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湿河畔》气泡湖岛

3、被驱赶 在鲁甘

　　在鲁甘泉拿着刀威胁我的那天，我就报了警。
　　鲁甘泉把我按在那根残破的水龙头前，一把扯下我的裤子，而这时我的头脑越发清晰。
　　鲁甘泉比我高出一整头，声音却是一种傲慢的青涩的青少年味，我曾在电子班上的几个少爷的嘴里听过这样阔绰的声音。
　　他的腰肢纤细，却富满力度。他的眼睛如一汪清泉，以至于他一边冲洗我身体时。
　　尽管水管嗡嗡作响，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声音融合进噪音里，而我还是听得如此清晰。
　　鲁甘泉。他的名字像他的眼睛。
　　我来到警察局报案的那天算我最困扰的日子，在那之前我以为全天下的警察都与蒋真一样仗义。
　　于是当我披着职校的外套来到警局大厅的前台，我的恐惧几乎让我忘乎所以，四肢麻木，像几株溃烂摇曳的枯草，在空中呻吟着。
　　我的第一句话是：“杀人犯强迫了我。”
　　接待我的年轻男警听后，向我投来诧异打量地神情，他把我从头到脚扫视一遍，当他看到我白色板鞋上站着的泥土时，他已经嗤之以鼻了。
　　我不由得蜷起手指，当我紧张地抬起头来，看到大厅中央所有的视线都已然像我聚拢时，我像回到了那个高中蹩脚的教室里。

　　那是我第一次接受相对正规的学业教育，我来到学校的一周后，尽管蒋真让我焕然一新，而我穷酸的姿态早已引起同学的注意。
　　有时我会佝偻起肩背来，或是双手插兜低着头向前走，当我用一根我从未见过的按动笔签字时，我的眼里不可避免地疑惑着。
　　当时我并没发现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向我靠近，我把笔杆卸掉，目标是拿到笔杆里的笔芯，在这期间我依旧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它。
　　一方面我对未知的东西感到害怕恐惧，尽管它只是一根不会说话也不会动、静静趴在我手掌心里的一根笔，另一方面是我卑微的自尊心。
　　我懊恼又焦急，我感受到那些带有温度的目光都像是一团火炬，烧在我的脸颊上，或是双手上，我的脸颊被烧得通红。
　　而耳朵还在嗡嗡作响，我的指尖已经被烧得颤抖起来。
　　当我终于把笔芯取出来，笔杆里面的零件乱七八糟地跑出来，我忙碌的身影映在众人的视线里，我知道这个狭小空间中的目光都已聚在我身上了。
　　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我眼睛一花，不知从哪飞来的弹簧——不，我亲自感知到它是从笔中掉出来的，我赶忙伸手去抓，而它直直地崩倒在地，“叮当”一声清脆的巨响。
　　完了。我就知道。
　　我甚至不能理解那小小的弹簧究竟是如何让人震耳欲聋的，后来我发现全世界好像都静止了，只有我的脸上还充满着无头苍蝇那样的无助的神情。
　　这根弹簧掉在地上，我听它怒喊道：“开炮——！！！”
　　于是全班的笑声蜂拥而至向我奔来，雨点般纷纷砸在我的衣领、胸口上，他们的哄笑如春雷炸响，却炸在我脆弱的躯干上，振聋发聩。
　　我不敢捂住耳朵，甚至一动不敢动，我还是等着他们笑完，而我若无其事地低下头把弹簧从那脏兮兮的地板上找到，捡起来。
　　我伸出手去，发现我已体无完肤。

　　我望着男警的神色，向后退了半步，蹙起眉头，心里已经蒙上了显而易见的答案，但我仍旧不死心，我很平静的脸带动我的嘴巴继续说：“真的是真的。”
　　“请你不要妨碍我们办公。”男警冰冷地吐出这句话。
　　我犹如掉进冰窟中，脸上的肌肉不自觉地绷紧。
　　我有点厌恶这个光明磊落的警察局，它墙壁上挂着鲜红的锦旗，像我结疤的伤口。
　　出了门我就一直向远方走，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正义的他们不愿听我讲话，或者是我浅薄的年龄和身上无辜的校服，这是我唯一的衣服了。
　　直到我的小腿发酸，我才刚到一家早餐店，开春后我的兜里渐渐富裕起来。
　　这次我有足够多的勇气多买了几个包子，我不知道当我回到出租屋后还会不会看到鲁甘泉的影子，但我还是给他带了早饭。
　　老板妹看到我有点惊讶，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
　　我心虚地摸着后脑勺，说：“最近不太好受。”
　　我没说我哪里不太好受，免得还要撒更多的谎言来弥补，老板妹也没有过多地问了，从蒸笼中捡出包子给我。
　　我走到楼下时定定地站稳脚跟，仰着头，热气腾腾的包子烫得我掌心生疼，我一层又一层地数着楼数，这栋单元楼整整九楼。
　　房东家在八楼，我在五楼，在我思索这个位置能不能精准地看到我的房间时，我已经看到了，鲁甘泉撑着腮，站在那面脏兮兮的玻璃窗后望着我。

　　打发走房东的儿子，我关上门，鲁甘泉还在嗦着泡面，我只好费力地推开那面沉重的玻璃窗。
　　“你把那两百块钱给他了？”鲁甘泉头也不抬地问我。
　　“嗯。”
　　“你猜他会不会把钱给他老爹？”
　　我沉思一会儿：“应该不会。”
　　“哦，那你等着吧。”
　　“什么？”
　　“没什么。”
　　我不再问话，拿着扫把开始扫地，他就不知何时放下了他的手机，来到我的背后，揽住我的腰，手在我胸口上胡乱地摸着。
　　“你知道么？杨畔山，你已经在泽昌巷里出名了。”
　　“我知道。”我的生意和我赚的钱早就告诉我了。而鲁甘泉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祸害，他居住在我的出租屋里，像一个偌大的寄生虫。
　　他出现的两个星期中，我毫无收入地过了半个月，而他依旧沾沾自喜。
　　“你是高中生吧？为什么不去上学？”我们保持着这个姿势没有动弹。
　　鲁甘泉在我的后颈上咬下一圈牙印：“你猜啊。”
　　“如果我杀了人，我还是会像往常一样上学的。”我冷静地分析着，“如果我不去上学，也没有回家，如果我的手法不够熟练，如果刚好家里报了案，警察很快就会盯上我了，你可能不是因为杀了人才跑出来的，而是有什么因素牵制着你，让你不得不离开家和学校，我猜你家很有钱，因为你逃到我这来依旧很懒惰，你默认这些活是留给别人做的，你刚才抱过来，动作很熟练，我猜你家里也有这样一个人，也许是一名女性，照顾你的生活起居的同时，或者还在……”
　　这时我明显感到鲁甘泉的身躯颤抖了，于是我识趣地不再讲话。
　　鲁甘泉松开了抱着我的双手，若无其事地回到床上。
　　我们就默契的把嘴巴闭上，而当我要下楼倒垃圾时，打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又问：“那你为什么不上学？”
　　“我不想上，学校很无聊。”
　　“那你出来受气，就很享受吗？”
　　“还好。”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
　　“我也没见过你这样的。”

　　今天是周二，我在昨天又一次尝试报警。
　　这次我脱掉一身校服，选择了更体面的衣服，我穿着下血本买来的藏蓝色的牛仔外套，黑色的一件内搭（是背心，但牛仔外套让它看上去更像一件长袖的上衣，我就不会显得太过寒酸廉价），我万事俱备地向着警察局出发。
　　这次我没有去南街的警局，我顶着太阳往远处走，烈阳在我的额头上撒下细密的汗珠。
　　为了不让我到达警察面前太狼狈，我就沿着树荫底下走着，在汗水即将打湿我的衣襟时，我庆幸我穿着黑色的内衬。
　　我站在门外思索一会儿，尽量拿出一点成年人临危不乱的气势来。
　　我推门走进去，直奔前台，汲取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我不再说“杀人犯强迫了我”，说的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我要报案。”
　　前台的接待员几乎同时抬起头来。
　　我顶着他们的目光，缓缓开口：“关于不久之前的那个案件，我有线索要提供。”
　　很快就有人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这里点着一盏很微弱的灯光，窗帘紧紧地拉着，黑暗堵塞着我的胸口，我有点喘不上气。
　　“先生，你确定你没有开玩笑吗？”接待我的人依旧是个男警，他眉头紧紧皱着，翻开他手边的笔记本。
　　“这起案子的死者家属发布了丰厚的悬赏，提供有用价值的线索可以拿到一万块钱，此消息一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提供线索，但我们都一一调查过，其中百分之九十的线索都是无效的。”
　　男警摊开手，把笔记本递给我看：“这为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直到现在我们依旧未能找到凶手，总部那边已经焦头烂额了。”
　　我踌躇一会儿，倒吸凉气，脑中构思的话全都咽回肚子里，如果我不能简单明了地让警方率先注意我的线索，那我还要忍受多久与鲁甘泉同住屋檐下的日子呢？
　　假使某天警方突然主动找上门，那我要筹备的说辞就该比现在多出两倍了。
　　我就低着头，十指交缠着，其实我更想让自己抠指甲，在这片成熟的衣服底下漏出符合当下年纪的不安和焦灼。
　　但我忍住了，我顶着男警如炬的目光，缓缓开口：
　　“你们要找的人现在住在我家里，并非法撬开了我的家门，他为了让他自己显得更有震慑力，就把他的来历全部跟我说完了。”
　　“他都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