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不住的红气球》阿琅

26、第二十五章 领取证

　　领取证书的地方距离学校并不远，骑自行车从常规路线过去只要三公里左右，如果从老城区的小巷子穿过去，还可以再少走500米，但六点多正值交通晚高峰，人流和车流挤得我只能被迫随大流向前，根本没有去老城区抄近路的机会。

　　委员会把证书递到我手里后，我举到灯光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最后放在怀里抱了一下才塞进自行车的车篓——这可是我几乎一事无成的高一仅存的“硕果”！心花怒放的我决定返程从老城区走，既是抄近道，也是顺路怀怀旧。

　　高邮作为一个1991年才撤县建市的县级市，主城区的面积并不大。

　　在我父母小的时候，高邮市的市中心几乎就只局限在中市口到南北两座牌楼之间的这片区域，所以老城区的历史建筑和旧民居的分布也基本集中在南北两座牌楼相连的这条直线上。

　　南边牌楼向南的一条路叫“南门大街”，向前差不多走到和京杭运河河心岛上的镇国寺隔河相望的位置，左手边便是既代表着高邮城的得名由来，又是中国古代邮驿漕运文化重要象征的盂城驿；北边牌楼向北的一条路叫“北门大街”，沿着宋代始建的北门瓮城遗址公园向前走一公里，便可到达作家汪曾祺故居所在的竺家巷。

　　无论南北，牌楼东侧的民居普遍多于西侧，因为西侧爬几级台阶上去就是京杭运河的河堤——对于高邮城而言，京杭运河是地上悬河。

　　“盂城”作为高邮城的别称，出自高邮出身的宋代词人秦观所作《送孙诚之尉北海》中的“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一句，指的就是高邮城的地形像一个倒扣的钵盂，中间高，四周低洼——在过去，这样的地形一旦到了水位猛涨的汛期就有洪水决堤和城区被淹的风险，所以不仅汪曾祺在他的书里记述过家乡的水患以及“因祸得福”大获丰收的茨菰，我爹也不止一次表示过对90年代淹到家门口的大水的余悸犹存。

　　后来随着发展，中心城区整体东扩，连带市政府都从府前街高邮州署的位置迁移到了海潮东路海潮大桥附近，导致90年代中后期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对于老城区的印象，基本只剩每年春秋游“朝三暮四”一样在南北门大街之间轮换的腻烦。

　　新老城区的区分并不难，看马路的规格就知道了，尤其在天黑之后。

　　除了马路路面的宽窄，新城区的马路上永远亮着排列紧密且高大的路灯，老城区的路灯则明显数量稀少且昏暗，部分路段甚至完全黑暗，照明完全依赖居民楼前自行安装的低瓦灯泡和往来车辆那夹杂鸣笛声的车灯。

　　不过我是无所谓了，我曾经在老城区住了整整两年，闭着眼都知道哪条巷子“此路不通”，哪条小路和新城区的大路相连，哪个岔口通向师范学校和附属幼儿园。

　　不过当年搬来老城区居住时我才刚满八周岁，即使面前这条运河的前身是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是京杭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也是京杭大运河的起源，但在尚且不具备文化历史渊源欣赏能力的我的眼里，还是河上来来往往的货船更有意思。

　　那时因为我爹的工作调动，全家随他从原本的乡镇中学附近搬来了老城区的出租屋暂住，我三年级的数学老师也因此嘲笑过我说我“不知道是从哪个农村转学来的”。

　　八岁的我从来不会觉得农村和乡镇有什么不好。农村是我出生的地方，乡镇是我长大的地方，那里有漂亮的油菜花，有每天勤勤恳恳“磕头”的石油开采机，还有许多我从幼儿园起就认识的熟人，反而是搬来城区后一切要从头开始这事比较让人厌烦——妈妈身体不好，而我爹忙于适应工作环境的调整，无暇顾及我的他们只会在把放着电视机的房间上锁后塞给我两本作文选打发时间。

　　好在小朋友最不缺的就是搜肠刮肚找乐子的耐心，尤其在我所处的陌生环境既新鲜又充满吸引力的情况下，光是巷口那爬满墙的爬墙虎和墙角那棵同一枝头的花可以一边凋谢枯萎一边另吐新蕊地从春开到秋的夹竹桃，都足够我一动不动站着看好久。

　　出租屋厨房的屋顶上有房东留下的盆栽仙人掌。仙人掌有好些年头了，会结紫红色的果实，但那些无人问津的果实连鸟都不感兴趣，只能在成熟到不能再成熟后掉在院子里被无聊到极致的我捡去解剖研究。偶尔我也会把果丹皮摊在写字台的玻璃面板上，假装它是等待切除“病灶”病人，“大卸八块”后再送进嘴里全部吃掉。

　　由于临近京杭运河和高邮湖，出租屋附近还开着好几家小型水产厂，水产厂则里坐满了里挤虾仁的阿姨。有时候运虾的卡车发出倾倒货物的鸣笛，闲在家闻声冲到路口观看的我还会被挤虾仁的阿姨开玩笑问“要不要带两只虾回去养？”,受不了河鲜腥味的我连连摇头，然后翻出口袋里仅有的一两块钱零用钱，溜进旁边的炒货店买一兜瓜子或怪味花生，坐在老板娘给的小板凳上，盯着她家12寸的小电视看一下午......想到这里，我不禁摇头笑起了小时候的荒诞。

　　路过奶奶以前接我放学时必去的烧饼店，隔着公共厕所和垃圾弃置处前面的一片空地，马上就到我从8岁住到10岁的巷口了。

　　照明条件开始变差，沉浸在回忆中的我不紧不慢地踩着自行车，没有意识到身后有辆尾随已久的摩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