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是解剖》黑山老狸

8、8

　　地下室的房间里没有灯，黑暗变成了唯一的颜色。而在黑色之中，又有深浅不同的东西在簌簌行动着，发出细微的反光。
　　当楼上传来迪斯科音乐的震动时，我便知道时间到了晚上。咚咚咚的鼓点，沿着楼板的震动原封不动地传到地下室来。又有硬皮鞋或是高跟鞋快速的走动声，都在我的头顶清晰地响动。好长一段时间，这个世界只有这些声音。于是那些吵闹的脚步和碰撞声成了黑暗中的钟摆，我以此来推断现在的时间。
　　昨天夜里有老鼠啃我的脚趾头。它毛茸茸的，浑身湿漉漉。刚开始，我以为是来了一只黑色的小猫，心中温暖极了，燃起了对生的希望。
　　而后它便张开尖尖的鼠嘴，露出锋利的上下齿来，痛痛快快地给我狠咬了一口。我当然吓破了胆子，“啊———”地尖叫出声，叫声高昂响亮，音高冲出了颅顶，从热闹的木地板传到了楼上去。舞动的人群们为此安静了几秒。紧接着就有沉重的靴子快速疾跑，听脚步声应该是马黄。从楼上跑了下来，找钥匙，打开门，开灯，狠狠往我脸上揍了两拳，我痛快地吐出了血唾沫，啊啊呻吟个不停。接着他把脏抹布塞到了我的嘴里，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
　　当时我的心里还在感激马黄嘞，毕竟他吓走了那只吃人的肥耗子。
　　但是没过多久，又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脚趾上爬，已经爬到了小腿的位置。它长着细细密密的脚，像是一扇坚硬的羽毛，约有一个巴掌那么大。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蟑螂，但现在我不确定了，它好像越长越大，几乎要盖住了我的小腿。我害怕极了，拼命地扭动，想要甩开它，但是手脚被牢牢束缚，彻底地动弹不得。嘴上也被堵了臭抹布，只能发出嗯嗯，嗯嗯的声响。
　　它越爬越高，我也不知道它带着什么目的，要到我身体的哪里去。爬到了大腿，我宝贵的□□。上衣堆起的衣料让我失去了对它的触觉，看也看不到，这份未知更是可怕得不得了，我不知它会忽然跳到我的脸上，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在挠心抓肺的等待之后，它缓慢地从我的左边脖子往上，细细密密的脚，天啊，每一步都让我发痒，神经一阵又一阵地抽紧，不自在得难以忍受。
　　终于，它爬到了我的脸上，巨大的身子兵分两路，盘踞在了我的腮帮子和右耳。我这才看清楚，是两只紧紧相靠的蚰蜒，它们并列着凌迟我的□□，当到达了目的地——我的脑袋瓜，就彻底散伙儿。细长而多足的身子，爬过我的鼻子，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接着就这么不动了。
　　我耐心地等待几秒，越是不敢喘气，呼吸就越是急促，把那些细密的虫足扰动，在我可人的脸蛋上不停地打滑，推我的鼻子，戳我的眼睛。而后它们找到了一处好地方，生长茂盛草坪的我的脑袋顶。就这么在正上方停下了，安营扎寨，舒舒服服地歇起脚来。我一动也不敢动。朋友们，到了这里，我肿胀的眼球其实已经啪嗒啪嗒地掉着眼泪了。泪水咸呼呼的，让我的伤口蛰痛，越是痛，我自然就越是不好受。但我真是控制不住了，眼皮肿得厉害，已经两天没有完全地闭上眼，眨眼都难做到。我真怕这之后会瞎了眼，再也看不见这个可恨的人世间。
　　又等了很久，久到楼上的舞步声已经停止，仅剩下偶尔有之的碎脚步的时候，它们终于一前一后地走开了，爬到了我后脑勺的墙上。我松了口气，又因这低贱的赦免而啜泣不止，难过地不行。同时我还在期待着，期待它们可别再掉下来，走得越远越好。
　　这就是我被关着时候的生活，每一秒都度日如年，和所有黑暗之中隐没着的，见不得人的怪东西共处。我不明白四爷他们怎么还不把我杀了，把尸体扔进海里，当食人鱼的鱼料。
　　又过了一天，楼上彻底安静了下来。没有人跳舞，没有迪斯科音乐，连桌球掉落在地上，发出的令人不安的弹跳声也没有了。只有零星的、厚重的脚步声，走动得很急，又乱又慌张。此时我已脱了力，只能短暂地发出些呜呜，呜呜的声音。有时候我想要大叫，喉咙里却只有嘶嘶，嘶嘶的漏风。
　　那些脚步和欢笑声都从楼顶消失，第一天，第二天，而后的时间已经无法分辨，但四周还是这么静悄悄的，我终于彻底地感到了绝望，只求一死。朋友们，我既不知道任何秘密，也没有弟兄再能相信我，对于他人而言，我已没有任何价值。我被剩在了地下室里，就像是被彻底遗忘了一样。
　　我几乎已经感受不到疼了，也没有力气再去分析自己是想死还是想活。肥耗子，或是蚰蜒，把我当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园，在我身上爬来爬去的时候，我也不那么怕了。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和那张跛脚椅子融为一体，我们变成了同一种物质，一种流着脓水的破木头。
　　在我已经放弃所有希望，心中不再祈祷任何好事的时候，地下室有人走了进来。他转动钥匙，点亮了房间里的灯——
　　杨坤用寡妇刀割开了捆在我身上的绳子和胶布，让我倚在他的背上，将我接了出去。

　　在令人安心的昏迷之后，一个尖叫声将我叫醒：“我的个老天，这病人怎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杨坤吧，应该是他，很焦急慌张地说：“我不知道啊，我在路上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不认识？”
　　“不认识啊，大夫，我就一路过的。看他这装扮，是个要饭的吧。”他回过头对我笑了一下。
　　“小伙儿你人很好啊，见义勇为，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了！”医生很感动地夸奖了他。
　　氧气罩盖在我的脸上，护士正在剥我的衣服，我像一个血淋淋的水果，分不出果皮和果肉，无论如何他们也不好下手。
　　医生担忧地看了看我，接着问他：“你在哪里看见他的？找个笔记记录一下，方便给他找找家人。”
　　杨坤回答：“在永庆路的阿波罗迪斯科那边，我路过那里，”他比划了一下，“就见到个人躺在地上。”
　　医生又看了看我，眉头怜悯地皱在一起，叹了口气：“唉，阿波罗，那地方乱得很，经常醉酒斗殴，我们医院里都接了不少这样的病人了。不过那地方不是前几天关门了吗？我看里面的二流子全都跑了，竟然都不营业了，也不知道怎么个事情。”
　　杨坤顺着她的话说：“是呀，我也不知道。往常我走到那里很害怕的，那门口保镖，一个个的，吓死人了，我都不敢抬头看。这几天安生多了，才敢从那边儿走，心里还是直突突。”
　　他们聊得投机。在我的身上，还趴着两个扒皮的护士，一老一少，把我像个物件一样赤裸地翻来翻去。对此我有些不自在，总想把□□遮住，但力不从心，使不上劲儿。
　　她们拿着冰冰凉凉的镊子，把我的□□和血窟窿戳来戳去，舒服极了。我抬头看着光洁的天花板，吊顶上有明亮的长形嵌入灯。看着看着，就呜呜咽咽地哭了出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既是感动，也是委屈，又有一种还能活，还他妈得活的感慨之情。
　　医生注意到了，将杨坤拉到一边去，对他说：“一会儿警察会来录个笔录，还麻烦您多留一会儿，回答一下警察的问题，麻烦了啊。”
　　杨坤看着特别乖巧，特别好人相：“没问题没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应该做的。这样吧，我给您留下我的电话。要是这人醒了找不见亲属，您可以先联系我。我好人做到底，有人遇到困难了，能多帮一点儿是一点儿……”
　　警察很快就来了。透过病房门的磨砂窗，我能看到他们相互靠近的影子。寒暄过后，便是问话的环节，杨坤还是那一套回答，说他是在阿波罗门口碰见的我，不认识，从没见过。对，看见的时候就受这么重的伤了。怎么受伤的？不了解，真不知道，就单纯路过。去哪儿？去上班，在兴福路北口那边做点小生意。个体户，给人修电器的，修手机，电脑，照相机，监控摄像头，什么都会一点儿。平时从来不去阿波罗，就偶尔，总共去过两回，跟朋友路过也眼馋，但消费不起，也就打打台球什么的，舞不会跳，不乱搞关系。为什么关门？这怎么知道，没相干的事儿。
　　我独自躺在病房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左面是一座小公园，里面有沙子地的广场，小孩的嬉闹声从那边传来。与这些欢乐的声音交杂着的，是杨坤接受审问的声音。他镇定、积极，语气中又有股老实巴交的作态，讲的故事令人信服。
　　突然间我对来问话的警察感到可悲，从杨坤那里他们一定是问不出什么来了。和我一样，杨坤肯定每天晚上也在脑子里进行这样的训练。
　　我们都在做蜘蛛的工作，用细细密密的谎言，将孤立片段的现实缝补起来，编制成一个巨大的网，来挡住令人恐惧的真相。这样的练习必须每天在头脑中进行，要达到非常熟练的地步，才能在被提问时，不费思考地脱口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杨坤和我是真的同伴。我们之间有作为杀手的默契，有对彼此技术的信赖。更重要的是，他救了我，把我从那个可怖的黑房子里搬了出来。现在还在为了救人一事，接受没完没了的问话，承担着出现错漏的风险。我们之间的确是同盟的关系。
　　这之后提问还进行了一刻钟左右，但反反复复，总归是时间，地点，人物相关的问题。你为什么某日的某时某刻在阿波罗门口，为什么把人带到医院来，怎么不叫救护车，等等。
　　我就这么百无聊赖地听了许久，风平浪静之下，心底却在强烈的隐隐不安。我想，这也许就是杨坤所说的“当事情变得太容易”。我们常在生死之间行走，拥有强硬无比的心脏，和绝对冷静的处事作风。一旦这种自信和熟练带来了松懈，暴露出细小的纰漏，说不定会引发怎样的狂风暴雨呢。
　　结果是无事发生。警察全然接纳了杨坤的谎话，夸奖他乐于助人，这件事就要这么结束了。
　　正当我松了口气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我听到护士的阻拦：“先生，您不能往那边去。病人正在休息，先生。”然后很快地，我的病房门被生硬地打开了。外面是之前在我家门口出现过的老刑警和他的小跟班。
　　他们气势汹汹地进来，但看到我的时候明显吓了一跳。我被关了将近一个礼拜，每天挨揍，又没有饭吃，已经瘦得脱了相，看不出是人是鬼。好心的护士还在阻拦他，老刑警却态度强横，亮出了警牌，说有重要的事要询问，让她不要干扰办案。
　　护士没好气地再次提醒他：“为了病人的恢复考虑，还请您十分钟内出来。都是人民公仆，别互相把事情办得太难看。”
　　我病巍巍地躺在那里，虚弱至极。并非我假装，实在是浑身疼得厉害。老刑警拉了把椅子，坐在了我的床头边，年轻的那个站着，依然掏出了他宝贵的小本子。
　　他没有开口，只是静静地，以一种严厉的神色看着我，嘴唇紧闭，双眼写满了“我已经知道你做了什么”的笃定。
　　我努力地睁大眼睛望着他。直到这时，我都不知道君君是否供出了我，我是不是要进监狱。但我已经不怕了，还有什么事情能和那个黑黢黢的房间相提并论呢。在经历了非人的虐待之后，被审判和判刑又算得上什么，我只要忍受就行了。
　　最后他终于开了口，以一种尽量温和的语气问道：“才一周没见，你呀可真是大变样。知道是谁把你打成了这样吗？”
　　我虚弱地开口，两片嘴唇硬邦邦的，像两片干梅子：“阿波罗的服务员。”
　　“私仇？还是别的什么理由？”
　　“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太小，以至于他不得不靠近一些，几乎要贴着我的脸。这让我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汗味，想必这个案子让他费了不少心思，连换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不知道？谁干的，因为什么，你都不知道？”
　　“咳，咳。”我重重地咳嗽两声，再次重复道：“不知道。”
　　老刑警坐直了身子，他明白了无论他问什么，我都会虚弱地和他打马虎眼。因此他放弃了和我的纠缠，打开天窗说亮话：“刘君君的案子，我调查了快两个月了，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我认为犯案的不是刘君君。”
　　他在这里停顿，仔细地观察我的表情。老实讲，我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是该高兴，还是该担忧，也许当下我天然的茫然无措，才是正确的表情也说不定。
　　“但是，虽然我这么认为，但在证据面前，刘君君和此案有关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警方现在搜集到的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不利于刘君君的方向。至于他本人，虽然拒绝认罪，但也不愿透露更多的信息，态度非常消极。”
　　这个意思是，他们找到了那件紫色外套。我不禁紧张了起来，担心他接下来的问题。
　　“在我们搜集到的证物里，有一件沾了血迹的外衣，你有没有见过？”
　　我摇了摇头。
　　“这件衣服上除了刘君君和肖东的头发之外，我们还找到了第三个人的痕迹。你猜，那第三个人是谁？”
　　是我。当下我紧张极了，过度疲惫的身躯下，心脏在快速地跳动，一种强烈地吐白的冲动将我驱使，我想要尖叫出声，说是我，是我干的，你们抓走我吧。
　　但我只是冷漠地摇了摇头。
　　老刑警又安静了下来，严厉地注视着我，一刻也没有松动。他身后的小跟班，那个年纪较轻的小刑警，也停下了手中的笔，学他师傅办案的模样。然后他突然给予了我一个微笑，说：“刚好你在医院。那根头发是谁的，化验结果咱们明天就能知道。”
　　我面无表情地松了口气。
　　老刑警还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但却被敲门进来的护士打断：“张先生，您的血液检查结果出来了。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关于这个您自己知道吗？”
　　什么？我露出了惊愕的神色，嘴唇难以抑制地颤抖着，发出喔喔的声音。
　　门外，杨坤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有一瞬间，他的眼睛瞪得像俩灯泡。虽然他很快收起了这份错愕，但我想老刑警是看到了的。从我的角度看去，他侧身凝视着杨坤，久久没有移开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