肉的时候还惦记着“他会不会瘦了”的学生。一个让我在最后那点微弱的意识里还想再为他做点什么的学生。一个我把一辈子的破例都用在他身上的学生。
　　他别瘦了。他本来就瘦。再瘦下去，风一吹就倒了。疼痛漫上来的时候，我没有喊。我一辈子没有低过头，最后的体面，我得留给自己。我咬着牙，尝到满嘴的血腥味，可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只是在剧痛之中断断续续地想，有没有人陪他吃饭？有没有人提醒他添衣？有没有人告诉他，已经很好了，你做得很好，不用再逞强了。
　　后来呢？后来我死了。我不知道。我再也无法知道。
　　我不知道他后来经历了什么。江平远战死，陈氏病故，江桦假死又归来，这些事我都没能陪在他身边。我不知道他独自扛着那些的时候，有没有人心疼他，有没有人跟他说“你做得很好”。我只知道他后来很疯。满朝都说靖王是个疯子，杀人如麻，权倾朝野，恶名能止小儿夜啼。
　　我想他大概是太疼了。他那么倔的一个人，疼了也不说，只会把自己弄得更疼，以为这样就能盖住原来的那些。他割过喉，后来又被救回来了。我不知道他割喉的那一刻在想什么。如果我还在，他大概不会做这种事。他每次闯了祸，都会来找我，嘴上不说，可我知道他是来讨一句“没事，有老师在”的。可我不在了，他就只能一个人疯，一个人疼，一个人把碎掉的自己一片一片捡起来，拼好。
　　可我想，他应该会好好地吃饭吧。应该有人陪着他吃。应该不会再偷偷把青菜藏进袖子里了。
　　那束光，那扇窗，那个名字，都是我留给他的。他收到了。他记下了。他带着那个名字，走过了很多年，走了很远的路。
　　走到清明微雨，走到一座碑前。碑上只有三个字：秋否厌。他在碑前站了很久，说了一些话。
　　我听见了。
　　我全都听见了。
　　他说——老师，我来看你了。
　　他说——我们都很好。
　　他说——你看，你教我的，我都做到了。
　　他的猫在碑前放了一束花。沾着泥水的、小小的白色野花。
　　然后他转身走了。背影不再像那年在城门口挥手时那样单薄。他已经长大了。已经不用我再替他往马车里塞药包了。我看着他走远，心里想，那就好。那就好。
　　我有一句话没有告诉他。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说，可每次见面，我总是说“你这里做得不对”“那里还要再想想”“为君者当知进退”。
　　我总是在教他，总是在纠正他，总是忘记告诉他那些更重要的事。我想告诉他，翊辛，你做得很好。你一直都是。你在江南开仓放粮的时候很好，你斩那些贪官的时候很好，你跪在我面前说“请先生教我”的时候——也很好。
　　我一辈子只醉过一次酒。那是二十一岁，第三次从贡院走出来的时候。我在那一刻觉得，原来天底下还是有公道在的。后来我遇见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被先帝托过孤，也被剔过骨。可我一直记得那天的天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青石板上，积水映出一小片亮堂堂的天。那孩子就是从那片天光里走过来的。走得跌跌撞撞，走得满身泥泞，可他走过来了。而我，始终站在三步之外，看着他。
　　“翊辛。你做得很好。一直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