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一九六六》无实无虛

2、天敌的由来

　　我妈和奶奶是一对天敌，她们的敌对是社会和两个不同家庭和个人的历史造成的。直到今天，在我87岁的奶奶过世10多年以后，70岁的母亲提到奶奶时还是声泪俱下，骂声不绝。
　　照我妈几十年的说法：江北人！三个字道尽了上海本土人对本世纪初苏北来沪做工的穷人们的鄙视。
　　我妈的爹，我的老外公在旧上海是个开厂的老板，所谓旧上海的资本家，可是我妈却没过上几天富小姐的好日子，相反的，因为她亲娘死的早，续弦进来的后母是小户人家的小姐，心眼窄小，对继子女们非常刻薄。但如果当时还是保持富人家的排场和生活方式，那刻薄的后母给她带来的不过是精神上疏远。只是我母亲生来苦命，年幼还未记事时就丧母，在八九岁的时候又赶上了社会主义。明哲保身的外公将一切财产交公换来了一家人的平安，他自己交公后在厂里做了一名普通工人，自家住的小楼也交出去被隔成了好几户人家。这个英明的决策使得全家人的阶级成份从资本家变成了工人，邻居那些旧资本家在□□挨整抄家的悲剧被有先见之明的外公早早地避免了，那是后话。可这样一来在五十年代后我苦命的母亲就从一个小姐，变成了一个小佣人：家里的佣人遣散了，哥哥姐姐都相继离家上了大学。只有我妈心里怀着委屈伺候着挑剔的继母，为她打水，买早点，和倒尿桶。
　　尽管如此，她骨头里还是小姐，从来没把家里残存的玉器银器当好东西，总是把那些值钱的小玩意随手送给同学和朋友，来换取些友谊。后来好容易考上一所不太象样的大学，上了两年学校又遭到解散，只得到一张“肄业证”，这张证让好强而不得志的母亲遗憾了一生。
　　我妈到外地上大学时在火车站被人骗走了她的行李箱，随身象样一点的东西一件不剩，学校下马后又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到上海来见继母。讽刺挖苦和憎嫌让她恨不能立刻找个归属离开家。就这样，一个上海富家出身的小姐被一个苏北农村来的穷小子捡了便宜。
　　我爸爸在七八岁以前随着奶奶和大他两岁的姑姑在苏北农村过活，虽然他家人自己并不种地，但战乱也让那几亩地所值无几。爷爷原本在私塾里教教书，和邻居下下棋日子也过得自在，可是战争来了，大家都逃难去，谁还有心思在乡里读书？于是高大却瘦弱的爷爷一个人和老乡结伴来到了上海，在码头当起了搬运工。
　　不久在家里守着的奶奶沉不住气了，粮米紧张，无以饱腹，于是先在大家庭里闹起了分家。奶奶从年轻在娘家时就是出了名的能干并且能闹腾的女人，于是爷爷的几兄弟被她闹得不得不按田产分了家。分家后奶奶二话不说，立刻就把自己那一份田做主卖掉了，又二话不说带了钱带了一儿一女只身跑到上海来找爷爷。这事据说在当时被乡邻们骂了小半辈子。
　　奶奶虽然不会种豆种菜的，但做得一手好针线。刺绣，编织，裁衣样样精，并且手脚麻利，于是她就用给人家做衣服，洗衣服来帮爷爷养活家人。爷爷是秀才出身，就算是落魄了，还是不断地支持独生儿子读书。因此我爸爸那仅大他两岁的姐姐12岁起就在上海的纱厂做起了童工来帮助家里供我爸读书。一家人在闸北一个叫“兴隆街”的贫民窟里艰难地撑着日子，而我爸爸却一直被保护在一张大伞下面，手不拿肩不挑地安心做着书生，直到解放，直到他考上了同济大学，直到毕了业被分配在了北京国家科委，这时候骄傲的家人开始张罗着要给家里的独苗找一房媳妇。
　　我那姑妈虽从小做了童工，但漫长的社会实践不仅让她说得一口纯正的上海话还有着许多别人没有的见识。在兴隆街街坊的儿子找临街女子做老婆的时候，姑妈探得了一个家住南市区城隍庙附近的年轻女子待嫁。现在的上海可能没有当年“上只角”“下只角”那样的阶层差异，可在当时，闸北兴隆街出来的小子娶南市区城隍庙“上只角”的小姐不能不说是种荣耀。姑妈的热情奔走，促成了他们的相亲，以及后来的婚姻。
　　从我父母的一张刚刚结婚时的照片看，两个人当年真是年貌相当，我爸爸一双浓眉，下面一双不算小的单眼皮的眼睛，面貌清瘦，脸型棱角分明，怎么看都还算英俊。而我妈，一张瓜子脸上一双动人的深含笑意的大眼睛，深深的双眼皮，天生的上挑的淡眉毛，最俏的是那一对深酒窝，没化妆，可是天生的美颜相信当年谁看了都动心。这张照片被我妈小心地收藏着，她说这是他们订婚时去照相馆拍的，可是不久后就有熟人跑来告诉她，那照片被放大陈列在照相馆的橱窗里了。于是她跑去交涉说不喜欢把自己的照片让马路上那么多的过往行人看，硬是让照相馆把它撤了下来。当年没有什么肖像权之说，能将自己的照片陈列到橱窗里似乎是种荣耀，后来我妈在每次对这件事的表述中都表露出了那种骄傲，只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人家撤下来，这个我一直都没问。

　　我爸是闸北区的苏北人，说着一口生硬的，一辈子都改不掉乡音的蹩脚上海话，他没有情调，不懂浪漫，生活习惯邋遢，当然这是出于我妈的口，但我觉得他是没有情调，但生活却并不邋遢，扫地，铺床，整理杂物似乎也并不含糊。不过在我妈眼里，我爸怎么都不是个可心的好丈夫。但他毕竟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他在远离上海的北京工作，当时又被选中抽到天津去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所，并许诺可以将我妈带离上海，在新单位里给她找到一个职位。我妈终于可以有份工作并能远远地离开她的后母，这巨大的诱惑使她下嫁了我爸。我爸娶了个漂亮年轻，勤快能干的上海姑娘也成了他一生的光荣。

　　但我妈那能说会道，八面玲珑的，精得像老狐狸一样的婆婆可不是吃素的。她没把两家20年前的家境放到当今来称分量，她只看到儿子是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干部，而媳妇什么都不是，媳妇应该时时向她低头问候，还要迎合她从家乡带来的待人接物的做派。而那一切在我妈心里除了天然的鄙视似乎没有任何契机可以让她和“他们那些人”融为一体。
　　比如在我奶奶看来一盘用葱姜黄酒炒熟的红色小龙虾是何等的美味！而我妈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说：那是产于臭水沟污泥里的所谓龙虾！她自小就知道里面不知有多少细菌，人是不可以吃它们的。“只有乡下人才吃！”她总是这么说。直到我们长大，一提到小龙虾时，妈妈也总是重复这句话。再比如，奶奶最喜欢的点心之一是“麻油馓子”，一把被油炸得金黄的细长面食，她泡在开水里，再加点白糖，“好吃哪！”奶奶总是把嘴一努，夸张地用苏北话表明那东西的美味。可我妈心里知道，那东西自小就不属于她，如果让她的后母知道她竟然也吃那种“下等”的东西，一定不知如何地耻笑她！于是在我妈多年的鄙薄之下，直到我上了大学在假期回到上海时，看到我那长寿的奶奶端出了泡好的“麻油馓子”放在我面前时，竟本能地将那飘着麻油香味的东西推得老远，似乎那东西确是有毒的。
　　每件生活小事都让我妈从骨头里看不起这家人家，尤其是一家之主的婆婆。只可惜她天生没有口才和精明斗得过老狐狸一样的婆婆，而老狐狸永远都不生气，有时还含着笑意说出无限刻毒的话来刺激她。比如当我妈连生两个女儿之后，每有机会和婆婆接触，老太婆总是当着她的面骂我爸爸是“小绝户”，而我爸竟呆呆的毫无反应。我妈咬着牙，心里翻腾着无数字句，就是找不到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字眼来应对。
　　尤其是在我刚出生6个月时，我妈抱着我回到上海小住两个月，准备将我留给奶奶带养时，奶奶竟然让她打地铺睡在地上，而自己和爷爷还有爸爸睡在了床上！这事给我妈刺激很大，连自己小时的保姆都不曾睡在地上，她竟混得连个床都不能沾边！尤其在全家人的眼皮底下，在老公公和丈夫眼皮底下打地铺。这奇耻大辱也被我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提到过无数遍，每次都眼含热泪，说到大夏天里自己热得不敢脱掉长衣裤，因为当着公公不好意思露胳膊露腿时，她曾提到爷爷当时曾建议让她睡到床上来，而自己睡地铺。但被霸道的奶奶当场拒绝。说到这里，我妈总是叹口长气，然后把早逝的爷爷夸奖一番：“你爷爷到底是读书人出身，明理！唉！有什么办法，好人不长寿，恶人倒是万万年啊！”
　　从小在后母面前吃了太多委屈，她原本就是个在强权面前敢怒不敢言的小女子，又碰到一个又滑又奸，没文化并且毫无心肝的恶婆婆，于是心里的积怨只能暂时放在那，找着机会跟我爸要说法。我爸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家里人的供养，爷爷给他的旧式启蒙也全与“孝道”有关，怎么容得说自己妈一个不字？于是当我妈受了委屈和我爸吵架时就问他：“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你自己说你要谁？”我那呆子老爸非常不明智地说了一句让我妈记恨一辈子也闹了一辈子的话：“我，我要娘不要老婆！”这话终于释放了我妈心里无限的委屈，“离婚”这个字眼也似乎生了根，时不时地跟在对这句话的复述后面被不断地提议着。“离婚”这两个字在那个年代里可以被一对夫妻复述无数遍，但永远都不会被实现。于是在远离奶奶的地方我妈只能找着碴不断地咒骂我那书呆子的窝囊老爸，同时总结出了自己的命：“上辈子我虐待过老人，这辈子就受她们的气！”
　　我从出生八个月就跟了奶奶，她从一口一口地喂奶糊把我养到了七岁，回到父母身边后就开始帮家里做家务，就看在这一份上，怎么也应该念点老人的好。而我妈却从来没这么想过，当我终于回到了她身边时，因为还没开窍，记不得我妈的模样而疏远了她，使她把这笔账记在了把我养大的奶奶身上，从而终于又找到了一架链接她和我奶奶之间仇恨的桥梁，使她时时冲上脑门的无名火又了新的去处，不至于因无处释放而灼伤。
　　于是她在以后的十年里用自己的苦命打造着自己女儿的苦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