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加快工业化 共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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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政权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越教会割据时期。当时他们主要靠对外出口嗜好品与消费品的方式获取初步的工业化启动资金，实现小部分区域的工业化。正式依靠军用工业生产出的大量武器，教会军才足矣取得革命的胜利。
在革命的火焰席卷全部中华大地之后，再想通过像富人输出嗜好品换取资金以实现对底层民众的间接剥削已然是不可能。但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又是宁肇一直要求的政治目标，最终资金来源还是要落到作为大多数的农民投上。关于如何盘剥这个农民，由教会高官、地方代表和技术专家顾问共同组成的中央有着各类不同的看法。
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在圣历十八年的扩大会议上集中爆发，各派的抒发了自己的观点，而不同政治主张之间鲜明而尖锐的冲突则为新生的政权带来了内部斗争的风险。
共和国不是代议制国家，农民没法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但教会却拥有一套完善的内部民主制度，允许脱颖而出的乡村精英通过章程不断升迁，同时选举出地方教会的代表前往中央，以此确保各地的农民阶级享有对国家大事的监管和决策权力。
对于乡村代表而言，加大对农村的直接剥削是难以接受的。虽然共和国政府在农村榨取的税收一直不低，但那是有优质的政府服务反馈作为回报的。正是因为双方这样良性积极的关系，乡村才能够一直在不断的改革下保持稳定和服从，从未出现过农民起义。若是贸然施加压力，那么旧时代的官逼民反可能就会重现。
在此基础上，一种重农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开始在相关支持者中流行。他们主张城市与农村之间推行平定互惠的贸易政策，城镇要将精力放在肥料、农具、建材、食品加工、各类消费品等有利于农村的工业产业上，这样才能够从农村里赚得利润。同时新增工业投资也需要尽可能分散在各地，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方便他们参与工业建设的同时也降低了交通运输带来的成本。
与重农主义相对的，则是技术官僚和城市干部主张的城市主义建设路线。他们首先驳斥了地方工业化的观点，认为共和国根本没有足够的专家在全国各地实现工业化，同时分散的工业建设也只是增加浪费和污染，降低效率。工业工厂应该主要建设在沿江城市，并通过内河水运与正在研究中的铁路与各地的主要城市相连接。
在工业项目上，城市派业主张服务城市为主，主要生产工业化所需的重工业，并且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城市的扩建和基础设施建设当中。这无疑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原材料、粮食、劳工供给，这是依靠城市自己无法实现的。为了实现目标，城市必须要剥削农村，从农村超额榨取资金来推动工业发展，通过破坏农民生活质量的方式鼓励农民进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同时采用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两种手段。前者需要人为地压低粮食收购价格，并且强制性推动地方的工程建设，向地方村社集体倾销高价的工业品。后者则是摊派各类苛捐杂税，直接从农民手上榨钱补贴给中央。
比起这两种旗帜鲜明，站在某一个阶级立场上的政治主张，教会代表则表现得更加调和主义。他们认为应该通过金融手段，就是向农民提供存款、股票投资和保险服务的方式让农民心甘情愿地交出资金，以便他们获取未来的收益。同时将税收从实物税全面并入货币税，方便收税和管理的同时，再通过垄断粮食贸易的方法，逼迫农民“自愿”地低价卖出粮食以完成交税目标。
另一方面，复兴人头税等旧税种，当然名字会稍微改一下，改成社会服务费、民兵训练费或者道路建设费。提高土地的租金，增加农业贷款的利率，促使底层农民难以维持生计。同时出台引进工业人口政策，允许农民将承包的田地反租给教会或者二次租赁其他人，自己搬迁进入城市打工，而城市部门则需要做好相应的接待准备。
经过妥善的研究和讨论后，中央政府最终采取了一个结合多方观点的共同方案。首先是同时提高存款和贷款利息，农民贷款需要支付的年利息从4%提高到了6%，并且增加各类税费，以此吸引富农存款，迫使贫农生活日益贫穷。
同时大力投资各省主要城市，尤其是沿江城市的基础设施，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向农村输出兜售城市生活的概念，鼓励在农村缺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人前来城市打拼。
该政策一经推行，很快引起了渲染大波，乡村基本都不支持慷他们之慨去便宜城市发展的政策，而城市则在官方的偏袒下日趋自以为是，出现了大城市看不起小城市，小城市看不起农村得社会风潮。
作为对新政的反弹，各地乡村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抗议事件乃至于群体性事件，一些自称代表农民和乡村的专家学者、教会干部与社会贤达也借助这个机会脱颖而出，成为人们眼中的名人，其中包括王芸、张运城、杨安平、麦靳栗（南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