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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第三十一章 高考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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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成绩出炉,我跟詹琪璨考出了相近的分数。
区别是他即使没有考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也选择了南京另一所和自己成绩匹配的本二院校,稳妥填报志愿后顺利升学走了,而我几乎是在确认心仪专业录取无望的一瞬间就急急忙忙辞掉奶茶店的兼职工作,回去准备复读事宜。
当詹琪璨八月下旬在军训日志里吐槽教官让他必须把胡子刮得一根不剩的时候,我在复读补习学校里分析我的成绩提高空间——总分只比本二批次投档线高了一分,连附加卷在内满分200分的语文,很平庸地考了的138分;满分160分的数学,在拼尽全力的情况下考了106分;满分120分的英语,意料之中地考了70分——毫无悬念,提分的空间全在英语上,数学和语文保持住不退步就不错了。
“高四”的生活没有高三那些诸如运动会之类花里胡哨的名头,坐在教室里的每个人都目标明确。即使九月尚未到来、还没有正式开学,同学们的课桌上也自觉摊着各种新新旧旧的试卷和写满字的笔记本,无需老师敦促便能自主安排完成一堂人声不会高过纸张翻页声的自习课。
对于我来说,每天学习的重中之重是还高二、高三时因为和我爹相看两生厌而欠下的学习债,所以我分配了最多的时间用于背英语单词和练习英语阅读理解。
我的数学天赋非常一般,不过我并不贪心,拿下基础题部分的分数就足够。达成这个目标只需要每天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即可保持做题手感,而且为了避免干扰,我选择坐到了人少的教室后排。
但数学老师似乎没打算放任我“躺平”,布置的习题大多充满陷阱,“当局者迷”的我常常算得抓耳挠腮也找不出问题所在,连考察圆锥曲线这类高三时不常出错的知识点的题目的准确率都连连下降到我怀疑人生。
眼看晚自习都快结束了我还困在“死胡同”里,实在忍受不了的我把作业本甩到一条过道之隔的男同学那里,问他我哪里算错了。
同学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往后一退说他也不会。
我白了他一眼,抢过他全是勾的作业本,指着我不会的那一页说:“be a man(有点男人样)!”
他的同桌听到后立刻锁住他的脖子跟着嘲笑:“听到没有,be a man!”
同学涨红了脸,讪讪接过我的作业本,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帮我纠错。
纠错结束时,下课铃声刚好响起。
我翻开扉页上写着“胡率安”三个字的作业本,嫌弃道:“啥名字啊,胡率安,太上老君兜率宫那个‘率’?是道名吗?”胡率安脸又一红:“什么‘兜率宫’,就不能是‘圆周率’的‘率’吗,哪怕是‘表率’的‘率’呢?”我撇撇嘴:“‘圆周率’好啊,胡‘率’安,这名字一听数学就很好,我就佩服数学好的......”
胡率安听罢迅速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不等我看回去,他又迅速把目光移开了——又一个被我的匪气吓到的内向男孩子,还怪羞涩的!我笑着摇摇头。
然而等不及九月到来,生活便急着给我当头一棒——不是对高三同学陆续开启大学生活的羡慕,而是外公去世的消息。
外公在我高考前的一个月查出了肺癌晚期,只是为了不影响我高考,所有人都对我隐瞒了这个消息。
直到我高考结束后在奶茶店兼职,妈妈才告诉我,舅舅带着外公在南京的各家医院之间辗转,而所有就诊过的医院都转达着同一个意思:尽早带回家进行临终关怀——其实从确诊的那一刻起,除了我和外公的所有人都明白,求医求的不过是心理安慰,外公自己的求生本能使他心有不甘、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丝误诊的机会。
八月初,舅舅停止了往返南京的奔波,带外公在本地人民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虽然住着院,外公生活尚能自理,谈笑风生也依旧。
八月中旬我生日那天,我和我爹去医院看他,负责带路的我爹走错了方向,导致我们费了好一番工夫才摸到外公的病房。我人还没有到,外公就先听到了走廊里我和我爹斗嘴的声音,他笑呵呵看着我像小钢炮一样弹射进门,然后同我爹拉起了家常。
我插不上话,就站在病房的窗边朝外看。
窗外楼下正对着体育馆的露天泳池,浅绿色的水面上浮动着五颜六色的泳帽和泳圈,不断传来孩童嬉闹拍水的声音。混杂着家长的斥责声和游泳教练的训导声,被空气一起传递到医院的住院部,十层楼的高度仍然清晰可闻。
回头看看外公,不禁感叹这一步之遥间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于普通人而言再寻常不过的喧闹,充满了让住院部每一个病房都羡慕渴求的健康与活力。
外公不是第一次住院。他上次住院是四年前做静脉曲张手术的时候,那次我是和妈妈一起来看望的。那次我刚下小提琴课,背着琴就赶过来了,还给外公拉了新学的《渔舟唱晚》听,那时候外公也是这样笑呵呵地看着我的。
我从未想过,当时眼前这个才六十岁出头、精神矍铄得能在我一刻都忍受不了的充满二手烟的棋牌室打一天麻将的小老头,从那时算仅剩了四年不到的寿命。我也从未意识到,癌症晚期的病人会如此脆弱,健康状态的崩塌速度能快到身边人来不及做任何心理准备。
就在我和我爹从医院回去的当晚,洗完澡有些燥热的外公不听劝地贪了凉,他不顾外婆的阻拦,非要站在空调下用冷气把汗吹干,这一吹就坏了事——下半夜,外公开始高烧,烧得十分凶猛,退了烧后便奄奄一息、卧床不起,连坐起来都很艰难。
医生诊断后说外公已经全身器官衰竭,让舅舅把他带回家准备后事。于是,带着一台制氧机,外公回到家中度过他生命的倒计时。我越发觉得不安,因为长辈们开始不断叫我回外婆家吃饭。
我本身是有些抗拒的,除了不愿意相信外公真的要走了,还有一份心结——我知道外公之前在医院有没说出口的话想对我说,但是我不想听。
八月下旬的第一天,也就是外公到家的第二天,我决定去复读学校报到,因为报道后,白天要留在学校上课、晚上也要留在学校上晚自习,这样就暂时不用面对外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