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事业史（0653）》贾玉红JYH

3、 第三章国人办报活动的开端 与维新派的办报活动

　　第一节国人早期的办报主张和办报活动

　　一、国人早期的办报主张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外国人在我国办的报刊也愈来愈多，一些有识之士在接触到外报之后，不仅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看到了报刊的重大社会功能，感到了列强的新闻侵略，他们对外国人独霸中国报坛和清王朝不准国人办报十分不满，纷纷提出国人办报的主张，有的人甚至不顾清王朝的清规戒律进行新闻实践。
　　林则徐是最早认识到报刊的社会功能并开始实践的人，他的译报编辑活动是国人自办报刊的先声。1839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鉴于文武官员不知西洋“夷情”，从而使外事活动处于被动的情况，他提出“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订控制之方”的主张，同时收集外报，进行实际调查研究。他的好友魏源还把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编辑增补为《海国图志》，魏源说他与林则徐是“夷情备”，“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此可知林、魏对报刊沟通信息这一功能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领导人洪仁玕曾经到过香港，对外报的作用有所了解。1859年，在总理朝政后，他向天王洪秀全提出了一个治国的纲领《资政新篇》，其中也反映出他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一)“设新闻馆”。这样可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时事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因此，应“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新
　　闻馆。(二)准卖新闻篇。洪仁玕认为新闻篇可以“昭法律、别善
　　恶、励廉耻、表忠孝”，还可以“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于上位，上下情通，中无雍塞弄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权归于一”说出了洪仁玕办报思想的总目的。
　　(三)“兴新闻官”。洪仁玕主张各省设新闻官，由“品性诚实不阿者担任”。新闻官有相对独立性，他“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这就容易让报刊发挥舆论监督功能。
　　(四)“只须实写”。洪仁玕主张新闻必须真实，“勿着一字浮文”，“伪造新闻者，轻者罚，重者罪”。
　　洪仁玕主张办报，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中领导，他的新闻思想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只是由于不久太平天国失败，这些主张没能实现。
　　洪仁玕以后，王韬的办报主张又更进了一步。
　　王韬是一位具有丰富的报刊实践经验的人，又到过欧洲、日本，1874年在香港创办著名的《循环日报》后，发表一系列新闻专论，如《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明确提出:
　　(一)办报目的是为了宣传变法自强的主张。他创办的《循环日报》强调“立言”，几乎每天都发表政论，他的《变法》一文是早期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论著，也是他“立言”的代表作。
　　(二)强调报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王韬认为报刊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即皇帝看到报刊可以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可以使“君惠得以下逮”，即报刊可以把君王的恩德送达到老百姓那里去;可以“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即可以利用报刊开展对外宣传和了解国外的情况。此外，报刊还可以“辅教化之不及”，即弥补政教风化上的不到之处。
　　(三)言论自由，准许民间办报。在办报问题上，王韬批评清政府“于己之民则禁之，于他国人则听之”的政策，他提出沿海各省报馆都由中国人来办，清政府要允许报刊“指陈时事，无所忌讳”。
　　(四)强调记者的素质和文风。王韬认为报纸的主编应是秉公诚正、绝伦超群的通才，他们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人仰之如泰山北斗，“主笔所持衡，人心之所向也”。报章文风应是“贵在乎纪事述情，直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①。
　　王韬的这些新闻观点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早期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以后的康梁等人影响很大。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有篇名为《日报》的论文，它除了说报纸可以“通民隐”“达民情”，要求准许国人办报等主张外，还强调办报是变法自强的手段，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枢纽。为规范中国的报业，他还想让清王朝参照英国、日本报律，制定中国的报律，这是新闻法制思想的萌芽。
　　林则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等人，对为什么要办报和如何办报等问题分别作了阐述，他们的报刊观点冲破了历史上民不议政的传统的封建观念，表现出要求政治改革、言论出版自由和实行民主政治的思想，同时也反映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是近代中国新闻理论的奠基人。
　　二、国人早期自办的报刊
　　近代国人最早进行办报活动的应首推林则徐。为“探访夷情”，1839年7月，他在广州组织梁进德、袁德辉等人翻译外文报刊。那些外报来自澳门，除在澳门出版的《广州周报》《广州记录报》外，还有在澳门能购买到的新加坡、孟买、加尔各答、悉尼等地出版的报纸。林则徐让人把其中的有关禁烟、兵事、各国夷情、鸦片贸易等重要的信息和言论译成中文，提供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海关监督和军方，同时抄报朝廷，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这种翻译材料后来汇集成册，称为《澳门新闻纸》，它是我国最早的译报，相当于现在的《参考消息》。后来林则徐又在《澳门新闻纸》的基础上，选择其中部分内容，按性质分类和加工，编为5辑《澳门月报》，即《论禁烟》《论兵事》《论茶叶》《论中国》《论中国夷情》，更便于查阅
　　林则徐组织译编《澳门新闻纸》的活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称赞，现代有人说他是清王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虽然名为报纸，但不公开发行，所以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报纸。艾小梅等人的办报活动则又进了一步。1873年8月8日，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这是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中文报纸，初为日刊，后改为5日刊，该报是仿照香港、上海的模式办的，内容以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虽然也有一定的读者，但销路还是没能打开，出版不到一年便停刊。
　　接着在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中国人办的报刊，比较重要的有上海的《汇报》、广州的《述报》和《广报》，香港的《循环日报》的影响又超过了它们。
　　《昭文新报》停刊不久，1874年6月，容闳出版了上海第一家中文日报《汇报》。容闳是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47年赴美留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1855年回国后帮助洋务派办教育、企业，还曾向太平天国当局提出新政条陈，受到过洪仁玕的重视，后来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活动。1874年，他集资白银万两创办《汇报》。由于股东们怕惹祸、特聘美国人葛理担任名义主笔。《汇报》爱国，一创刊就公开表示:“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中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为了国家利益，该报曾多次与英商办的《字林西报》《申报》展开论战，并在消息评论中常涉及政事,36因而遭到官府非议。股东害怕，有的要求退股。两个月后，该报改组为《彙报》继续出版，由葛理出任发行人，只求政治庇护，实际产权未变，该报继承《汇报》的爱国主义传统，继续与《字林西报》《申报》《德臣报》进行论战，结果又遇到种种困难，出版不到一年，即在1875年7月改名为《益报》，以示报纸对政府有益无害，就这样还是受到了官府的迫害和《申报》的攻击，勉强维持到年底停刊。从《汇报》创办到多次改组换名，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办报有多么困难。
　　1884年4月,《述报》在广州创刊，这是中国人在广州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日报，由海墨楼石印局印刷发行，它是我国较早的石印报纸之一。《述报》创刊之日，正值中法战争紧张之时，故70%的版面都是报道这次战争的，如战争的进程、战役情况、官方的态度、民间的反映等，许多新闻和评论都对法国侵略者的野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是一份立场鲜明的爱国报纸。值得一提的是，《述报》还十分注意新闻图画，从创刊之日起，每日都刊登一幅或多幅新闻纪实图画，与文字穿插编排，图文并茂，便于读者领会。
　　《述报》创刊一年多后，《广报》接着出版发行，该报是1886年6月由邝其照创办、吴大猷主编的。邝其照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主持过上海《汇报》的报务，具有民主爱国意识。《广报》的内容除中外新闻外，也刊登一些揭露时弊的文章，报馆虽被当局捣毁过，但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它的发行面很广，除广东、香港、澳门、上海外，还发行到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美国。1891年因发表了一条政府要员被参的消息，触犯了广东总督李小泉，被强加“莠言乱政”“淆乱是非”的罪名查封，于是邝其照便将报馆迁到沙面租界，该报改名《中西日报》继续出版后，批评时政的言论更为大胆，当局虽更加忌恨，但对它也没有办法。1900年，《中西日报》因刊登八国联军被义和团战胜的消息，又被租界当局查封。邝其照又将报社迁出租界，报纸改名为《越峤纪闻》继续发行，不久停刊。
　　三、王韬和《循环日报》
　　在国人早期自办的报纸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1874年在香港由王韬创办并主编的《循环日报》。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江苏苏州人，父为乡村教师，王韬少年时就从父学习古代文史经典，1848年到上海后，受聘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墨海书馆，协助他们编辑中外书籍，1857年参加了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的编辑工作，这是他报刊活动的开始。1862年2月，他在回苏州探亲期间，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提出攻取上海的策略。4月，清军攻破太平军，缴获王韬所上之书，于是清政府下令通缉他，1862年10月，王韬被迫逃往香港，在香港英华书院，王韬协助该院院长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1864年还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
　　1867年12月，他应理雅各之邀去英国。这次旅行，他横越数万里，历行数十国，旅英三年，两度游法，直接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的巨大社会作用，他深感中国落后，这对他封建思想的转变和改良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1870年2月，回到香港以后，他一方面为香港《华字日报》撰稿，一方面与友人黄平甫集资买下原英华书院印书局的印刷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2月4日，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王韬在该报主持笔政10年，1884年回上海定居，曾创办“弢园书局”，担任过格致书院院长，1897年逝世。《循环日报》是我国近代第一家鼓吹变法自强的报纸，它取名“循环”是因为王韬认为:“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乃循环之道然也。”①《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②为宗旨，这就是要为振兴中华、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就是要进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在政治上能建立一个像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国家，经济上发展近代化的工商业，外交上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后来该报出版时断时续，多次更换主持人，直到1959年才最后停刊。
　　《循环日报》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立言”强调变法自强为其思想内容的特色。王韬纵论形势，指陈时弊，褒贬得失，提出建议，新人耳目，振奋人心。王韬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治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成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报人影响极大。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被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
　　第二节康有为与强学会报刊

　　一、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不仅告诉人们中国危机严重、洋务运动不能救国，同时也使人们深思战败的原因和究竟怎么办才能救国。由此，出现了19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除创办学堂、组织学会外，更重要的是出版了许多报刊，他们的领袖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同时也都是著名的报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间，全国出版的报刊达120种，80%以上是中国人办的，它们遍及全国许多城市，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报刊出版高潮。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刊活动不仅打破了外报垄断的局面，而且还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官宦之家，早年博览经史，并经常翻阅邸报，熟悉历代政治、经济变迁和当时朝廷政事。1879年，21岁的康有为游历了英国占领下的香港，1882年，康有为又考察了被开为通商口岸的上海，他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先进性，他收集大量西学书籍和报刊带回广东学习研究，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外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和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1888年，在他进京会试时期呈送了《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等改良政治的主张。1893年，他考取了举人，过了两年他又偕自己的学生梁启超进京。当时正值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康有为联合当时一千三百多名参加会试的举人，举行了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变法维新，要求朝廷准许老百姓办报。1895年6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又提出“设报达聪”和翻译外报的建议。与此同时，为了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不等清王朝同意就办起报来，康有为认为，要开通风气，“非合大群不可”，而要合大群，“非开会不可”，也就是说非要组织团体不可。梁启超则认为，要想组织团体，“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渍于人心，则于风气之成不远矣。”积极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陈炽也说，“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于是他们决定赶紧办报。
　　维新派办的第一份报刊是《万国公报》，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是形同《京报》木版雕印的两日刊，由康有为独资创办，他派自己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分别负责编辑和出版发行，委托民间报房雕印，随报房所印的《京报》免费分送在京的官绅，这是维新派欲开民智先开官智的理论的实践。《万国公报》主要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宣传必须维新变法，发行量最多时达3000份左右，每期一般刊登梁启超的短论一篇。长篇论文则分期连载，大多
　　选自上海广学会①出版的书报。
　　《万国公报》出版以后，虽然受到守旧者的疑谤，但却受到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的欢迎，正如康有为所说:“报开两月，议论渐明。初则骇之，继而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②《万国公报》出版3个月，共出45期，由于和上海的《万国公报》重名，李提摩太提出异议，于是改名出版。
　　二、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
　　在《万国公报》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宣传鼓吹下，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终于合群开会了，他们在1895年11月组织了“强学会”，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而实际的组织与策划者是康有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成立的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社团。
　　京师强学会成立以后，决定“先以报事为主”，遂在1895年12月16日将《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并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编，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
　　按强学会宣传要求,《中外纪闻》刊登外文报纸、外文电讯的译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情况和自然科学知识，也评论中西方社会的得失，宣传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想以此让朝廷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进步，感到中国有变法的必要。
　　《中外纪闻》和《万国公报》不同，《万国公报》不具有机关报性质，它一般只有一篇论说，偶尔有点译文。《中外纪闻》除论说外，还有邸报、外电、译报和各报选录，篇幅比《万国公报》增加了一倍，同时又用木刻活字印刷，从内容到形式，《中外纪闻》都是《万国公报》的发展。
　　强学会的成立和《中外纪闻》的出版，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恐慌，尽管维新派一再表白，他们是集合志士仁人帮助朝廷变法维新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还是“谣诼蜂起”，《中外纪闻》免费送到家门口，还常常遭人怒目相待，因此，虽给重金，有的送报人也不肯代送。
　　1896年初，在封建顽固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策动下，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攻击强学会是“专门贩卖西学书籍”“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求清王朝立即查禁。1月20日，迫于慈禧太后的压力，光绪皇帝只好下令封闭京师强学会，于是只出版一个月零五天的《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
　　三、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
　　当北京的顽固保守势力开始攻击维新派和《中外纪闻》的时候，有人劝康有为暂时走避。康有为考虑到京师强学会已粗具规模，而南方还有待宣传和发动，于是1895年10月17日便离开北京去南京，先说服了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不但允许他在上海成立强学会，而且还捐银1500两作为活动经费。接着康有为又去上海，11月下旬，他与梁鼎芬、黄遵宪、汪康年、张謇等人共同发起组建了上海强学会。康有为起草的《上海强学会章程》宣称:“本会专门为中国自强而立。”提出该会应做的四件“事情”，其中一项就是刊布报刊。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便在1896年1月12日创刊，由康有为的学生徐勤、何树龄主编，该报是铅字印刷的5日刊，免费赠阅。《强学报》的政治色彩较《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更浓。首先，它采用孔子纪年而不用清朝的年号，以此“托古改制”;其次，它旗帜鲜明地倡导变法维新，发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不能久矣”的警告;第三，它明确提出“明定国是”“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第四，它在《开设报馆议》-文中阐述了报纸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那就是“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这也正是《强学报》的办报宗旨。
　　《强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特别是《京师强学会序》，就是一篇维新派的政治宣言，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中国是在俄、英、法、日四国的虎视眈眈之下，形势极为危险，接着又以印度、越南、缅甸、朝鲜、土耳其、阿富汗等国亡国为例，沉痛地描绘出中国一旦亡国的“惨烈之状”，最后号召知识分子士大夫要以俄国、日本为榜样，成立“强学之会”，开展维新运动，拯救祖国危亡，文章激昂慷慨，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读之者俱为之泪下”。另外一文也再次宣传了形势危急和变法自强。
　　就是这样一份宣传爱国要求改革的报刊，出版不久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本来就是“只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的两面派，这时怀疑康有为托古改制是图谋不轨，要求取消孔子纪年，并企图改组强学会，康有为虽然坚决抵制，但1月20日，北京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遭查禁的消息很快传到上海，1月25日，张之洞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强学报》第三期还未来得及发行就被迫停刊。
　　尽管京沪两地的强学会及其机关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被扼杀了，但其意义是重大的。首先，强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从王韬就开始的变法维新宣传已经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其次，维新派三家报刊的出版，冲破了封建统治的言禁，开创了民议朝政的局面，拉开了国人办报高潮的序幕;第三，培养和锻炼了维新派骨干，为维新派以后的办报活动的全面展开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一、梁启超生平简介
　　强学会及其机关报被查禁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活动和报刊活动暂时处于低潮时期，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信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国，维新派重新聚集力量，1896年夏，他们逐渐将维新变法活动和办报活动推向高潮，其中最出色的报刊活动家是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报刊是《时务报》。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出身地主家庭，自小熟读经史，11岁考取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晋京会试落榜后，到南海县拜康有为为师，除学习今文经学的重要经典外，还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所办的报刊，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1895年春，在晋京会试期间，他协助康有为发动了“公车上书”运动，人们把他俩合称“康梁”。梁启超接着主编《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在舆论界初露锋芒。《中外纪闻》被查封时，他的衣物书籍也被没收，“流浪萧寺数月”，而“办报之心益切”，恰在此时，康有为召他去上海办报，1896年3月，梁启超便离京赴沪，主持《时务报》笔政一年零三个月。1897年10月，因受《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排挤而脱离《时务报》，赴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参与了《湘报》的筹办和撰稿工作。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积极参与各项新政活动，并受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和
　　译书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
　　梁启超先在日本创办《清议报》(1898年横滨)、《新民丛报》(1902年横滨)、《新小说》(1902年横滨)、《政论》(1907年东京)、《国风报》(1910年在东京编辑，在上海出版)，又在檀香山创办了《新中国报》(1900年)，辛亥革命后回国。此后，他又创办了《庸言》(1912年天津)、《大中华》(1915年上海)、《解放与改造》(1919年北京)等报刊。
　　总之，梁启超从1895年办《万国公报》开始，到1922年《解放与改造》停刊脱离报界，一共27年，占了他一生近一半的时间，在这27年中，他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有11种，积极支持或实际指挥的报刊有6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报刊活动家。
　　二、梁启超和《时务报》
　　在梁启超一生的报刊活动中，《时务报》影响深远，它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康有为幕后策划，维新派官员黄遵宪带头具体筹备，梁启超任总编辑，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任总经理。稍后康有为又派自己的学生徐勤、麦孟华、欧榘甲去协助梁启超，国学基础深厚的章太炎、王国维也曾一度参与《时务报》的编撰工作。
　　《时务报》是旬刊，以“域外报译”为主，同时开设言论栏目。初创时期，24岁的梁启超总揽编撰工作，“日不遑食，夜不遑息”地为维新变法呐喊。从创刊到1898年停刊共出69期，除译文外，该报总共发表的政论文章有133篇，梁启超一人就写了60篇，他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是《变法通议》。此文曾在《时务报》连载 21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变法主张，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他的新闻思想的代表作是《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除梁启超外《时务报》还发表汪康年、徐勤、麦孟华、欧榘甲等人的许多政论，因为是在《时务报》发表，又都像梁启超的文章那样谈论时务，宣传维新变法，所以人们就把这类文章称为“时务文体”。和当时流行的八股文、桐城派的文章比较，“时务文体”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一次改革。《时务报》和梁启超以及以梁启超的作品为代表的“时务文体”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时务报》出版后“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①。“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②
　　《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读者大开眼界，受到了爱国臣民的欢迎。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浙江、安徽等地许多官员都曾下令部属订阅《时务报》。正是由于读者的欢迎和官员们的提倡，《时务报》的发行量与日俱增，创刊时3000多份，一年后增到1.2万份，最高时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时务报》的维新变法宣传也受到了封建顽固派官员的反对和破坏，他们一边上书指责，要求朝廷查封该报;一边又大肆诬蔑，横加干涉，妄图让梁启超就范。这两招失败后，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便通过他的亲信汪康年从《时务报》内部夺权。
　　《时务报》创刊时，汪康年是总经理，并不干预编务，但由于张之洞在后面撑腰，自1896年9月汪康年就认为《时务报》是他个人创办的，他是“东家”，梁启超是“佣工”。在人事问题上，本来是由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三人商议决定，而到1897年，汪康年就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同时他还擅自改动梁启超的文章，虽然梁启超曾和汪康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无法取胜。1897年10月，他再也忍受不了张、汪的排挤，与欧集甲一块去了湖南。在此之前，徐勤、麦孟华已去了澳门和北京，《时务报》遂完全落入汪康年之手，变成了洋务派的喉舌。康有为对失去这样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极不甘心，在1898年6月开始的“百日维新”期间，他曾想经光绪帝夺回，但因戊戌政变而没有成功。
　　第四节维新派的其他报刊和报人

　　一、《知新报》、《湘学报》和《湘报》
　　《时务报》的创刊和成功，鼓舞各地维新志士继续办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又明令官民可以自由办报，这样在华南、华中、华北等地便涌现出许多重要报刊。
　　华南的《知新报》由康有为策划，巨商何廷光出资，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刊，康有为胞弟康广仁任总经理，徐勤任总撰述，梁启超、吴恒炜等人为撰述，戊戌政变后虽然康广仁被害，但其他人还坚持办报，直到1901年2月才自动停刊，它是国内出版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刊，也是维新派在华南的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知新报》原拟名《广时务报》，有推广《时务报》和广东《时务报》的双层含义，为避免与《时务报》以及与新加坡的《广时务报》重名，创刊时改为《知新报》。它的宗旨和《时务报》“去塞求通”一样，认为“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①。宣传内容也和《时务报》配合，鼓吹维新变法，阐明维新变法应该从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等方面着手，应参照美、英、法、德、俄、日等国情况进行改革。
　　《知新报》和《时务报》虽然一致，但就其内容来说，《知新报》还有自己的特色:第一，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者，如康有为呈给光绪皇帝的变法奏折全文和对各地时弊的揭露等，《时务报》是不敢刊登的;第二，以沟通中外信息、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作为重要内容，以“有助于多识”为己任，这一点比《时务报》更为突出。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国内维新派的报刊相继被封，唯独《知新报》在华南坚守阵地，孤军奋战，它发表的《八月六日朝变十大可痛说》《论中国政变并无过激》《论中国政变可疑之事》等文，报告了北京政变的实况，歌颂了为维新变法死难的烈士，批驳和痛骂了以慈禧和荣禄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强调了维新变法的必要，同时还竭力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辩诬，《知新报》是当时国内唯一同封建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报刊。
　　湖南的《湘学新报》《湘学报》《湘报》也很有名，它们是维新派在华中的重要舆论阵地。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形势大好，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支持维新志士唐才常、谭嗣同等人的活动，他们在长沙成立南学会，创办时务学堂，出版报纸，宣传维新变法。
　　湖南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是《湘学新报》，1897年4月22日在长沙创刊，由江标、黄遵宪、徐仁铸先后督办，唐才常、陈为镒先后任主编，该报以提倡新学、讲求实学，开民智、育人才、图富强为宗旨，10天出一次，半年后出到20期改名为《湘学报》，共出45期，1898年8月8日停刊。
　　唐才常(1867-1900)字绂丞，湖南浏阳人，1886年考中秀才，后曾在长沙、武昌等地学习。1897年，到长沙与童年好友谭嗣同一起组织强学会，提倡新学，积极参加维新变法活动。他不仅是《湘学新报》《湘学报》的主编，同时还兼任“史学”“时务”“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他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制度，宣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人之天下”①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民族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是戊戌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报人。政变后，他流亡日本。1899年3月，回到上海主编《亚东时报》。1900年8月，他在武汉组织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义，事前暴露，被张之洞逮捕并立即杀害。
　　《湘学报》虽然受到湖南、湖北、上海等地读者的欢迎，但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领导机关南学会认为它仍然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运动需求，因为它10天一出，偏重学术，文字较深。为了向更多的读者宣传，为了更好地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南学会决定创办一份比较通俗的日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以辅《时务》《知新》《湘学》诸报的不逮”。于是1898年3月7日，便在长沙创办了《湘报》,它“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旨”，由唐才常任主编。
　　《湘报》已具有近代报纸的性质，它除报道各地维新运动的动态外，还发表大量政论，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热情宣传民权、平等学说，明确提出开议院、申民权等变法维新主张，它的宣传鼓动有声有色，其激烈程度超过《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
　　《湘报》卓有成效的宣传影响深远，除唐才常外，还要归功于它的主要撰稿人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年时代学文习武，志向远大，青年时期遍游京、津、沪、宁等地，并谋得江苏候补知府职务。甲午战后，愤中国积弱不振，认为中国应该变法，1897年，弃官回湖南参加变法维新运动。他是南学会的主要组织者，又是《湘报》的核心人物，他的《仁学》一书阐发了民主主义思想，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湘报》半年的工作中，谭嗣同发表了25篇政论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在这些文章中，他大力提倡新学新政，探索变法维新的途径，鼓励绅商投资办企业，并强调维新运动要务实不务名，做到“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无变官制之名而有变官制之实”“无变科举之名而有变科举之实”“无变法律之名而有变法律之实”①。他的这些主张成了湖南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成了《湘报》的指导思想。“百日维新”的后期即1898年8月，他被荐入京，任四品军机章京，成了光绪实行变法的重要助手。9月，政变发生，许多人劝他逃避，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倡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① 28日，他在北京遇害，年仅34岁。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省的情况虽然比较好，但是维新派的报刊活动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与破坏。1898年5月，守旧派官僚代表人物张之洞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诬蔑《湘报》的宣传“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地方守旧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也随之大肆攻击，有人甚至扬言要杀害谭嗣同等人。在地方当局的高压下,《湘报》只好暂作让步，文字“渐归平实”。6月，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湘报》又趁势反攻，痛斥旧党破坏变法。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又炮制《湘绅公呈》《湘省学约》，诬蔑《湘报》宣传的平等民权思想是“背叛君父”“诬及经传”的异端邪说。7月15日，熊希龄在《湘报》上用3个版面发表了他的《上陈中丞书》，指名怒斥王、叶党同伐异破坏新政，并表示为了变法维新，不惜“杀身成仁”,《湘报》再次举起“自由”“民主”的旗帜。王、叶见压制不能生效，更加气急败坏，便煽动流氓到南学会闹事，捣毁《湘报》馆，殴打编辑人员，他们还联名致函在京的湘省大吏，要他们向光绪皇帝控告陈宝箴。迫于形势，7月19日，陈宝箴暂时停了《湘报》，但到了8月2日，《湘报》又自动复刊。就在此时，光绪召黄遵宪、谭嗣同进京帮助推行新政，又传旨鼓励陈宝箴锐意革新，《湘报》更加活跃。可惜好景不长，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湘报》勉强出到10月15日被迫停刊。从《中外纪闻》《强学报》到《时务报》再到《湘报》，顽固派对维新派、报刊活动的干扰与破坏就没有停过，封建顽固派总是想尽办法迫害维新派，迫害维新派报人与报刊。
　　二、严复和《国闻报》
　　在北方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是《国闻报》，它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日报，1879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刊，主要创办人是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幼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出生于名医世家，曾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1866年，他考入马江船政学堂，毕业后在军舰上工作。1877年，他被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以后全面深入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文化。他深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先进优越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腐败，他用心考察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探索救国复兴的道路，回国后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甲午海战后，作为中国海军一员的严复十分痛心，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封建制度的弊端，指出亡国灭种的危险，他提倡民主、民权，他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变法自强”。这些文章发表在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之前，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严复清楚地看到了报刊的社会功能。
　　1897年夏，在维新派办报高潮的推动下，严复与天津维新派代表人物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人集资创办《国闻报》《国闻汇编》，积极鼓吹变法维新。《中外纪闻》停刊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有在北方办报刊，他们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了上海、澳门、长沙。《国闻报》在天津创刊，使康、梁喜出望外。它与《时务报》《知新报》《湘报》南北呼应，推动了形势的发展。《国闻报》虽然也要“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但它“尤以通外情为要务”，因此它广译各国报刊，大量地译载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而最杰出的翻译家就是严复，他的译文不仅讲求“信、达、雅”，还常加入许多自己的见解，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过去维新派政治家宣传变法只从救亡图存角度来讲，没有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必须变法。赫胥黎的《天演论》则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严复在解释时更强调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错误的，但对当时的中国的作用是积极的，这使人们想到在列强侵华的严峻形势下,如果我们不能顺应“天演”的规律变法自强，那就只能灭亡，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顽固派所奉行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维新派和全国人民都有更大的启蒙作用。严复不仅是报刊活动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启蒙思想家。不过，严复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右翼，他不赞成维新派“倡民权”“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同他们也没多少交往，故戊戌政变后也未被深究。之后他潜心翻译工作，思想渐趋保守，他反对辛亥革命，拥护袁世凯复辟，他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读经尊孔，曾经是“先进的中国人”的严复竟成了时代的落伍者，1921年在故乡去世。
　　《国闻报》在维新派报刊中独树一帜，很有特色
　　首先，它以“通外情为要务”。严复认为“昧于外情国必危”，“欲通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此《国闻报》之所为继诸家而起也”①。因此《国闻报》与《国闻汇编》从创刊时起，就特别重视外国报刊、书籍的翻译介绍工作。严复他们不惜重金聘请英、法、德、日文译员，大量译载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外电、外报的消息和评论，从传播国际新闻角度来说，《时务报》显然不如它。从理论翻译介绍上看，就是后来的《新民丛报》也没有哪一篇译著的影响能超过《天演论》。
　　其次，讲究办报的策略。《国闻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它除了刊登京、津、华北等地的新闻和国际新闻外，报馆章程规定东南方各省“一概不述”。因此，《国闻报》就用大量篇幅报道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的消息，发表康有为、梁启超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并配发评论为其叫好。“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全部诏书和维新派大臣关于变法维新各项条陈也都全文发表，为变法维新大造舆论。由此可知，《国闻报》的地方特色是与当时变法维新的形势要求相适应的。又由于《国闻报》出版地点离北京很近，所以一创刊就受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威胁，再加上严复等几个负责人都是朝廷命官，那就更加引人注意，为了保住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他们采取了一套特殊的斗争策略，开始是报馆设在租界里，推出一个不知名的福建人李志成充任馆主。1898年3月，又宣布因“行销不畅，资本折阙”，把报馆盘给了日本人西村博，并在报上加印“明治”年号，看起来像是外国人办的报纸，实际上内部一切照旧，而清王朝却无法干涉，因此戊戌政变发生后，许多报刊都被查封，《国闻报》还能顶压力，如实地报道了谭嗣同“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视死如归”殉难的新闻。
　　最后，消息迅速，稿源茂盛。《国闻报》报事迅速，它对重大事件还作跟踪报道。如1897年11月，该报创刊不久就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曹州被杀出兵占领胶州湾。从1897年11月18日到1898年1月2日,《国闻报》共发连续报道29篇,此后还陆续以《胶事余闻》刊出，直到1898年2月19日才结束报道。有几天甚至一天两篇报道，新闻的时效性极强，如11月18日《东警续述》报道:“德兵据胶，本馆探述大略，正排印间，忽接山东访事友人来电，合亟译登，以供众览。”及时把最新消息告诉卖者。王修植说当时许多人都为《国闻报》提供信息:“京中时有重大新闻，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之交好，无一定也。”①再加上天津离北京较近，信息很快就传递过来。
　　第五节国人办报高潮和维新派
　　对报刊事业的贡献
　　一、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
　　从1873-1895年，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人总共才创办了不过30种报刊，可是在变法维新运动中，特别是“百日维新”期间、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热情纷纷办报，从1896年8月《时务报》刊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创办的报刊达70多种，比前20年所办的报刊增加了一倍多，形成了我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这次办报高潮独具中国特色:
　　第一，与外报相反的发展线路。外国人办报是由远到近、由沿海到内地。国人办报是由内地到沿海、由中国而外国。维新派是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澳门，然后发展到全国和海外。维新派最早创办的报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就是1895年在北京创刊的。1896年维新派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时务报》，1897年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以后全国形成了办报高潮，甚至日本、新加坡的华侨也创办了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
　　第二，与外报相比，国人所办的这些报刊均属政治家办报。外报的创办人不是传教士就是商人，他们办报的目的往往是和鸦片贸易侵略中国紧密相连的。国人报刊的创办者往往是全国或地方上的政治家、爱国志士。他们办报的目的既不为传教也不为赚钱，而是为了变法自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政治家，《湘报》《知新报》的核心领导人物谭嗣同、康广仁是为了变法自强而牺牲生命的政治家。
　　第三，以宣传维新变法为主。当时的外报，不管是宗教性的还是综合性的，不管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宣传殖民主义占绝大多数。而这次报刊高潮中报刊宣传则反对殖民主义，宣传变法自强。这是因为办报的人首先是康有为，其次就是康有为的学生、康梁的亲友，还有的是参加“公车上书”的举人或具有维新思想的人。他们实际上是一支受康有为指挥的宣传队伍，因此，他们的报刊都是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不仅《时务报》《知新报》《湘报》《国闻报》是这样，就连上海的《蒙学报》、广州的《博闻报》、广西的《广仁报》、四川的《渝报》也是如此。当时虽有其他报刊，但数量很少，不是主流。
　　第四，品种多样。当时出版的报刊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有政治性的，也有游艺性的;有文言的，也有白话的;有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也有以青年、妇女、儿童读者为对象的;有文字报刊，也有画报。其中还有我国第一次出现的报刊，如1896年，清末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的《指南报》，是我国最早的消闲小报;1897年，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报》、黄澄源在上海主编的《算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性科技报刊;1898年，月同薇、李惠仙等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是我国最早由妇女主编、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当时的外报没有这么多的品种。第五，办报与办学会、办学堂相配合。维新派从“开民智”“育人才”的总体思想出发，把办报与办学会、办学堂紧密结合起来，如湖南的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报》;广西的圣学会、广学堂和《广仁报》;上海的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等。在这三者中，报刊的编辑既是学会的骨干又是学堂的教师，学会为报刊出版和学堂开办提供条件，学堂为报刊和学会培养和输送人才，有机联系，密不可分，这也是外报所没有的。
　　二、维新派的报刊思想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物，他们既是报人又是政治家，由于他们亲自参加或领导了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报刊思想往往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和体会提出来的，因而比林则徐、王韬、郑观应等人所言更广泛，认识更深刻。
　　1895年，变法维新宣传初期，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二书》)中，就向光绪帝提出报馆应“纵民开设”，有了报纸“可通时务”“庶裨政教”。在《上清帝第四书》又进一步提出“设报达聪”的建议。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又给光绪皇帝上了《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析》，他把报纸的作用归纳为“匡不逮”“鉴故情”“知新政”，更为强调报刊的政治作用，特别是最后两条直接与变法维新联系起来。此外，在关于制定报律和如何办报等问题的论述上也都体现着变法维新精神。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一文中把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他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看它上下内外是通
　　是塞。“上通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君恩不能下逮，民隐不能上达。“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结果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抱残守缺。他认为中国受侮数十年，其原因就在于上下内外不通。
　　怎样才能改变因塞受侮的现状呢?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梁启超还把报刊比做人的耳目、喉舌，人是不能没有耳目喉舌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于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那么怎样办报才能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呢?梁启超提出四条，即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
　　谭嗣同对办报又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湘报后序》①中提出:(1)报纸要“日新”。他认为:“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日报应该“日日使新人，阐新理，记新事”。(2)报纸就是民史国口。他认为封建官书二十四史，不过是皇帝的家史。他说:“报纸，即民史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因此他见《湘报》出版十分高兴，说:“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日诸君何复忧乎?国有口矣。”(3)报纸是维新变法的舆论工具。他认为报纸的宣传“不徒一省然也，又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串于其间而无憾矣”。
　　此外，陈炽认为报纸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吴恒炜认为报纸是“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严复认为报纸的功能应“以通外情为要务”“以通下情为要义”，这些见解也是很深刻的。维新派的报刊思想是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的“通时务”“知新政”是和变法维新相连的，梁启超的“去塞求通”也是想用资本主义思想去“通”开封建主义思想之“塞”，谭嗣同的“民史”“国口”，更有民主民权和言论自由的色彩，这一切都反映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属于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范畴。但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出身不是官僚就是地主，他们和封建思想、封建制度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维新派的新闻思想又是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进行的，如将报刊和他们的报刊活动比附于古代的“谏鼓谤木”和
　　“太史采风”，他们把自己办报刊的目的说成是“尊王攘夷”“君惠下逮”“宣德达情”“庶裨政教”，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儒家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皇上，为了朝廷，与欧洲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言论自由的新闻思想比较，显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
　　三、维新派办报活动的作用与贡献
　　维新派的报刊宣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发起的一次重大冲击，从此，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地位开始动摇，维新派报刊宣传活动作用极大，主要表现在:
　　第一，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报刊,特别是其中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不断向读者宣传“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①和“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的形势②，谴责了帝国主义“轻我、贱我、野蛮我、禽兽我、尸屠我”以及“索岛岸”“揽铁路”“涎矿产”等侵华罪行。发出了“叱咤英俄，鞭笞欧美，振我夏声，昌我华种”的吼声,从而唤醒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运动中去。
　　第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19世纪70年代，王韬就开始介绍西学，到了维新变法宣传时期，通过报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陆续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民主、自由、复民权、开议院的学说以及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振动了已冻之脑官”，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他们以此为武器与传统的封建意识进行斗争。第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在维新派报刊大力宣传鼓动下，不但开了“官智”，开了“民智”，而且还开了“帝智”。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发布数十道除旧布新的命令，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由于维新派的报刊把它公诸民众，以至于戊戌政变发生后，顽固派对废科举、兴办京师大学堂和倡办企业、准许民间办报等变法维新措施也不敢变更。
　　除了上述作用，维新派的报刊活动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作出的主要贡献还有:
　　第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一贯奉行愚民政策，他们严格控制和垄断新闻传媒，根本不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清代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其政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大清报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百，流三千里”。一些地方政府也发布过禁止“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之类的命令。
　　早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王韬等人就发出了解除言禁、允许私人办报的呼吁。1895年，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清王朝的同意，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只好冒着杀头、流放、监禁的危险，挺身而出在京城办起了报刊，从而在皇城禁苑打开了缺口。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各地维新派报刊如雨后春笋，清王朝言禁的缺口就被冲得更多更大了。“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和一些维新派大臣又促使光绪皇帝下了允许官绅士民办报的诏书，几千年来的封建言禁被冲垮。后来尽管发生了戊戌政变，但是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时代毕竟结束了。第二，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康梁办报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醉心于科举，迷恋于仕途，从事报刊活动的多半是一些科场失意的落魄文人，他们办报的目的或是为了养家糊口，或是为了抒发其抑郁之情，所以当时报刊的内容多是偷盗、火警、凶杀、拐骗、情爱、赌场妓院之类，因此，士大夫知识分子把办报看成不务正业。但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办报后，社会上对报纸、报人的看法为之一变，这些人不仅学贯中西，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变法维新的领袖，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深深地影响了广大读者。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清代有名的大官僚，既有政治经济实力，又有相当的学术影响，一般人他根本看不起，可是对一个编辑《时务报》的举人梁启超他却在信中称其为“卓老”，他的门下对梁启超更是“甘拜下风，愿交北面”，1897年初，梁启超到武昌时，张之洞甚至要令人开中门迎进。康梁以后，报人、报刊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办报的政治家也愈来愈多了。
　　第三，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康梁办报之前，我国多数报刊流行的还是桐城派古文，这种文体内容空虚,形式拘泥，束缚思想。甲午战后，改革浪潮汹涌澎湃，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大量涌进，原来的桐城派古文既无法表达维新派要求变法维新的思想和政治激情，也无法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学和近代的科学技术，于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报刊政治家继承王韬报刊政论的传统，在政论写作中不断突破框框进行革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疾呼救亡，直陈时弊，介绍西学，要求变法，谈古论今，条理清晰，感情充沛，语言半文半白，有时还夹有口语、俚语及外国语法，因而平易畅达，易于表现新思想。这种文体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政论最为典型，故被称为“时务文体”。
　　时务文体的出现推动了变法维新的宣传，变法维新的宣传也促进了报刊政论的发展，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谭嗣同、唐才常都十分重视报刊政论的写作，他们的政论文章成了他们所办报刊的重要的甚至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康有为的《京师强学会序)就是《强学报》的旗帜，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是《时务报》的灵魂，可以说报刊政论从此在中国文体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在中国办起了《新民丛报》，他的报刊政论《少年中国说》等在原来的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也更加减少，人称“新民体”，在《新民丛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许多报刊也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又称“报章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