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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生巫婆 ...

  •   据说在祖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不是太淘气就是太木讷。我从小被大人们评价得比较多的是“呆头呆脑”,和“不听话”,后来被我妈总结成了“蔫坏损”。不过据我父亲说,我从小还是个绝顶聪明的孩子。他曾拿出一叠被裁成豆腐块大的红纸片来给我看,每片红纸上都有毛笔写成的黑色楷体汉字,他说这是出于我爷爷之手,那三百多个汉字我在三岁时都认得了。
      每想到这些,我都为爷爷的早逝唏嘘不已,如若不然,他老人家怎么都会在后来的十年里把自己的长孙女造就成个小神童。于是我又回想起当年在爷爷病房里说的那句不吉利的话,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个害人害己的小巫。
      但我还没有就此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巫婆,直到9岁的时候我们家终于从十间平方搬到了带阳台的楼房,住到了第五层的两居室的套间。
      那时大家都好兴奋,好容易一趟一趟把东西都搬上了楼,我就和妹妹从阳台上扒着头往下看,不知因为过去的楼房空间高还是从来没从那么高的地方向下看过,我们两个都觉得很高很晕也很刺激,于是就趴在阳台的沿上不停地向下张望。这时楼下有对双胞胎姐妹,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她们不知怎么抬头看到了我们姐妹,毫无缘由地骂我们两个:“王八探头,好年头!”我心里很憋气,好端端地被骂王八!于是心里一股火冲上来也很想回骂两句,只是一时语塞想不出一句很好的话,可同时嘴里却莫名其妙的冒出了一句:“你奶奶就要死了!”这句话是拼尽了最大气力喊出来的,话一出口就觉得骂得不好,因为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有个奶奶,再者这句话并不合辙押韵,没法跟他们那句相比。可骂也骂过了,心里到底是痛快了一些。
      过了没两天,就看到楼道口放了不少花圈和贴出来的讣告,那对双胞胎姊妹的奶奶刚刚过世了!从那以后我见了她们姐妹就躲,好在她们似乎忘了我的诅咒,我猜想当时她们也并清楚是哪一家人家的小王八探的头。
      人命关天,我从此不再敢胡说了。
      这桩事使我明白话是不可以随便乱说的,尤其是咒人的话。不过在24岁时经历的另一件事让我想起来心里更觉得无辜和恐怖。
      那时我在一所美术学校当老师,不忙的时候就在办公室画画。一个五十五六岁的数学老师有次过来做我的素描模特,我花了两个小时画成了一幅素描,本想自己留着,数学老师说:“这张画的还挺像我的,我留着得了,等我死的时候就用这张当遗像。”我把画留给了他,虽说是拿去当遗像不太吉利,可也觉得那是久远以后的事,笑一笑算了。
      不久我就离开学校去了外地,一年以后我回学校办理调动手续,一进校门就有人告诉我:“王老师去世啦。”我一惊:“这么突然,什么时候?”“去年。开追悼会时,挂着的遗像就是你给画的素描!”
      我先是毛骨悚然了十分钟,然后就很后悔那幅画画得太草率,应该再花上一个小时画精细些。我想象着王老师的灵堂正中挂着的那幅头像,揣摩着他临终前嘱咐家人将这画做遗像是出于对这幅艺术品的喜爱还是为了省几个钱?因为据说他用钱一向比较抠。但无论如何,从此我不敢再让任何人做我的素描模特,我曾最拿手的基础专业就是这样被荒废的。
      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呆头呆脑”的人就有这种神力呢?

      其实令我风光的事在小时候是不多的,相反,大量苦痛却残留在身上和心上。自从7岁有了记忆,身上挨过打留下的伤就从来没有好过,红的,青的,紫的,总是变幻着色彩交替出现在腿上,胳膊上,手背上,脚上,和屁股上,而脸上挨过打耳光半个小时后就会失去了红色的光彩,被撞过了墙的头也只在当时造成了很多闪烁在黑影里的金星,过后功能完备如初。我想小时我定是不缺钙的,我比别人都大一些的脑袋也更硬一些,奶奶总说小的时候总是在我的奶糊里加上蛋黄,四十年前的鸡蛋可是货真价实的绿色食品,因此说人在婴儿期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
      1974年,在上学前的半年里,除了提着大铁桶为家里排队打水,然后洗几件衣服,我开始学着煮稀饭。但这些并不是我的主业,我在大人都上班的时候就是带着妹妹在研究所院子里疯玩。院子里的孩子很多,我们大多时候跟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玩,有时也跟着比自己大的玩。我那时刚从上海去的天津,普通话说得很烂,常常被别的小孩嘲笑,他们嘲笑我的口音也嘲笑我穿的从上海带来的鲜艳的衣服,同时有的孩子也开始想些坏主意整我们姐妹。
      最常见的就是挖陷阱。在土地上挖个坑,上面用树枝架空,再盖上破纸,树叶和浮土,掩护好了后就诱骗我们从上面走过去,然后一脚踏空人就摔倒了,接下来是胜利者的大声喝彩和挨整着的人的灰头土脸,以及胸中激荡起来的以牙还牙的决心。后来我开始潜心研究过挖陷阱的技巧,并成功地诱导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陷进去过,只是对于武丽萍和文小慧这两个稍微年长的仇敌从来都没有胜利过。
      武丽萍比我大几个月,她之所以总是欺负我们姐妹是因为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再加上小慧就是四个人,比起傻乎乎的我和老实巴交的妹妹,她们的势力显然大很多。武丽萍的父母来自河南,平素说一口浓重的河南话,他们是所里附属实验工厂的工人。工人的工资当时是30来块钱,他们工资比技术人员低但却养活着三个孩子,所以在大人眼里他们家似乎是比较小气的人家,吃饭从来不见荤。但其实在当时即便是所长家经济条件也好不了哪儿去。我觉得他们家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父母的口音和她们的妈总是在院子里大肆奔跑追打孩子。每当她们的妈又边跑边追的时候,我们就拉着妹妹站在旁边看热闹,看看这次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有一次丽萍妈又开始在平房前的空地里边喊边迈着大长腿追着丽萍,这次的原因显而易见:丽萍手里拿了一打柔软的粉红色的草纸,连我当时都认得,这是女人转用的卫生纸,因为我妈有时也用这个。丽萍妈边追边骂:“丽萍!你给我站住!拿给我,不然打死你!看你跑!看你再跑!”但小丽萍一点都没有站住的意思,倒越跑越欢,渐渐地丽萍妈没了力气,她放弃追逐,站在那用手指着丽萍:“告诉你,你再拿我要打死你!”
      丽萍胜利了,她用那些粉红色的卫生纸用作了红缨,她做了把粗糙的红缨枪。她妈也并没有打过她。
      我羡慕很久,也试图跟我妈要几张卫生纸,过了很久终于如愿以偿地用剪刀把那些纸剪成条扎了一把红缨枪。因为我妈为妹妹不知从那儿弄来一把飘着鲜红色的红线樱子和涂成银灰色的杆儿,枪尖是规整的扁扁的棱形的红缨枪。
      我虽羡慕那把枪,但自己动手做似乎也有趣,在那些粉红色卫生纸不久被弄烂了以后,我在家里找到一些红毛线,虽然毛线不多,红缨稀疏,可比起丽萍家,我们总算有两把气派体面的时髦玩具了。因此就更有理由瞧不起她们姐妹。
      可事实总是不以意志为转移,我们姐妹却实实在在地受着丽萍们以及小慧的欺负,我被欺负的故事曾被所里的大人们甚至包括我爸嘲笑了几十年!想起来都好想报仇,只是如今都不知道哪儿去找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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