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不住的红气球》阿琅

6、第五章 我的大

　　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于2016年的秋天。

　　由于复读了一年，我的高中同学们基本都大我一届。当我还在军训中晒得像根蔫了的黄瓜时，他们已经是大二的学长、学姐了，而且他们当中的半数以上都留在了省会南京读大学，剩下的不是去了苏州、无锡、常州就是南通和徐州，出省的屈指可数，即使是上海这样连“长三角”范围都没出的城市。

　　2016年对于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可谓意义非凡。

　　这一年，培养了一代代西语人才的经典精读教材、蓝色小开本的《现代西班牙语》升级成了彩色大开本的新版《现代西班牙语》，2016级的我们刚好是第一届使用新教材的大学生；这年5月，翻译出《堂吉诃德》（Don Quijote）经典版本之一的杨绛先生去世，身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妻子和妈妈，杨绛终于和丈夫钱锺书、女儿钱瑗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同年11月，古巴革命的传奇领袖卡斯特罗同志（Fidel Castro），也终于和他那生命已经在39岁定格了五十多年的战友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重逢......

　　目睹这一切发生在眼前的我原本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进的大学校门，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大学生活追着塞给了我一次预料之外的“重生”机会。

　　在这个由总计20个将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不同国家和文化为框架打造的全新认知塑造过程中，我遇到了和高中老师完全不一样、愿意耐心听我把脑袋里天马行空的想法讲完而从不打断的专业课老师，还有从来不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训斥做错事的我的辅导员，其中最特别的是我们的精读老师Florentino——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忍不住笑出了声，因为这是《霍乱时期的爱情》（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中男主角的名字，为了不把我们眼中又像兄长又像父亲的精读老师和书中女主角Fermina的黄昏恋联系起来，我和我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将他的名字简称成 “Tino”。

　　Tino是中国人，1985年生，刚好比我们大一轮。我们叫他”Tino”并不是因为”崇洋媚外”或“挟洋自重”，同学院其它专业的同学或老师都是叫他中文本名的，但我们觉得这样显得严肃又生分——“Tino”与其说是一个名字，不如说是一个独属于我们专业的暗号，比起隔壁日语专业和朝鲜语专业那种师生间自带的“毕恭毕敬”氛围，我们的师生关系明显更散漫、松弛——不仅因为不同的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特点将同一个学院的不同专业学生早早“泾渭分明”开，还因为当体育公共课的老师向我们发出“已经考到这所学校来的你们要怎么办”这种带着贬低意味的提问时，只有Tino用“hay de todo（什么人都有）”来提醒我们“刻板印象”和“贴标签”的认知模式并不适用这个充满参差的世界。

　　当然，现实世界是不可预测的，大一新生从被条条框框约束着的高中奔向想象中如同乌托邦般美好的大学途中，所带的那股新鲜劲多半会在和新环境的碰壁中迅速遇冷，一如我当初同样挑战十足的高中生活。不过成年人和青少年所遇的挑战侧重点不同，高中里我学到的第一课是“任性会产生我不想要的后果”，大学里我学到的第一课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虽然我们专业的师生关系融洽、学术氛围自由，但在入门阶段，这门光常用时态就有16个、各个时态又另有6种对应不同人称的不同动词变位形态的罗曼语族语言，对于习惯了英语只在第三人称单数和少数时态中稍微变化动词词尾的我而言，只有拼读是简单易上手的。

　　相比旧版《现代西班牙语》课本，新版《现代西班牙语》课本明显增加了入门阶段的难度，单词量和课文长度增加的同时，语法也一改原先“慢慢来”的节奏，而是试图“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改动让动词变位成了我这样的初学者眼里的“无底洞”，一个动词整理完了有另一个动词需要整理，规则的动词变位记住规律后还有不规则的动词变位排队等着，我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越多就越会发现到处都是没有掌握的知识漏洞，更别提不善背诵的我常常转头就忘刚刚花了大力气记住的一切。

　　开学的前两三个星期，我总是在焦虑中学得泪水涟涟，一度怀疑过要不退学回去求父母让我再复读一次，但一想起填报志愿前我爹让我填报日语专业然后被我一口回绝的画面，又觉得我自己选的道路没有理由坚持不到一个月就退缩。

　　为了缓解焦虑，我拿上跟日语专业同学借的两块滑板，把室友拉出去运动。

　　室友比我谨慎，滑得也比我慢。我在操场上滑完一个来回后，她才滑了单程的一半。第二次路过室友身边时，急性子的我跳下自己的滑板，伸出脚打算助她一“脚”之力、帮她加个速。

　　然而这一脚却坏了大事——室友并没有做好加速的准备，滑板向前从她脚下滑出去的同时，她自己也因为惯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在那之前，她的左手手腕先着了地。

　　室友一边说自己没事一边从地上爬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觉得手腕有点不对劲。我吓坏了，连忙带她去医院拍片检查。

　　X光片结果显示手腕豆状骨骨折。

　　医生提醒我们，由于豆状骨位于腕关节附近，活动频繁且血供相对薄弱，恢复过程会比较长，所以趁着骨折部位还没有肿起来，应该立刻打石膏固定。

　　在医院的缴费窗口前，我又恐惧又内疚，难过得说不出话。

　　室友反过来安慰我，六百多块的医疗费也坚持只要我出五百块，缴完费还再三确认我以后不会用这事做借口不再跟她一起玩。

　　晚上回到宿舍后我失魂落魄地看着课本，然后发信息给Tino问他我不喜欢西班牙语怎么办。

　　没过多久，手机屏幕上跳出了Tino冷静的回复：“大多数西班牙语专业的同学都不是因为喜欢西班牙语才进的这个专业。”

　　“我不知道学了西班牙语以后能干什么。”

　　“没几个人能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就能想明白自己的未来要干什么，更何况，古人说‘四十不惑’，你连四十的一半都还没到，迷茫很正常。”

　　“四十不惑，我才一半”，我喃喃自语地重复着。

　　出发去公共浴室、准备帮室友洗澡的路上，手机再次收到了Tino不放心的提醒：“早点休息，明天还有课，hay que mirar hacia adelante。”

　　好吧，hay que mirar hacia adelante，得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