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不住的红气球》阿琅

21、第二十章 对我来

　　对我来说，“老师”这个词在大学前和大学后对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

　　也许因为彼此都是成年人的缘故，大学阶段的老师们和我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的，他们不仅会在课间给我们放我们喜欢的音乐听、纵容我们一边吃早饭一边听课，还会在我们因为害怕说错话而沉默不语的时候笑着鼓励我们大胆开口。

　　起初，我们对这种友善总是将信将疑，直到反复确认不存在坐等我们犯错然后借机冷嘲热讽的“请君入瓮”之后，师生间的相处才真正松弛下来。

　　为此我和我的同学们一度互相戏谑说我们像一群刚逃难出来还保留“杯弓蛇影”条件反射的猴子。

　　相比大学阶段，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以至于过往的相关经历还时不时以恶梦的形式“返场”我成年后的生活——我梦到过把我叫去办公室订正作业后当着我面，毫不掩饰地同其他班任课老师议论我妈是个如何逢人就用普通话打招呼的“神经病”的小学三年级数学老师(2005年~2006年左右，人口流动不大的小城市，本地人之间沟通多用方言，讲普通话会被认为“装腔作势”)；梦到过在我数学成绩出现大幅下滑后没再给过我好脸色和好语气的小学五年级数学老师；梦到过只要班里同学犯了任何她认为“不可饶恕”的过错就要当着全班的面，强制其蹲、跪在讲台旁边甚至伏在地上“悔过”的初中英语老师......每次梦到这些老师，我醒来时都要对着窗外灯火通明的大学食堂庆幸好几次时光不会倒流。

　　我是无法理解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孩子，大脑还在发育，涉及决策、自控等方面的一些高级功能必然不如成年人成熟，本就处在人生经验不足的年纪，行为举止表现有所欠缺属实再正常不过，何至于不放过任何展现自己尖酸刻薄的机会，要极尽所能地羞辱、贬低学生的人格？成年人工作辛苦、有压力，难道顶着一颗新脑子从零开始学起的未成年人就不辛苦、没有压力了吗？教育本该是互相成就、互相体谅的啊！

　　如果我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所有老师都是这样让我半夜梦到都会吓得坐起来喘气的“噩梦”类型，或许我早就“认命”了，但偏偏不是，比如同样在初中阶段，我初一、初三的历史老师和初二的历史老师，画风就截然不同到如同光谱的两极。

　　初一和初三的历史教学内容分别对应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部分。脾气都很好、教学也都很温柔有耐心的初一和初三历史老师，除了为我初中阶段的历史学科学习开了个好头和画了个完美的句号，还一起为我高中阶段的历史学科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永远忘不了初一某节有关魏晋南北朝内容的历史课，老师只是顺势提了一嘴课本里摘录的两句郦道元的《三峡》，刚在语文课里学过的我们技痒难耐，接着课本上的两句开始全班齐声背诵，老师两次打断未果，只好笑着任由我们背完时的无奈。

　　我也忘不了初三临近中考时，去历史老师办公室领取复习提纲的我被台阶绊了一跤，“咣”地一声平地摔在门口，巨大的声音吓得两个老师手忙脚乱从办公室里冲出来，像揭照片一样把我从地面上拎起来时的狼狈。

　　师生关系的“良性循环”除了直接反馈在满分50分的考试中我从不低于40分的成绩上，也与我初二的历史学习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初二的历史老师是一个接近退休年龄的语文老师，原本是楼下班级的班主任，上楼来教我们历史实属学校人手不够导致的“能者多劳”。

　　初二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就用一边薅住手边同学的脖颈一边斥责我们散漫无序的方式给我们下了个马威，但随着教学进度的推进，我们发现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震得人人退避三舍的暴躁。

　　初二历史的主要学习内容是中国近代史，通篇的各种条约和各自在中国近代史中对应的历史事件本就让人记得头昏脑涨，偏偏老师不忘本行，常常读着条约插图中的文言文就沉浸到文言文教学中去了。

　　属于交代历史事件发生背景的时间被诸如“常见文言文虚词”的内容挤占，老师只好在临下课时意犹未尽地掐着手表把课本潦草读一遍以达到“补救”的效果。

　　枯燥乏味且让我听得昏昏欲睡的照本宣科，一度让我的历史考试成绩掉到了及格线边缘（30分左右）——可以说，我单个学科的成绩和师生关系有很大的正相关性，但有个例外，那就是我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初一开学时，刚满12岁的我还保持着身高一米五出头、体重四十千克出头的小朋友身材，当我因为不做眼保健操被前来巡视的班主任逮到时，一米六二的班主任可以直接抓着我的领口把我提到双脚离地，但等到初三毕业，我已经长得比她还高了，我看她的视角终于从仰视变成了平视甚至俯视。

　　她是个严格且严厉的老师。

　　作为语文老师，她堪称我这种“背书困难户”的克星——不仅听写、默写是家常便饭，寒暑假也不忘布置背诵下学期新课文的任务。我们每学一篇文言文，她都要专门用一节课来抽查全班对于课文注释掌握的熟练度，对于答不上来的同学，她必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作为班主任，她时常跟我们强调“打扫厕所都要打扫出第一名来”，因此教室前面永远挂着年级评给我们的“文明流动红旗”，教室后面永远贴着我们在合唱比赛、运动会等校级活动拿的奖状。除此之外，她还会在甲型H1N1流感盛行期间带着电水壶整天在教室里煮醋，认为这样可以杀菌——不知道最后病毒被熏跑了多少，但同学们是真的被这沸腾的酸味熏得“□□”。

　　也不知道到底是她的严厉奏了效还是初中阶段的我自己比较勤奋好学，总之她带我的这三年几乎是我整个学生时代语文成绩最好的三年，满分150分的卷面我考了好几次130分以上的成绩，包括中考那次。

　　我们最后的交集是中考考政治学科的时候。

　　因为中考的政治和历史学科都采用的开卷考试模式，所以考生是可以携带整个初中阶段的政治课本进入考场的。

　　就在距离开考还有40分钟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政治课本少了一本——坏了，一定是中午集合的时候落在教室里了！我赶紧冲出考场把情况报告给准备离开考场单位的班主任。班主任听说后顾不上责备我，拉着我就去找她的同事借电动车让我骑回去拿。

　　情急之下，班主任准备打开车锁的车钥匙没有对上锁眼，而是把她的手背划了道大口子。看着不断流出的鲜血和忍不住“哎呦呦”叫唤的班主任，一瞬间我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车开起来之后，她平时对我们毫不留情的呵斥如同路两边不断倒退的风景，争先恐后地从我的脑海里甩了出去，留下的只有她一边读着“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一边猎捕走神学生的豆豆眼，还有她读俄国和前苏联作家的名字时永远抑扬顿挫的译制片腔调——谢谢你，总是被迫把“阿”字拖很长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还有除了“阿”字，连“洛”字都要特别加重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

　　但其实，我对“教师”这个职业产生抵触的根源还是在我爹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