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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第 94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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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毛细胞再生,这个词如今回想起来,我甚至已经有些记忆模糊,可是那时却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那个即兴改编的节目录了半个月,中途我有给应官打过一次电话。
“节目月底就会播出了……老师到时能不能也看看?”我问他。
他问在节目组待得习不习惯,然后问怎么月底才回去。我对着他说不出谎来,只道还有点事情。
他没有追问,只是让我多注意休息。我有些酸涩,哑声应好。
当年我和姜思名他们录制节目时一起走过无数次的大厦,早已换了全新的科技感装潢,再看不出从前的样子。
应官第一次找我谈话的那个夜晚,我们走过的体育场,早已被搭建起来的另一个录制场地替代。
我想起从前L偷偷带着我躲在门后偷窥应官拉小提琴,最后阴差阳错之下狼狈地扑了进去。我手里那束捏了好久的花冲动着怼到了他面前,闭着眼说送给他。
现在想来应官那时肯定觉得我很幼稚吧……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应官拉过小提琴,那些弦乐在应官的耳朵里究竟成为了何种模样。
“你可以试试看。”医生的镜片上泛出冷静的蓝光。
我的心骤然剧烈跳动起来,激昂地提高了音调,“可以试吗?”
他摆了摆手,安静地示意我坐下:“现在的科技要模仿听力受损的感觉还是可以很贴近真实的病患感受的,但是要真正的做到治愈就很难。简单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
他低头看了看我的个人信息,“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专门跑过来问这个,但是如果你想体验的话,你考虑清楚,我们这边是可以提供的。我要提醒你的是没有接触过这种感觉的人听到的时候很可能会受不了,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仅仅只是模仿就会受不了,那么应官呢。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象。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体验到在应官的耳朵里,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就像一张4K清晰的照片上面却布满了黑色的色块,能看清照片上有什么,可是那些黑色的色块就是无比突兀、清晰且无法抹除地烙印在那里。而对于我来说,多年以来的听觉训练只会让那些黑色的色块在耳朵里像沉重的铅锤,左右摇摆,始终不停歇。而应官,只会比我难受百倍。
我艰难地拧紧了心念,极力想去抓在那些铅锤摇摆当中固定的音调与旋律,却怎么也抓不住。明知道它就在那里,可是就是听不清,对不准。一种极致的错位。就像一条银鱼,如此光滑,当我要锁定它时,忽然之间它就消失不见了……我那时才知道那日应官在琴房里的戛然而止,背后是怎样残酷的对于他的音乐本能的锁断。
“最重要的倒不是听力方面的问题,而是大部分病患可能会出现认知负荷增加的现象。”医生道,“如果说是有这方面的家属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多关心一下他的状态。”
我呆愣着看着他,用尽全力去理解他话语当中的意思。
他似乎是怕我听不懂,又强调,“我们听到的模仿只是一小段,但是对于病患来说,在他们的耳朵里,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甚至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
可是……可是怎么能这样呢……我坐在那里感到无比的无助与茫然,和焦灼,还有悲愤。
“难道真的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吗?”我不甘地问他。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除了借助外部的设备,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长久的解决办法的。”
然而那些外部的设备只会磨损声音的自然质感,对于应官而言,只是另一重的灾难。命运像一团浸满了水的棉花,堵在喉咙里,使我呼吸不能,说话不能。
“其实如果像您说的,您的家人已经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克服这种问题的话,你也没有必要太过担心,顺其自然,不影响正常生活就好了。”
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他明明可以一直那样,明明不应该承担这些……我下意识地对着陌生的医生吐露,“我只是希望他可以一直好好的。”
那条街上卖板栗的阿叔依然在吆喝着卖板栗,路过的商店门口放着复古的夕阳音乐,有几个小孩子跑了过去,笑得很开心。所有的声音就如同一段交响乐。那天应官也曾走过这里,或许在我没有跟随他的日子里,他已经走过许多次。这些声音是否在他的耳朵里破碎后又拼接,拼接之后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
我难以想象应官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能够正常作曲,正常弹奏。那种奇怪而悬浮的听觉磨损,直到我回到酒店很久还一直残留在耳朵里,似乎就依附在鼓膜上。
我取出单簧管,随意吹了一段,不到一分钟就再也坚持不下去。那巨大的杀伤力即使不再停留在耳边,也仍然影响着我的听觉。
可是应官就可以做到忽略它,永远都自己处理……
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可是……那些无法遁形的痛楚到了他面前,帮不了他分毫。只会让他反而为我操心。
这所谓的堪称最好的听力治疗机构说不行,可是说不定别的地方可以呢。就算L说他们已经找遍了各种治疗手段,我也不相信会没有。一家不行,我就找两家,一直找到有。
我那时愚蠢地抱着自以为是的固执,翻遍了所有的学术论文和所有的最前沿的医疗机构的介绍。
我坐在一个个简洁明亮的诊室里,对着不同的医生,重复着修饰过的病情,收获着大同小异的、带着同情却爱莫能助的结论。“维持现状,避免恶化”,“可以利用辅助设备改善交流”,“神经性损伤,不可逆”……
那种绝望不是突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在每一次的希望落空中一直积累着,直到身体再也无法承受。我那时候才深切的体会到了L当时所说的绝望是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他已经达到了你所说的功能性代偿,那么临床医学能做的其实真的不多了。这已经是人体奇迹的范畴。”所有的回复都是这样说的。
我走了一个多月,又怕应官发现我的异常,不敢跟他打电话,只好每天在微信上借口找他说两句话。可是那天他终于主动打来了电话。
他问我活动进行得怎么样,
我支支吾吾地说:“挺好的,很快就回去了。”
我怕他深问,又赶忙转了话题,欲盖弥彰地问他那边的天气如何。下了雨,天气开始转冷了。我想他平日里向来都穿得有点少。就叫他一定要多穿点,又问他喜欢吃什么,给他寄回去。我说了很多,他简单地回复,却都有回应。
搭航班的时候,天气也并不好。幸好航班还能正常飞行,落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Kai在机场接我。
“所以你说的那个朋友,是不是很有钱?”
我噎了一下,“这跟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当然有关系,如果他很有钱,他肯定能够请到顶级的医疗团队给他治疗。钱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说明是真的解决不了。”
……我的心冷冷的沉了下去。那些绝望如同海草把我层层包裹住,几乎要把我捂死在其中。
“可能只是他们没有发现……”我用尽全身气力辩驳,几乎要骗过自己。
可是有的时候事实就是那样子,无论你多么希望它好,它永远给你最残酷的一面。所有的医疗机构只是叫我留电话,然后告诉我没有解决的办法。如果有新的技术再联系我。
从最后一间医院出来的时候,Kai也说不出话来了。他跳着给了我一个肘击,勉强说:“振作点!”
我摇摇头想说没事,可是下一秒一种极度的冰冷在胃里翻腾,哇的一声,我几乎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应官。那时应官肯定比我难受得多。
“老师,活动结束了,我很快就回去了。”我跟应官发消息。
他没有回我,或许在忙。我蹲在那里收拾行李,又想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去,想了半天又觉得自己很傻,带回去应官一看就知道了,只好把列好的清单全部删掉。
我仍然心存幻想,就算现在找不到,以后也会找到的,在回去的航班上不死心查阅着所有的文件,像困兽一样继续搜索,最后却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醒来时我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误触到了最后一页。就在我即将合上电脑、承认一切终结的前一秒,光标无意间滑过文献列表最底部一个灰色的、被折叠的项目……像黑暗中,命运本身对我眨了一下眼。我忽然发现就在最后一页的倒数第二行,有一篇压在角落、几乎零引用的论文,上面写着《听觉毛细胞原位再生的理论模型与极端伦理场景设想》。
听觉毛细胞再生长,这样专业的医学术语与应官挂钩,我感受到窒息的密密麻麻的厚重向我压来。
那些文字像极了一本难以理解的无字天书。而我就是溺水者,只能拼命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费尽所有努力的理解着,抓住每一个字。
直到我看见文章的最后写着研究团队的署名。
我正是在那时找到的他们。那个署名属于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联合实验室,网络上信息寥寥。我尝试给论文留下的机构邮箱发信,但是过了好几天都没有回应。
我几乎快要放弃时,却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那通电话的内容到今日我已经几乎再也想不起来,只是最后的部分仍然留有记忆。我记得我听了很久很久,最后问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这个技术只是一个试验阶段,目前来说还没有成功的临床案例,也从来没有过健康人受试者。”
“也就是说,是有可能成功的。”我难以抑制喜悦得发抖的声音,“那成功的概率会有多少?”
“成功率,没有数据。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听觉系统作为初始引爆点,过程可能伴随剧痛、眩晕、长期耳鸣,甚至永久性的认知扭曲。受试者的听觉可能会被‘格式化’,然后永远困在一个比想象的,更混乱无序的声音牢笼里。”
牢笼,应官是否就被困在那样的牢笼里呢。
我想我一直都是一个怯懦的人,总是应官推着我走。可是我那时却居然没有任何的恐惧。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应官时,他衣襟上别着的银白色的胸针,多么像启明星,泛着细微的光芒。可是就是那细微的光芒一直照耀着我,直到现在。
说起来我终究是让应官失望了吧。他希望我在音乐的路上一直往前走。而我却是总是明知他的苦心又固执地不愿意离开他身边。直到现在,当音乐和应官同时被摆放在同一架天平上,我所有的重量都不可避免的完全向应官倾斜,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愿意尝试,我想。就在这个念头落定的瞬间,我耳畔仿佛炸开一声尖锐的、失真的弦音——那是我未来可能再也无法准确捕捉的,应官的声音。一种冰凉的、本能的恐惧扼住了我的喉咙,那不是怕痛,而是怕永恒的错过:错过他未来音乐中所有细微的精妙,错过与他共享一个清澈声场的可能。但这恐惧只持续了一秒。下一秒,他被困在嘈杂水幕后的侧脸,清晰地压过了所有幻听。如果注定有一方要永远“错过”,那么错过的人,必须是我。不管会不会成功。至少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