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不住的红气球》阿琅

38、第三十七章 妈妈第

　　妈妈第一次患抑郁症是2004年下半年，当时我读二年级，刚满七周岁。

　　从妈妈的视角来看，她的“抑郁”始于我爹的冷暴力；从我的视角来看，她的“抑郁”始于年轻时没想清楚就匆匆步入婚姻的草率。

　　虽然高中政治课所教授的那些经济学原理一度难得我要死要活，但也几乎是从了解私有制经济起源的同一时刻开始，“‘婚姻’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概念就深深刻进了我的大脑，倒是在婚姻中沉浮了二三十年的我父母似乎仍然“看不懂”，而且是各有各的“不懂”。

　　他们都出生并成长于物质不充裕的乡下，来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各自带着解放前生人的特色时代粗粝和局限性的家庭——偏疼幺儿的曾祖给了身为长子的爷爷老好人性格，出生没多久就被过继给别人家的奶奶生命力旺盛而为人强势；外曾祖渴望男孩但实际上只有四个姊妹的外婆耳根子软还没什么主见，非本地出身的外公则不擅长人际关系处理——种种“先天不足”叠加“后天匮乏”，提前给我父母以及我的人生埋下了众多地雷。

　　从小缺爱、需要价值感的妈妈在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书了，选择早早投身工作的她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在国营工厂备受老师傅喜爱、肯定的“辉煌往事”，而并不算特别聪明的我爹，归功于肯吃苦的性格和耐心，在他的两个兄弟都没有在学业方面表现出足够的天赋和可供参考的经验的情况下，独自考上了大学并分配去了高中教书。

　　按照各自的人生轨迹，我的父母彼此本该很难产生交集，但没想到，我妈的三姑（也是她的三姨）和我爹的二舅在结为夫妻后介绍了他俩互相认识。

　　“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光环、相对周正的长相和普通的家庭条件催生了我爹自卑又自负的心态，当年龄渐长的他看到身边同事都陆续选择结婚时，焦虑于“被落下”的他和我妈这个一厢情愿抱着“结婚就能得到原生家庭给不了的幸福”想法的姑娘“一拍即合”。

　　可惜，没有感情基础的“各取所需”联盟并不牢固——当我妈抱怨我奶奶心疼水费、不让她用洗衣机甚至连敞开水龙头放自来水都不允许时，她觉得“隐忍”能换来我爹的心疼；当我妈因为我爷爷因车祸去世撞上我曾外婆因病去世导致她先兆性流产时，前来探望奶奶的医生亲戚随口下的“没用了，孩子肯定保不住”结论让她无助，她仍然觉得我爹应该安慰排解她的委屈不甘——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问题的我妈下意识认为配偶应该像她父母一样主动替她撑起一片天，然而同样喜欢用“拖”字诀回避所有不想处理的问题的我爹并不吃她“没有小姐命，却得小姐病”的压力，对此我妈仍然自欺欺人地解读为“只要今天在小事上一味牺牲忍让，就能换来明天别人对她的怜爱尊重”的绥靖。

　　我的出生让我的父母暂时搁置了矛盾、投入了繁忙累人的养育工作。全身心依赖父母养育的我让我妈摆脱了“食物链”最底层的身份并尝到了支配别人人生的上位者权力滋味，但随着逐渐长大的我不再处处需要父母照顾也不再“逆来顺受”，原先隐藏在我父母间的矛盾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不可避免的爆发。

　　2003年我升入小学时正值我爹就职的那所高中的办学规模鼎盛期，教职工人手增长跟不上生源扩张，因此我爹在担任班主任的同时还要兼职三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他展现出了面目全非的暴躁——面对在晚自习时悄悄吃花生的表舅，我爹抬手就是一记“大义灭亲”的耳光；面对不肯老老实实坐着把饭一口气全吃完的我，我爹抄起地上晾晒的黄豆杆，当众扒开我的裤子就是一顿暴揍——无论是十八岁在房间里泣不成声的表舅还是被揍到只能趴着睡的六岁的我，我妈看在眼里从来没有指责过我爹用力过猛，只是轻描淡写地让我们不要再惹我爹生气，直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她再也无法事不关己地“高高挂起”。

　　起早贪黑在高中食堂帮工的我妈逐渐发现我爹下班后没有多余精力给她好脸色看，正常的情感交流在我爹那里也得不到什么回应，接收不到正向反馈的我妈在睡眠不足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出了抑郁倾向，直到出现躯体化症状，她不得不辞掉食堂帮工的工作居家休养。

　　但是休养并没有使她的身体情况好转，少了一份工作收入的我妈不得不全天候接收我爹皱着眉、板着脸所传递出的怨气，毕竟在2000年初期，人们还没有普遍正视精神疾病、仍会习惯性污名化精神疾病患者为“神经病”。

　　我读一年级时，妈妈会在半夜我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帮我打开收音机放儿童故事磁带听，也会在我放飞不了风筝、学不会旱冰时拖着我不准放弃、一遍遍尝试直到我学会为止，还会给我钩织各种短裙头花、精心打扮后带我去照相馆拍艺术照，但等到我读二年级时，妈妈就变成了一个只进不出的“情绪黑洞”——妈妈会笑着夸堂妹“脸大一点好看”，也会笑着挽住堂妹的胳膊让堂妹双脚离地玩耍的同时说她喜欢堂妹，但当我挤开堂妹、希望妈妈也来挽我胳膊说她喜欢我的时候，妈妈回应我的只有无尽的冷淡。

　　升三年级前的暑假，随着我爹的工作调动，这个从我幼儿园中班住到二年级的房子在搬离前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仍然和妈妈有关——那天我跟我爹同事的儿子在窗外争“石头和水泥谁更硬”的问题，争到最后，对方动手用地上的积水泼我，我指责他弄脏了我的衣服，结果站在一旁的他妈妈不知有意还是无心地说了我一句“你本来就很脏”，听闻此言的我立刻回家打算换一身衣服再出来继续吵，但事先听到所有对话内容的我妈一把捉住了想换衣服的我、不准我出去，我急得几乎要跳脚：“放开放开，他们说我脏还泼我水！”妈妈拉住我胳膊的手抓得更紧了：“他们说你脏你就是脏！”“他们在骂我！你不帮我难道帮他们吗？”挣不开束缚的我急得直跳脚，“骂你又怎么样？”妈妈咬死就是不放手。我急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哭，妈妈见状也一屁股坐在地上跟我一起哭，此起彼伏的哭声让刚满八周岁的我第一次切实体会到“绝望”两个字的写法。

　　2005年12月的某天清晨，在出租屋里睡觉的我突然看到妈妈亲自来叫我起床还帮我穿衣服，受宠若惊的我直到她给我穿完衣服都不敢相信这是那个只会在“冷漠”和“为难我”之间二选一对我的妈妈。

　　往后几天，妈妈几乎对我“有求必应”，我想要的玩具、披风和滑板车她都给我买，她还会在我晚上写完作业后带我去听某保健品的品牌宣传讲座，突如其来的“亲近”让我一有空就在她耳边念叨“妈妈是从那天早上开始变‘好’的”——妈妈真的变好了吗？很不幸，那是暴风雨来临前“诱敌深入”的宁静假象，她原本主要表现为“冷漠迟钝”的“单向抑郁”要滑向另一个亢奋极端的“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躁郁症”了。

　　果不其然，妈妈开始强迫我穿扎皮肤的羊毛衫，直到我出现过敏反应、起了满身的疹子才作罢；妈妈开始易怒，开始容易和别人起冲突，而且一旦吵起来就要闹大到报警才善罢甘休；妈妈开始极度热爱社交，会挨个打电话给旧识，会在公园里搭讪晨练的老太太......对此，我爹一律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只要不舞到他头上，我妈怎么胡闹都与他无关，直到2006年初春，我妈的病态发展到了他再也无法视而不见的程度。

　　一个本该平平无奇的上学日，早早去学校上班的我爹把叫我起床上学的任务留给了我妈，但是我妈并没有遵守约定，而是跟我一起睡到了快要迟到的那一刻。

　　心急如焚的我把妈妈从床上拖起来去洗漱，等待她收拾完毕后用小电驴送我去学校。看着我凌乱的头发，妈妈拿起梳子开始了暴力的“梳通”工程，她的蛮力扯得我不停挣扎说疼，不等我催促她放弃，两记响亮的耳光就甩在了我的脸上。把我打懵后，妈妈不急不慢地骑着小电驴把我送到教室前。

　　早读课已经开始，班主任阴沉着脸看着急急忙忙从小电驴上跳下来的我。妈妈用普通话说完“老师你好，她睡过头了，不好意思啊”就潇洒离开了校园，我也毫不意外地被班主任罚了站。

　　早读课下后，班主任把我叫去办公室单独批改作业，一边让我订正一边和同事吐槽我妈是个逢人就用普通话说“你好”神经病，不知道怎么应对的我憋了一肚子气熬到中午放学。

　　中午吃饭时，不等我指责妈妈早上硬要梳头害我迟到一事，我妈就率先向我爹告状说我跟她“回嘴”，我刚反驳了一句“我没有”，我爹就一筷子飞过来打到了我嘴边，受到侮辱的我一摔饭碗、背起书包夺门而出向学校跑去。

　　距离下午上学还有一个多小时，学校大门没有开，无处可去的我只能在学校门口的地上干坐了一个小时。

　　到下午四点多快要放学的时候，我爹突然板着脸出现在教室门口，向老师申请把我带出学校一会儿。

　　站在学校附近的西点店门口，我爹递给了我一个豆沙面包，什么都没说。我翻着白眼迅速吃完，然后头也不回地回去上课了。

　　当天晚上，我爹递给我一张写着再以后也不打我的保证书，我看都没看就撕碎了丢进了垃圾桶——只要我没有长大到能还手，我挨打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这样互相折磨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第二天早晨，在一片平静得有些诡异的氛围中我踏上了上学路，然而中午放学时，等待我的是围着坐在椅子上的妈妈哭成一片的外公外婆，一问才知道是妈妈吞了金戒指要自杀，我的脑子“嗡”地发出阵阵轰鸣。

　　我立刻对舅妈说“我知道爸爸办公室在哪儿”，舅妈嗤之以鼻：“你知道他办公室在哪儿有个屁用！”我同样嗤之以鼻：“你不想找我爸把我妈送去医院那你就自己送吧！”于是舅妈立刻骑上小电驴带我去找我爹。

　　见到我爹，我只来得及说一声“妈妈吞了戒指”就被我爹带离了高中校园。

　　回到家后，在隔壁家长子同样被抑郁症困扰过的邻居的建议下，我爹连同外公外婆把我妈送去了扬州市区的五台山医院住院治疗。春去夏来，一直到我三年级快要结束的六月，妈妈的病情才得到有效改善。

　　从那以后，妈妈一直吃着控制病情的药，哪怕到后来我升五六年级和中学时她已经基本完全恢复正常了也没断过，但我总觉得留下了“治标不治本”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