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事业史（0653）》贾玉红JYH

4、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兴起
　　一、兴中会的革命宣传和《中国日报》的创办
　　甲午战败、戊戌政变使人们更加看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本质，也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为了救国救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以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创办了许多报刊，从事革命宣传，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孙中山(1866-1924)，广东中山人，童年随母亲去檀香山、香港等地，曾在当地学校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较早地认识了封建制度对中国的危害，萌发了推翻清廷、创建民国的宏愿。1893年，在澳门他与葡萄牙友人飞南弟合作创办了《镜海丛报》，用中、葡两种文字出版，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活动。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发动创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同时利用当地的华侨报刊展开革命宣传。之后他们又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如演讲、游说、印发具有反清思想的小册子(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还翻译出版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尽管他们十分努决心办报:力，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就在这时，有几件事促使和激发了孙中山一是伦敦蒙难。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迫逃亡国外,1896年9月30日他刚从美国来到英国伦敦，10月11日就被清王60朝驻英使馆欺骗逮捕并准备杀害。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等人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后来伦敦《地球报》首发了“中国革命家孙逸仙在伦敦被诱捕”的特大新闻，接着伦敦各报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英国人民示威游行包围使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使馆只好释放了被囚禁12天的孙中山。孙中山接着又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揭露清王朝和清政府驻英使馆，英国报刊又作连续报道，这些消息很快传播到欧美许多国家，本来不知道孙中山、不知道中国革命的许多人，一下全知道了。孙中山感到报刊宣传革命的效果远远超过了以往其他宣传手段。
　　二是保皇派报刊的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牺牲，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同情康梁的遭遇，希望他们能从血的教训中猛醒从而转向革命，孙中山还想把两派联合起来壮大革命力量，谁知康梁坚决保皇，根本就不予理睬，恰恰就在这时，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办起了《清议报》，这张报纸美化光绪皇帝，维护封建制度，使许多海外华侨受到蒙蔽。这对孙中山震动很大，也使他下决心创办报刊宣传革命并同保皇派报刊进行斗争。
　　此外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派的情绪需要鼓动，从而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作准备。这些都促使了革命派《中国日报》的诞生。
　　《中国日报》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1900年1月5日在香港创刊。孙中山选择香港作为办报的基地，是因为它靠近华南起义地区，又为清廷势力所不及。筹集经费，采购设备，选定人员，孙中山都亲自出马,报刊名称也是他确定的，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由于港英当局一时不准孙中山入境，他便委托自己得力的助手陈少白去香港办报。
　　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号夔石，广东新会人、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同学和密友，出身乡绅家庭，有较好的国学根底，擅长文学书画，有“才子”之称，后成为兴中会主要领导成员，早期兴中会的文告多由他来执笔，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向孙中山建议到香港创办报馆，鼓吹革命。
　　1899年冬，他奉孙中山之命去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创刊后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在主持该报工作的七年里，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诗词和漫画。他是兴中会的重要报刊宣传家。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任香港分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长，孙中山总统府顾问，之后脱离政界，兴办实业。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回故乡广东新会，担任该县外海乡乡长，除搞家乡建设外，还创办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我国最早的乡报《外海杂志》，1934年病逝于北京。
　　《中国日报》的早期宣传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揭露和声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和反对封建制度。(2)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介绍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赞美民主共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自由。(3)报道革命党人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对1900年惠州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1902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的“□□亡国242年纪念会”都作了报道，还宣传声援义和团反帝反侵略的行动。(4)宣传反帝救亡，谴责八国联军侵华、茶毒京津的罪行，在1903年拒俄运动中较系统地揭露了沙俄侵华的野心，号召人民起来救国。(5)批判资产阶级保皇派，1902年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二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保皇派报纸《岭海报》趁机诬蔑，《中国日报》坚决驳斥，论战月余。
　　《中国日报》仿日本报纸采用短行排印，这对传统的竖行长行版式来说实为一项业务革新。《中国日报》在出版日报的同时还出旬刊《中国旬报》，主要发表译文和长篇论文，还发表文艺作品。它的“杂俎”专栏移人日报后改名《鼓吹录》，是中国最早的文艺副刊之一。
　　《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多次武装起义的策划、组织、联络工作，都是在报馆内进行的，这种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的组织形式，后为多家革命派的报馆所继承。辛亥革命后，《中国日报》迁到广州出版，1913年8月被袁世凯的广东代理人龙济光查封，共出版了13年零8个月。
　　二、早期留日学生的革命宣传活动
　　19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国家很快富强，一时我国许多留日学生也想让中国走日本的路子，但是他们在日本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后，思想逐渐由改良转向革命，这样在日本也出现了倾向革命的报刊。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是1900年11月在横滨出版的《开智录》，它由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创办，郑贯公主编，主要撰稿人有秦力山、蔡锷等，他们都是梁启超的学生，特别是郑贯公深得梁启超的信任，梁让他兼任保皇派《清议报》的助理编辑。《开智录》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印刷、发行要依附《清议报》，内容也和《清议报》相似，初为油印，后接受孙中山的资助改为铅印。但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三人分别以“自立、自由、自强”(人称“三自”)的笔名发表文章,“倡自由之言论，申独立之民权”，赞扬义和团，谴责帝国主义和倡言排满革命，不久《开智录》的革命倾向被保皇派发觉，《开智录》被迫停刊，郑贯公被《清议报》解职后由孙中山介绍去香港，成了《中国日报》的记者。
　　略迟于《开智录》出版的是《译书汇编》，1900年12月在东京创刊，它是由我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的部分成员创办的，这些人有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他们已逐渐对改良派有了认识，主张推翻清廷进行革命，创办《译书汇编》是“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该刊曾发表孟德斯鸠的《万法公理》、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卢梭的《民约论》等，1903年改为《政法学报》，1904年停刊。虽然该刊没有提出民主革命的激烈主张，在政治上与改良派界限也不是十分明确，但它刊登的译著却为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它已呈现出向革命报刊转化的倾向。
　　《国民报》革命倾向较为明显，它是1902年5月由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王宠惠等人在东京创办的，秦力山任总编辑。
　　1900年，湘鄂赣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唐才常被害，秦力山等人逃亡日本，血的教训使他们对保皇党深恶痛绝，于是便以这份杂志为武器，揭露康梁，鼓吹革命。秦力山、杨廷栋、雷奋等人的文章猛烈地抨击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并提出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张。特别是第4期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对梁启超的“保皇扶满”言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这是革命派从正面批驳保皇派的第一篇文章，说明《国民报》已和保皇派划清了界限。该报的出版曾经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但只出了4期，就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湖北学生界》是1903年1月由湖北学生会在东京创办的，半月刊，由刘成愚、蓝天蔚等人编辑，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民国之精神”为宗旨，大力报道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表现出大的反帝爱国热情。从第5期起改名《汉声》，反满情绪日益高，曾发表岳飞、文天祥、夏完淳等人的爱国诗词。1903年9月事刊。
　　《浙江潮》是1903年2月在东京由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的，孙翼中主编，参加编辑的有蒋方震、许寿裳等人，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就发表在此刊上。《浙江潮》注重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和列强的侵华罪行，明确地提出了革命主张，销量达5000 份，为留日学生刊物的发行之冠。
　　《江苏》是1903年4月由江苏留日学生同乡会在东京创办的，月刊，主编是秦鎏,参加编辑工作的有丁文江、陈去病等人。秦毓鎏是激进的革命派党人，第3期的《江苏》就不用光绪年号而改为黄帝纪元。该刊宣传陈涉、郑成功、史可法等人的事迹，还发表孙中山的论文《□□保全分割合论》，积极鼓吹革命和民主共和。
　　除了报刊以外，留日学生还印发了一批革命宣传的小册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特别是《革命军》被当时的《苏报》称为革命的教科书。
　　三、沪杭地区的革命报刊和“苏报案”
　　1903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又有所发展，一些留日学64生骨干回到国内，冲破清王朝的阻挠在沪杭一带创办了革命报刊,与香港《中国日报》及日本的留日学生报刊相呼应。
　　革命派在上海出版的第一个报刊是《大陆》，1902年12月创刊，创办人是戢元丞，主要撰稿人有秦力山、杨廷栋、雷奋、陈冷等，他们差不多都参加过东京《国民报》的工作，他们是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回国办报倡言革命的。《大陆》的《发刊辞》说:“大陆云者，盖深有痛于大陆之事，而特为大声疾呼，以觉我大陆也。”该刊以政论为主,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考虑国内政治环境，语言迂回曲折，版面灵活多变，因此在文禁森严情况下，能坚持出版3年。
　　上海的革命报刊还有《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创刊，在《苏报》被封后一个月出版，是在谢晓石的资助下，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仍由章士钊主编。但该报在宣传上吸取《苏报》“爆炸性之一击”的教训，注意斗争策略，社址选在租界，用外国人的名字在英国领事馆注册，使清廷不便干涉。它坚持革命主张，批判改良保皇。特别是在“苏报案”的审讯过程中，对章太炎、邹容大力声援，对“沈荩案”也详加报道，曾风行一时。它的出版使两江总督魏光焘坐立不安，他发布禁阅命令并令人满街张贴，结果反使该报销量大增。可惜该报因内部意见分歧于1903年12月3日停刊。
　　1904年2月革命派又在上海创办了《警钟日报》，蔡元培、汪允宗先后担任主编。1903年10月沙俄出兵占领沈阳，蔡元培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12月出版期刊《俄事警闻》，鼓吹反帝抗战。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境内爆发，俄国战败，日本企图取而代之。该报认为日俄战争，我国应有对付两个强盗的办法，故把报名《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警钟日报》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它先后揭露抨击俄、日、德、法、英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鞭挞过清王朝的腐败无能，1905年3月，由于揭露德国企图侵占山东半岛的阴谋，德国领事和上海道联手查封了该报。
　　在这一时期，为了通俗地宣传革命主张，革命派还创办了一些白话报刊，其中主要的有《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
　　《中国白话报》是1903年12月在上海创刊的，由林白水创办和主编，初为月刊，后为旬刊。该报主要是办给那些“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看的，宣称“巴不得我这本白话报变成一枚炸弹，把全国的种种腐败社会炸裂了才好”。该刊曾发表过《郑成功传》《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作品，也曾采用多种形式向读者介绍沙俄侵华的野心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在宣传上它与《中国日报》《警钟日报》互相配，是辛亥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白话报刊。
　　《杭州白话报》创刊于1901年6月，创办人是项藻馨，初为间刊，后为周刊、三日刊，最后为日报。开始它深受改良思想的影响，1903年在孙翼中主持下，开始倾向革命，攻击清廷媚外，呼吁救亡。该报出版到1910年2月停刊，是辛亥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白话报刊。
　　《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在芜湖创刊，□□主编，读者对象是“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以及“女人孩子们”。办报目的“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因此该报一创刊就疾呼救亡，它告诉大家列强要瓜分中国了，人人都要保卫国家，呼吁从外国人手里收回经济权利，发展自己的工商业，还提倡练兵习武，普及国民教育，批判陈规陋习，宣传科学知识。由于内容新颖，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因此很受读者欢迎，发行量曾达3000份。后因触犯洋人和□□出走，1905年9月该报出到第22期就停刊了。
　　沪杭地区的革命派报刊很多，也各具特色，但影响最大的要数《苏报》，由它的“爆炸性之一击”引发的“苏报案”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苏报》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胡璋主持的阶段(1896-1900)。《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他以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的名字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打着日商的招牌出版发行，与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关系密切。
　　该报内容大多是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曾因刊登黄色新闻和敲诈勒索之事被人控告，声誉不佳，销售困难，不得不在1900年出售给陈范。第二阶段即陈范阶段(1900-1902)。陈范字梦坡，江苏常州人，1891年任江西铅山知县，后因处理教案引起朝廷不满，打击地方邪恶势力也受诬告，1895年被革职，1898年移居上海，因“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于是买下《苏报》，宣传改良和保皇。第三阶段是陈范、章士钊阶段(1902-1903)。此时学生运动兴起，革命声浪日高。为适应形势需要，1902年4月，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不久又创办爱国学社，让许多革命青年聚集在这里学习。陈范同他们接触后思想开始转变,《苏报》也由同情保皇转变为支持革命，从爱国学社成立之日起，陈范就与他们订约，每天由学社师生为《苏报》写一篇论说稿，陈范每月资助学社100块大洋，这样《苏报》就逐渐成了爱国学社的言论机关。
　　1903年5月27日，陈范聘请爱国学社才华出众的学生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并恳切地对他说:“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少时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和南京陆师学堂，1903年，在反清□□中退学来沪就读于爱国学社，他担任主笔后，《苏报》增设“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学生运动和大造革命舆论，从6月1日起连续发表一系列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文章，从而引发了“苏报案”。
　　“苏报案”与苏报宣传邹容的《革命军》密切相关，直接导火索是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的发表。1903年4月，刚从日本回国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力主推翻清朝统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他在自序中满怀激情和自信地写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该书出版后，《苏报》立即大力宣传，除发表了邹容的自序外，还发表了章士钊的《介绍(革命军〉)、章太炎的《序革命军》和邹容、章太炎、柳亚子、蔡元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以及读者撰写的《读(革命军〉》等多篇文章。对于《苏报》的革命宣传，清廷极为不满，但因为该报地处租界，那里不按中国法律办事，清王朝一时还不能直接迫害《苏报》的那些革命宣传家。这时，章士钊又对清王朝做了“爆炸性之一击”。1903年6月29日,《苏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文中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驳了康有为的“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还以轻蔑的口吻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骂皇帝在当时就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为清政府提供了直接迫害的借口，于是蓄谋已久的清政府遂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当天就出动警探去苏报馆和爱国学社捕人，章士钊等人闻风走避，章太炎被捕，邹容自动投案。当时站在清王朝一边的《新闻报》老板福开森派记者到狱中劝降，遭到章太炎的痛斥:“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7月6日，在《苏报》上，章士钊以《章炳麟狱中答新闻记者书》为题把此事公布出来。廷惊呼《苏报》“捍谬横肆，为患非小”，串通租界当局于7月1查封《苏报》，还通过福开森与租界当局交涉，不惜以出卖沪宁铁路筑路权为交换条件要求将章、邹引渡到南京由清廷审判。考虑到“领事裁判权”和租界的“治外法权”以及中外报刊舆论的反对，租界当局没有同意，7月15日，一场以清政府为原告，章、邹为被告的特殊审讯便在英租界“会审公廨”法庭开始了。在审讯初期，清王朝要求判章、邹死刑，未被接受。1903年12月中旬，法庭判处章、邹永远监禁，又遭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1904年5月21日，重新开庭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苏报》永远停刊，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
　　章、邹在狱中相互鼓励，坚持斗争，审判时他们慷慨陈词，审判后在押回牢房的路上，章太炎口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斗志昂扬，法庭内外都变成了他们宣传革命的讲坛，再加上中外新闻传媒不断地报道，更加扩大了革命的影响。“苏报案”使本来不知道革命，不知道章、邹和《苏报》的人一下子都知道了，清王朝炮制的这场新的“文字狱”，如抽刀断水，事与愿违。《苏报》虽被查封，一个月后，即8月7日，章士钊又在原班人马的基础上，办起了《国民日日报》，内容和形式都继承了《苏报》的传统，人称“《苏报》第二”。
　　1905年5月，邹容在狱中被迫害致死，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专门派人把他接到东京，任《民报》主编。
　　第二节戊戌政变后改良派的报刊
　　一、《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发展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但仍坚持办报宣传保皇，1899年7月，他们还在加拿大组建了保救大清国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康、梁办的许多报刊都成了它的机关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日本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清议报》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编辑有麦孟华、欧榘甲等。这是康、梁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后来成为保皇会的第一个机关报，它是以时事评论为主的旬刊，该报《改定章程》规定:“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所谓主持清议就是抨击“逆后贼臣”慈禧、荣禄把持朝政，拥护“明君圣主”光绪复位;所谓“开发民智”，就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科学知识，以此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在此期间，梁启超频繁地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接触，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因而在《清议报》上梁启超、欧榘甲发表了一些主张民权、自由和论述破坏、革命的文章，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然而思想保守的麦孟华却向康有为告密，康有为大怒，下令在保皇会的报刊上不准再出现“革命”“自由”“民权”“独立”等字样，并将梁启超、欧榘甲分别调任檀香山、旧金山去进行保皇活动。1901年12月21日，当《清议报》刚出满100期时，报馆发生一场大火，损失惨重，被迫停刊。
　　但是梁启超没有灰心，在旅日华侨的大力支持下，1902年2月8日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这是仿效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创办的一份半月刊，主编仍是梁启超，编辑有蒋智由、马君武、麦孟华等。梁启超宣称要把《新民丛报》办成“中国报界前所未有足与东西各报相颉颃”的报刊。的确，该报一创刊就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封面是一幅彩色的中国地图，要读者关心国家,希望改变人们“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观念。有的封面在地图上方还绘有雄狮，象征中国将像猛狮一样崛起于世界。内容分设25个栏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包括在内，内容之丰富，编辑之严谨，印刷之精美，确实是中国报界前所未有的。
　　《新民丛报》的宗旨是“开民智”“造新民”。它的命名取义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说，《新民丛报》要从理论上启发国民进行教育，使国民日新又新，以期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梁启超曾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在该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民说》，中心思想是中国积弱被欺的本原因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而是由于国民素质下，既无“公德”又无“私德”，缺乏国家思想、义务思想和权利思想，缺乏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精神，只有通过教育手段来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一代的“新民”，中国才有希望，国家才能富强。为此，《新民丛报》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学说，其中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其内容之广泛、篇幅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中文报刊，也超过了同时期的革命派报刊。
　　《新民丛报》总的倾向是鼓吹保皇立宪，但在1903年前后却明显不同。1903年前，梁启超等人与革命派接触，受其影响，，《新民丛报》发表了许多高谈革命的文章，受到读者欢迎，销量高达14000份，国内外代销处97个，真可谓盛极一时。但是梁启超等人大谈革命的文章也引起了保皇派的不满，甚至连赞扬过梁启超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黄遵宪也劝他勿作“危险激烈之言”。1903年底，梁启超从美国考察回来以后，却公开宣布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社会革命，决心与共和长别。从此，《新民丛报》就变得“柔声缓语，形同妇妾，梦绕大清，心恋小丑”①,在读者中的威信江河日下，在与革命派的《民报》论战中一败涂地，结果不得不在1907年8月悄然停刊。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国外办报的同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新闻理论对他的新闻实践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根据亲身的体会，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宣传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
　　第一，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没有权力就办不成事，但权力过大而又不受监督就会滥用职权。报馆是与政府立于平等地位的“国民公意代表者”，政府应该接受它的监督。报馆应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去监督政府，以使政府不至于走向腐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章程》①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而报馆能救一时，明一义，能教育人，培养人，因此就需要报纸“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那样去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变成“新民”。
　　第二，提出办报的四条标准。1910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提到办报的四条原则:
　　(1)“宗旨定而高”。梁启超认为办任何事都有宗旨，“惟报亦然”,“宗旨一定，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报馆宗旨应不为谋私利，不为媚权贵，也不为悦市人，应该“以热诚慧眼，注定一最高宗旨而守之”，这就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2)“思想新而正”。这里的新是指“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是指“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所谓正是指报刊在进行宣传时“当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而知以何种思想为最有利而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3)“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刊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报刊对要刊登的材料“选择极严”，“使阅者省无谓之目力，阅一字则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挂漏，有所缺陷”。
　　(4)“报事确而速”。梁启超说报纸应让人“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而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一定力求准确无误，错了要
　　公开纠正。第三，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梁启超认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
　　社会制裁力，报馆就是最能反映舆论的机关，而当时的报馆尚不具备造成健全舆论所必需的条件，因而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健全的，甚至是“俗论”“妄论”，而“健全舆论云者”，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说是“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
　　多数人意思之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报馆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有五要素:尖曰常识，就是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二曰真诚，就是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三曰直到，就是为国家为民众要有不畏□□、勇往直前的精四曰公心，就是不能以个人或党派的私心来判断是非;五日节刷，就是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更不能“迎合佻浅之性，故作偏至之论”。显然，这是反对革命舆论，反对革命派把人们引向暴力革命的道路。
　　第四，提出了宣传的方法。为了提高宣传效果，梁启超总结出两种宣传方法，即浸润法和煽动法。所谓浸润法就是“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之”，使读者“入而与之俱化矣”。所谓煽动法就是“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以使读者猛醒的方法。梁启超认为“若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由此他得出一条规律:“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得者乃适得其宜。”简而言之就是“变骇为习”“指甲趋乙”①。
　　梁启超这时的新闻思想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新闻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从“托古改制”“宣德达情”到“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来看，他的新闻思想已经步人资本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为中国资产监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新闻理论建设来说，他不仅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更多更新的东西，甚至超出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二、改良派在海外办的其他报刊
　　在康、梁流亡海外以前，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很少，在康、梁流亡以后，特别是1899年保皇会成立后，港澳、日本、美洲、南洋等地陆续创办了一批宣传保皇立宪的报刊，使海外中文报刊获得很大的发展。
　　在香港，当地保皇会除利用《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等老牌报纸进行保皇宣传外，还于1903年创办《时报》、1904年创办《香港商报》;在澳门，除《知新报》继续出版外，保皇派又利用《镜海丛报》并创办《濠镜报》。在美国，徐勤于1899 年在旧金山主持《文兴日报》，1902年，欧榘甲在旧金山主持《大同日报》，1903年，汤铭山在纽约创办《维新报》，在檀香山，梁启超于1900年创办《新中国报》;在加拿大，梁启超于1900年在温哥华支持华侨创办《日新报》;在澳大利亚，梁启超、康才常于1902年在悉尼创办《东华报》。在新加坡，徐勤帮助当地保皇会于1899年创办《天南新报》，1906年又将当地华侨办的《南洋汇报》变成了保皇会的阵地;在印尼，康有为于1903年亲自在爪哇创办《泗水日报》，1904年又支持苏门答腊保皇会创办《苏岛日报》;在缅甸，仰光保皇会于1904年创办《仰光新报》，1906年又创办《商务报》;在墨西哥，支持当地保皇会在1905年创办《墨西哥朝报》;在菲律宾，康有为派潘遮蕃于1900年在马尼拉创办《益友新报》;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在泰国，徐勤、梁伯鸣于1907年在曼谷创办《启南日报》。改良派除了自己创办报刊外，还设法夺取和控制一些华侨报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大同日报》和《南洋总汇报》。《大同日报》原来是旧金山华侨团体洪门致公堂创办的报纸，保皇党人欧榘甲以自己年轻时曾参加过洪门组织的关系，加入《大同日报》，担任编辑，这就使它成了一张宣传保皇立宪的报纸。新加坡《南洋总汇报》原来是新加坡革命派华侨陈楚楠等人于1905年集资创办的报纸，其宗旨是宣传民主革命。但到次年春，商股股东陈秋云
　　股，保皇派趁机插足其间，控制该报。等人反对在报上刊登革命文字，两派互不相让，于是陈楚楠等人退
　　总之，从1898年《清议报》创刊到1911年辛亥革命，改良派在海外创办和控制的报刊有30多家，它们受康有为指挥，都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同时还与当地革命派报刊进行了论战，不过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三、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刊
　　戊戌政变后的最初几年内，清廷悬赏10万元通缉康、梁，因比他们不能在国内办报。1903年后，革命派的活动日趋活跃，康党与后者的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改良派利用这一时机回国创办了许多报纸。
　　1904年初，康有为即命得力弟子狄楚青、罗普从日本回上海办报，不久梁启超也从港到沪直接参与和领导，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时报》于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狄、罗分任经理与主笔。这是戊戌政变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康有为先后投资多达20万元，该报也是改良派在国内重点创建的舆论阵地。《时报》命名取义于《礼记》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思是要合乎时宜，不要落后，也不要过头。故从创刊始，该报就以折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时报》在创刊时宣称:“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时报》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而是在报纸的评论、编辑、出版方面敢于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首先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创造的“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三个栏目，聘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分别主持评论国内大事、外埠新闻和本埠新闻。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冷隽明利的时评，很受读者欢迎。第二，首创报纸专题周刊，即在每74周固定的日子设立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7个专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第三，首先采用1至6号铅字排版，新闻标题和评论中的主眼，“皆加圈点以为识别”，版面编排“务求醒目”。第四，最先将一张报纸分为一、二、三、四版，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报纸的痕迹。《时报》的这些改革，后来各报纷起效法，一直沿袭至今。1921年冬，狄葆贤将《时报》盘给黄伯惠，办到1939年9月1日停刊。
　　保皇会出资在国内办的报纸还有《香港商报》(1904年)和广州《国事报》(1906年)。这两家报纸密切配合，同革命派报纸对垒。辛亥革命后，《香港商报》改名为《共和报》继续出版，《国事报》则宣布“投降”。
　　这一时期，在国内还出现了一些有改良倾向，或直接或间接与康、梁有关的民办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大公报》《京话日报》《东方杂志》。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华(1886--1926)，字敛之，满族人，生于北京，家庭贫寒。他信奉天主教，与法国神父来往密切。维新运动中追随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逃往云南蒙自，曾受聘为法国领事馆雇员。1902年得到天主教资本家、法国驻华公使和天主教神父的支持，创办《大公报》，自任社长，总揽经营和编务，同时还写政论文章。1916年后，他将报馆卖给王郅隆，晚年从事慈善事业，并曾任辅仁大学校长。
　　早期《大公报》的政治倾向是改良保皇、君主立宪。该报创刊时曾明确宣称它所刊登的文字要“从大处落墨”，“宁愿赔钱受累，吃苦操心”，也要“说长道短”，对于那些“猥邪琐屑之事”则加以摈弃。由于英华有法国公使馆做后台，报纸又在天津租界出版，因此它敢言清政府的黑暗，敢骂贪官污吏的罪行。直隶总督袁世凯曾经下令不许《大公报》在租界以外发行，却反而提高了该报的声誉，销量大增。由于英华出身贫寒，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有同情心，因此《大公报》经常为穷人鸣不平，揭露达官贵人污辱、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且多次举办赈济灾民的活动。
　　《大公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02-1916)由英华主持，是一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第二阶段(1916-1926)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第三阶段(1926-1949)由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第四阶段(1949年至今)成为一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目前《大公报》的香港版仍在出版，它已成为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京话日报》是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的报纸，1904年8月创刊于北京，政治上也是保皇立宪，创办人兼社长彭冀仲(1864-1921)，名诒孙，江苏苏州人，长期居住北京，“赶车拉过水，扛过面口袋，还在果子巷摆过货摊子”,因而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有所了解，并充满了同情。他一生办过种报纸①，而以《京话日报》声誉最好，影响最大。这份报纸从创刊就宣传它是中国人办的报，“作报人的心是中国的”，极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06年，著名的南昌教案发生后，该报连续报道事件真相，并将被法国传教士害死的南昌知县江召棠遗体的照片公诸报端，揭穿了江召棠是自杀的谎言，激发起读者对帝国主义的极大义愤。该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反映人民的疾苦，它曾连续揭露某王爷活埋侍妾的罪行和驻京淮军骚扰百姓的事件，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并与读者保持密切联系，热心为读者服务，因而深受读者的信任和赞许，但是也得罪了官僚和权贵。1906年9月28日，清廷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的罪名将该报查封，彭冀仲被流放到新疆达10年之久。在他离京之日，“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一位读者还自愿陪他去新疆。1913年,彭冀仲从新疆回京后，复刊《京话日报》，但不久又触怒袁世凯,再度被查封。袁世凯死后，恢复出版，一直办到1922年。
　　四、立宪运动中的保皇派报刊
　　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康有为立即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要求所属报刊全力鼓吹君主立宪。国内一些资产阶级报刊积极配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立宪运动，参与立宪宣传的有两种类型的报刊;一是国民宪政会和各省立宪团体的机关报，二是一些立宪分子独立创办的报刊。
　　1907年7月，梁启超在日本成立具有政党性质的政闻社，10月创办该社的机关报《政论》月刊，由蒋智由主编。第一期在东京出版，第二期后随政闻社总部迁往上海，共出了7期。这个刊物明确宣布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目标，鼓吹立宪。然而清政府并不领情，反而于1908年3月以“纠结党羽，化名研究时务，阴谋煽乱，扰乱治安”的罪名，查封了政闻社，《政论》也随之停刊。1910年2月，梁启超又在上海创办了《国风报》旬刊，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该报对实施宪政所涉及的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等问题，积极替清政府出谋划策，同时对全国各地的宪政派进行理论上的指导。这是一个有100多页的大型刊物，其中半数以上的稿件出自梁启超之手，每期稿件均由他在日本编定，寄往上海印刷发行。1911年武昌起义前停刊，共出53期。
　　1910年7月，立宪运动进入高潮。梁启超指示他的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藉以联络各省立宪派人士，指导各地的立宪运动。这个报纸虽然由徐佛苏主编，但它的办报方针则是梁启超制定的，梁还“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一直到北洋军阀时代，梁启超仍然同该报保持密切联系。
　　除康、梁直接控制的报刊外，各地立宪团体也纷纷办起自己的机关报刊，其中主要有:上海的《预备立宪会公报》，四川宪政会主办的《蜀报》和《蜀风杂志》，贵州宪政预备会主办的《黔报》和《贵州公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主办的《广东自治研究录》等。
　　属于私人创办的立宪派报刊也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新报》和《时事新报》。《中国新报》1907年1月创刊于东京，总编撰是杨度。1908年1月，杨度应召入朝做官，该报停刊。《时事新报》的前身是上海《时事报》和《舆论日报》。1908年8月，两报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又更名为《时事新报)
　　的机关报，并发展成为上海的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由汪诒年任经理。该报积极鼓吹保皇立宪，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
　　第三节《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
　　和革命派报刊的大发展
　　一、《民报》的创刊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黄兴提出以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获得通过。然而该刊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被日本政府查禁，同盟会只好另办一份机关报，那就是《民报》。
　　《民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是一个大型月刊，设有论说、时评、谈丛、选录等栏目，每期6万至8万字。先后参与编撰工作的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汪东、章太炎、刘师培等。孙中山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于是“三民主义”就成了《民报》宣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民报》指出，统治中国的满洲贵族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各族人民的死敌，因此号召人们起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值得指出的是，《民报》的排满宣传已经注意到把清朝的反动统治者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

　　第二，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民报》发表许多文章批判封建制度，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强调“国民之权利”，号召人们起来推翻皇帝，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建78立民主共和国。
　　第三，宣传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生主义。《民报》发表不少文章宣传土地国有和平均地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样就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
　　此外,《民报》还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民报》的出版，受到国内外同盟会和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它的创刊号再版7次，第2、3期各再版5次，仍然供不应求，最高发行量达到17000份。第1~5期由胡汉民主编，第6~24期由章太炎主编(其中第19~22期由陶成章代理主编)。在出了24期后，曾一度被日本政府以“激扬暗杀”为由查禁。停刊一年后，由汪精卫在东京编发了第25、26期，1910年2月终刊。
　　二、《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
　　在《民报》创刊之前，革命派报刊和保皇派报刊之间已经有过一些小规模的笔战。《民报》创刊后，为了从思想上扫除障碍，扩大革命阵营，遂有组织有计划地主动出击，在国内外的两派报刊之间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孙中山的《发刊词》是进军的号角和旗帜，同在《民报》第一期发表的陈天华的《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两篇文章，指名批判康、梁君主立宪的“妖言”。《新民丛报》立即应战，先后发表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文进行反击。1906年春，《新民丛报》又将康、梁发表过的反对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汇编成《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接着，1906年4月，《民报》第3期号外发表胡汉民写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罗列两报观点分歧的12个问题,同时发表汪精卫的长篇政论《希望满族立宪者盍听诸》，对康、梁的观点逐条驳斥。两派报刊之间的论战就这样首先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开始了。双方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第一，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新民丛报》否认民族压迫，梁启超说:“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别无享特权者。”《民报》则认为“满洲之对于汉民也，无一不虐”，满族统治者对其他民族同样也实行民族压迫。不仅如此，清王朝还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守土长官”，所以，要想救国就必须进行民族革命。第二，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新民丛报》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还不具备共和国公民的资格，因此只能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民报》则主张在进行“种族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革命”，主张废除君主，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相信“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②。第三，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新民丛报》认为，中国不存在土地贫富不均的现象，没有必要平均地权，实行土地国有对农业生产不利。《民报》则用事实驳斥,认为中国确实存在“豪右”和“细民”的差别，只有实行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生产才能发展，民生问题才能解决。第四，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使中国招致瓜分?《新民丛报》认为，革命是暴烈的行为，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帝国主义乘虚而入，中国就会被瓜分。《民报》则认为，革命只是推翻清朝政府，并不排外,因此不会引起社会动乱和帝国主义干涉，不仅如此，还会从被招致瓜分的危机中挽救出来。如果不革命，中国越来越弱，才会招致瓜分。
　　论战一开始，梁启超傲然自大，文中常常嘲笑革命派，认为《民报》诸人都是浮薄少年，感情用事，理论上不堪一击，等到论战展开以后，梁启超捉襟见肘，理屈词穷，不但保皇论点缺少根据，就是援引的材料和外文翻译上也接连出错，经《民报》揭发驳正后，梁启超十分被动。
　　1906年7月，《新民丛报》求和,《民报》不允，表示“犁庭扫穴，不留余种”，《新民丛报》勉强支撑到1907年11月停刊，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场论战中，《民报》获胜，《新民丛报》失败，其原因是:第一,《民报》坚持的革命道路比《新民丛报》坚持的改良道路更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第二,《民报》立论以事实为依据，列举清朝政府的腐败、立宪的虚伪等读者看得见的事实，结论是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国，令人信服;《新民丛报》说什么革命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必然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等，只是推测，难以说服读者。第三，《民报》一方由孙中山坐镇，参与论战的有二十余人;而《新民丛报》一方应战者只有梁启超一人，尽管他是驰骋文坛的老将，但毕竟势单力薄，交战几个回合后他就感到招架不住了。
　　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同时，革命派与改良派在香港、广州、新加坡、印尼、仰光、曼谷、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的报刊之间也展开论战，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以革命报刊获胜而告终。
　　论战的性质和意义:
　　(1)这次论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向保皇派及其报刊发动的第一次全面猛烈的政治进攻，在革命还是保皇这个重大的问题上，革命派报刊占了上风，预示着革命即将取得胜利。
　　(2)这次论战是革命阵营与□□阵营、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与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的斗争，也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斗争，时间长、地区广、人员多、辩论激烈、影响深远。和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的宣传相比，它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它使人们相信清王朝一定能够被推翻，民主共和一定能够实现。
　　(3)通过两派报刊论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许多原来支持改良派的人也转变了立场，纷纷退出保皇会而加入同盟会。同时，通过论战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除《民报》的主编和撰稿人以外，其他地区的革命报人也在论战中受到了洗礼和考验，他们逐渐成长起来。论战还促进了革命报刊的发展。论战前革命派报刊不过40家，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夕就增加到100多家，它们大造革命舆论，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革命派报刊在国内外的发展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志士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清除保皇派的消极影响，在海外办起了许多革命报刊。
　　在日本，革命党人在东京创办了十几家刊物。其中主要有:李叔同等人主办的《醒狮》，柳亚子等人主办的《复报》，四川留学生主办的《鹃声》和《四川》，山西留学生主办的《晋话报》，云南留学生主办的《云南》和《滇话报》，河南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湖南留学生主办的《洞庭波》，陕西留学生主办的《秦陇》口《夏声》，广西留学生主办的《粤西》，江西留学生主办的《江》等。这批留学生刊物基本上与改良主义思潮划清了界限，并意将革命理论与国内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革命色彩更加鲜明。除日本外，在新加坡，相继创办的革命报纸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在槟榔屿，有《槟榔日报》和《光华日报》，在吉隆坡，有《吉隆坡日报》和《四州日报》;在印尼有《泗滨日报》《民铎报》《苏门答腊报》《华铎报》;在西贡，有《美南日报》《湄南日报》《华暹日报》《同侨报》;在仰光，有《光华报》《进化报》《全缅公报》;在马尼拉，有《公理报》;在檀香山,有《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启智报》;在旧金山，有《大同日报》和《少年中国晨报》;在温哥华，有《华美日报》《大汉报》;在秘鲁，有《民醒日报》;在墨尔本，有《警东日报》;在悉尼，有《民国报》。
　　同盟会成立后，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办报，形成了上海、港穗、武汉三大报刊中心。
　　1.上海的革命报刊
　　上海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印刷条件先进，又有外国租界可以作为庇护所，因此成为革命派在国内办报的首选之地。从1905年到1911年，革命派在上海创办了16家报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家:
　　《中国女报》，1907年1月创刊，主编是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出了2期即被封建统治者扼杀。
　　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是于右任创办的几家报纸。于右任(1878-1964)，名伯循，陕西三原人，年轻时中过举。1903年赴京参加会试期间，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八国联军劫后造成的满地疮痍，回乡后撰写了《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朝政，抨击时弊，其中有“爱自由如发妻，挽太平以颈血”之句，陕甘总督下令通缉，遂改名逃往上海，得爱国人士马相伯的帮助入震旦学院读书。1906年，东渡日本考察新闻事业，趁机拜谒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支持他回国办报，希望他把报办成上海地区的反清喉舌，翌年4月回到上海，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神州日报》是于右任办的第一家报纸，也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1907年4月2日创刊。报名“神州”是为了“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之民族意识”，以期再造神州。该报不用光绪年号，而用干支和公元，它吸取《苏报》被封的教训，言辞委婉，但“时政批评，针针见血”，革命倾向是明显的。它在“有闻必录”的掩护下，详细报道了秋瑾烈士遇害的经过和各地武装起义的消息，揭发贪官污吏的罪行，披露列强觊觎我国蒙藏边疆和东北地区的阴谋，很受读者欢迎。可惜只办了80天，报馆被焚，于右任无力恢复而退出，由杨毓麟接办，民国以后被袁世凯收买。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重新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呼日报》，自任社长，范光启、徐血儿、戴天仇等为编辑。于右任说所谓“民呼就是‘人民的呼声’”，就是“为民请命”①，他们要把《民呼日报》办成“炎黄子孙的人权宣言书”。报纸版面分为言论、记事、丛录三大部分，除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外，以大量篇幅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当时甘肃一带发生灾荒，该报将官吏侵吞救灾赈款的情况披露报端，引起陕甘代理总督毛庆藩的忌恨，串通上海道和租界当局将于右任驱逐出租界，并于9月8日将报馆查封，该报只办了92天。
　　就在《民呼日报》被封20余天后，即1909年10月3日,于右任又在上海租界办了《民吁日报》。于右任说“吁”字和“呼”字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悲惨之声，而“吁”字的字形结构又恰为“于某之口”，在沉痛中尤含幽默意味①。《民吁日报》创刊不久，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我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该报连续发表《伊藤怪物之行踪》《满洲风云日急》等文章，揭露日本政府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筑路权进而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该报又发表文章赞扬安的英勇行为，说伊藤之死罪有应得。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便串通清政府与上海租界当局于11月19日查封《民吁日报》。这张以反帝为特色的报纸只存在了48天。报馆被查封后，读者在报馆门前贴出抗议书和悼词，并拈香示悼;学界200多人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准许该报恢复出版;日本、香港读者还打电报给上海道，以炸药、手枪相威胁，要求立即启封。
　　《民吁日报》被查封近一年，为“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于右任又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租界创办《民立报》。该报的出版，得到孙中山的大力支持，因而阵容强大。于右任出任社长，宋教仁、范鸿仙、景耀月、陈其美、章士钊、叶楚伧、张季鸾、吕志伊、马君武等报界俊秀任编辑。于右任在《发刊词》中说:“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权，有独立之民权，始卫其独立之国家。”其志还是宣传三民主义。创刊之初，言论较为温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言论日趋激烈。该报称清朝官吏为“民贼”，痛斥清政府为“倒行施之政府”;设立“民贼小传”专栏，专门刊登贪官污吏的罪行;公开支持四川的保路风潮，详尽报道广州起义的情况;大胆揭露日、英、俄等国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此外，于右任用“骚心”“剥果”等笔名发表的政论、短评和诗词，为人传诵;宋教仁用“渔父”“桃园渔父”等笔名发表的政论，出语豪健、笔锋矫劲;以“四捷记者”著称的陈其美和现代著名政论家张季鸾，在《民立报》工作期间初露头角，很受读者欢迎。因此，该报每日销量达2万多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日报。1911年7月，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民立报》成了这个总会的机关报和联络机关。10月10日，武昌起义，清廷严密封锁消息，但《民立报》既发新闻又发评论，还发表孙中山给军政府的电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它又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以及临时政府的各种消息，实际上它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都是于右任创办的，由于报名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又互相衔接，故人们称它们为“竖三民”。
　　《大陆报》是革命党人在国内办的一份英文日报，1911年8月29日创刊于上海。该报经费由孙中山在海外筹集，委托美国友人密勒、克劳等人共同创办，其目的是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辛亥革命后继续出版，“二次革命”失败后变为美商报纸。
　　《天铎报》创刊于1910年3月11日，创办人汤寿潜是个立宪派人士，但它的总编辑陈训正、李怀霜和主笔戴天仇、陈布雷等都是同盟会会员，因而革命色彩甚浓，尤其是戴天仇和陈布雷撰写的社评和文章，言论激越，文采飞扬，为读者所喜爱，使《天铎报》成为上海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
　　2.港穗地区的革命报刊
　　这一时期在香港出版的革命报刊有13家，其中编辑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中国日报》。1905年10月，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该报又成为该支部的机关报。后期《中国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相继是冯自由、谢英伯和卢信。主要宣传内容是: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同君主立宪派报纸《香港商报》进行笔战，揭露清廷假立宪的骗局;连续报道和支持省港人民反美拒约和维护粤汉铁路权的斗争;详细报道同盟会在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活动。《中国日报》不仅是同盟会的言论机关，而且是革命党人策划起义、筹集经费、储运军火、联络同志的场所，被誉为“革命军总枢纽”。与《中国日报》协同作战的香港报刊还有《日日新报》、《东方报》《社会公报》、《真报》、《新少年报》、《人道日报》、《珠江镜报》、《时事画报》(香港版)等。
　　这一时期在广州先后出版的革命报刊有《拒约报》《时事画报》《群报》《珠江镜报》《二十世纪报》《南越报》《平民日报》《可报》《天民报》等18家。它们都是由同盟会会员自由结合集资创办的，不具备机关报的性质。在这些报刊中，值得一提的是《时事画报》和《可报》。
　　《时事画报》创刊于1905年9月，是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画报，由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潘达微等人绘编出版。该报分为图画和文字两部分:图画部分大多是配合时事新闻绘制的宣传画，如《钦廉起义图》《黄冈起义图》《鉴湖女侠秋瑾像》之类;文字部分有论说、短评、要闻、谈丛、小说、诗界等栏目，曾发表《二十载繁华梦》《党人碑》等揭露贪官污吏和歌颂革命党人的小说。该报1907年停刊，1908年迁往香港继续出版，辛亥革命后又迁回广州。
　　《可报》创刊于1911年3月30日。当时广东赌风颇盛，咨议局开会，一部分议员主张禁赌，另一部分议员则反对。在表决时,同意者书“可”字，反对者书“否”字，于是被人们戏称为“可议员”与“否议员”。不久可议员陈炯明、朱执信等遂创办可报》，表示要为禁赌和革命而呐喊。“否议员”们大为不满，便在可报馆对面租了一间铺面，打算办一张报纸与《可报》对抗。这份拟议中的报纸被人们讥之为“否报”。不久，《可报》因报道革命党人温生财刺杀广州将军事件被当局查封，“否报”也因此作罢。
　　3.武汉地区的革命报刊武汉是我国长江流域第二大商埠，又是日知会、共进会、振武
　　学社、文学社和群治学社等革命群众组织比较活跃的地区。因此，从1905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在武汉相继出现了由革命党人创
　　办或被革命党人掌握的十多家革命报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楚报》《商务报》《大江报》。
　　《楚报》创刊于1905年，是武汉地区第一家革命报纸，由富商刘歆生出资创办。为了预防清政府干涉，注册于香港，在汉口英租界出版，并由外国人担任名义上的社长，实际主持笔政的是日知会会员张汉杰和陆费逵。这年冬，该报将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外商借款修铁路所签的草约全文发表，并加按语斥之为“丧权辱国”。张之洞以“鼓吹革命”的罪名勾结英租界将报馆查封，张汉杰被判刑入狱。这是武汉地区革命报人与清政府的第一次较量。
　　《商务报》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原是一家商业报纸。不久被日知会宛思演盘进，更名为《商务日报》，聘请群治学社成员詹大悲任总编辑，该报遂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被誉为“汉口报界之急先锋”。群治学社以报馆为秘密联络点，并储存枪支弹药准备起事。后事泄，湖广总督瑞徵函请租界当局将报馆查封。
　　《大江报》(其前身是1910年12月14日创办的《大江白话报》)创刊于1911年1月3日，由詹大悲投资创办并亲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湖北著名革命党人宛思演、黄侃、何海鸣、温楚珩等均参与编撰工作，是文学社的机关报。詹大悲(1887-1927)，原名培翰，后更名瀚，湖北蕲春人。中学时代即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09年到武汉，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革命组织并负责宣传工作，成为武汉地区革命宣传的主将。辛亥革命后，曾任军政府汉口分府主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务，1927年12月被桂系军阀以通共罪杀害于武昌。
　　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有两大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工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大江报》在新军各标营设立分销处，发展个人订户;在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报纸副总编辑何海鸣原来就是一位新军下级军官。《大江报》用大量篇幅反映新军士兵的疾苦，维护他们的利益。士兵们把《大江报》视为自己的喉舌，有什么事就去报社找编辑部反映和商量，报社经费发生困难时，士兵们节衣缩食捐款相助。在《大江报》的宣传影响下，许多士兵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到武昌起义前，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发展到5000人，占新军总数的1/3。
　　最使《大江报》享有盛名的，是它发表过两篇振聋发聩的评论。1911年7月17日，该报发表了何海鸣写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文章怒斥清政府的假立宪和立宪派的“伏阙上书”，并指出:“如不亟起革命，必然招致亡国。”这篇文章引起清政府的注意。7月26日，《大江报》又发表黄侃撰写的言词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已病入膏肓，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不能救中国;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这篇文章的发表，犹如在一触即发的火药箱上装了导火线。鄂督瑞徵极为震恐，立即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派军警于8月1日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自动投案。第二天，《大江报》向全国各地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鄂督摧残言论的暴行，汉口各革命团体和报界公会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来到报馆表示声援。瑞徵原拟对詹、何判重刑，但慑于民愤，不得不从轻判处詹、何二人18个月徒刑。这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
　　《大江报》出版的时间虽然只有8个月，但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大放光芒。就在该报被封的2个多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受《大江报》影响的新军士兵在这次起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办了好几家报纸，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大汉报》和《中华民国公报》。《大汉报》在武昌起义后第5天，即1911年10月15日创刊于汉口。创办人胡石庵(1880-1926)原名人杰，湖北天门人，参加过自立军起义和日知会的活动，并曾任《扬子江小说报》主编。1911年，他独资创办大成汉记印刷公司，承印《大江报》，并秘密翻印《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小册子。武昌起义后，胡石庵利用印刷公司的设备，创办了起义后的第一家革命报纸《大汉报》，报道革命人民保卫武汉的情况。创刊号就印了1万多份，一周后增至近5万份。各地读者争相购阅，以至在清廷控制下的京津地区，一份《大汉报》竟卖到“五十金”，不少地区的报纸纷纷转载《大汉报》消息，或翻印成传单秘密散发。在汉口保卫战中，胡石庵一面带记者到火线上采访，一面组织报馆员工积极支前，一直坚持到11月1日汉口陷落，炮火将报馆摧毁，牺牲了3名员工，才不得不转移。3天后，《大汉报》在武昌复刊。12月初，汉阳失守，武昌告急。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和民军总司令黄兴出走。大汉报馆被炮火击中，但仍然坚持出报，并在一日之内连发6份号外，报道民军获胜的消息，起到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的作用。当时武昌城里传出这样的童谣:“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大汉报，真胆大。人人怕，它不怕。”不久，南北议和，武昌得以保全。民国成立后，黎元洪曾以副总统名义亲题“赤手回澜”匾额赠送《大汉报》，并给胡石庵颁发“一等嘉禾勋章”，以追念前功。
　　《大汉报》的新闻报道对保卫革命成果、稳定革命形势起了巨大作用，这一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它从一开始就发表了不少假文告和假报道，则是不可取的，如该报第2期发表的《孙大总统告同胞书》就是假的。当时孙中山在英国，临时政府尚未成立，总统选举尚未进行，哪来的“孙大总统”?另外，许多民军方面的战斗捷报和各地援鄂部队到达的消息，也是编辑们坐在屋里杜撰出来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胡石庵则说:“把声势说得夸张些，既可以安民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蔡寄鸥《鄂州血史》)可见，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是不大注意的。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16日创刊于武昌。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报，由牟鸿勋出任第一任社长。每期发行4000份，分别寄各机关、学校和在街上张贴，“不取阅者分文”。该报主要内容是刊载军政府和下属各部门以及各革命团体的公告，报道有关武昌起义及各省光复的消息，评论革命形势和军政府的政策法令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另创公报，《中华民国公报》遂成为黎元洪控制下的舆论工具。
　　4.其他地方的革命报刊
　　除上述三大办报中心外，革命党人还在全国各地创办了不少报刊。例如，在北京，最早出现的是《帝国日报》，创刊于1909年12月。接着是1911年2月8日创刊的《国风日报》。在天津，革命党人相继创办了《忠言报》《北方日报》《克服学报》《民国报》《民意报》等报刊，其中以京津同盟会副会长李可曾主持的《民意报》较有影响。在河北，1905年在保定出版了《直隶白话报》，主办人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革命党人吴樾。在四川，1904年出版《重庆日报》，主持人卞小吾，卞于次年被捕，该报停刊。武昌起义后重庆又出版过《国民报》《共和日报》。其他各省也都创办了革命报刊。

　　第四节清政府加强对报业的控制

　　一、迫害报刊和报人
　　对于近代报刊，从在中国出现之日起，清王朝就持反对态度，当中国人自办报刊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时，清政府采取各种手加强对报刊的控制。辛亥革命时期，清王朝对报刊、报人实行了浅酷的迫害，据不完全统计，从1899年到1911年，至少有53家报刊被查禁，或受到暂时停刊、警告和其他处分;有2位报人被杀，17人被监禁，100多人被传讯、拘捕、警告、押回原籍或流放边疆。而在被查禁的50多家报刊中，除《苏报》《京话日报》《大江报》《楚报》等几个重大报案还有个形式上的法律程序外，其余都是当权者以意为法、妄加罪名而被查封的。广州《天民报》的发刊词用“卢梭魂”的笔名撰写，第二天即被查封，发行人被判刑一年;武汉《湖北日报》刊登了一幅湖广总督陈夔龙的漫画,陈看后说了声“讨厌得很”，该报就被查封;天津《北方日报》在广告中宣布“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创刊当日即被查刊，比比皆是。封。其他被加以“冒渎乘舆”“妄议朝政”之类的罪名而查禁的报封建统治者对报人的迫害是非常野蛮残忍的。清末记者沈荩因为报道了中俄密约的消息而遭清廷逮捕，被判斩立决。由于当时正值慈禧的“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奉命改为“立毙杖下”。
　　沈荩被打二百余棍，“血肉飞裂，犹未至死”，最后只好用绳“勒之而死”。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就连一些支持清政府的外报也认为是“20世纪不应有”的“野蛮种族之所为”。《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因撰文抨击慈禧和揭露贪官污吏的劣迹，被捕后惨死狱中。死后验尸，发现其“头、目、腹各部刀伤七十有三”。
　　除深文周纳外，还广事株连。报纸一旦被控，不仅发行人、主编人锒销入狱，连投资者、赞助者、撰稿者也往往会获罪。《晋阳日报》被查封后，主编王用宾、记者蒋虎臣被捕，被通缉者有十余人，其中有的是只投过稿的教师和学生，檀香山《自由新报》、仰光《光华日报》被禁止入口后，其华侨股东在国内的财产被没收。曼谷《华暹日报》被禁后，其股东马兴顺回国探亲时被拘捕，“备受虐待，得病逝世”。
　　清政府还与帝国主义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第一种情况是中国报刊刊登了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消息或言论，外国驻华使领馆遂串通清政府查禁或处罚;另一种情况是在租界出版的报纸刊登了不利于清王朝的消息或言论，清政府就照会租界当局对报纸、报人进行惩处，著名的“苏报案”就是如此;第三种情况是清政府串通外国政府对华侨报刊加以查禁或限制，在东京出版的《鹃声》《四川》《云南》等杂志就是被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而查禁的。此外，港英当局还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过《禁止报纸刊登煽惑友邦作乱之文字专律》，明文规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书籍“能令全国人心作乱者，本港政府为邦交起见，得而取缔”。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新闻界的抵制和反抗。除公开抗议外，新闻界还采取多种策略和办法来同清政府对抗:有的报纸托庇于租界，或聘用洋人为发行人;有的报纸用化名去注册，有的报刊采用伪装封面进行递送，以逃脱邮政、海关的检查;有的在报纸版面上开“天窗”等。
　　二、制定报刊法规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浪潮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于是，一些限禁报刊出版、发行的法律、规则便相继出笼。
　　1906年7月，清廷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对报刊的注册、审批、处罚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印刷物中有“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慢，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者”，即构成“讪谤”罪，科以10年以下监禁或5000元以下罚款。这项法律还赋予地方官吏以对印刷物进行指控、逮捕报人和查封报馆的权力。同年稍后，巡警部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作为前一法律的补充。其中规定:凡新开报馆必须经过巡警部批准，严禁报刊刊登“诋毁宫廷”“妄议朝政”“妨害治安”“败坏风俗”和涉及“内政外交秘密”的文字。
　　1908年1月，清廷正式颁布《大清报律》。其中规定:报纸在创刊前除了向警察机关注册外，还必须交纳保证金，每期报纸发行前必须将样品呈送行政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报刊刊登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禁止刊登未经官报、阁抄发布的谕旨和奏章;在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以上规定者，由海关没收销毁。
　　除了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外，一些督抚衙门也发布过禁查“悖逆”报刊的命令，鄂督张之洞就曾发布过《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的命令，两广总督周馥曾自定报律三条。
　　这些法律、禁令的矛头主要指向革命报刊，当然也殃及改良派报刊和商业报刊。在这些法令的禁锢下，一些报刊未及出版便胎死腹中;一些报刊才出版一二天便被查禁;一些在租界出版的报刊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一些在海外出版的报刊被禁止入口。
　　三、出版官报
　　1896年以前，清政府没有出版过公开发行的官报。1851年江西学政张芾曾上书请求创办官报，被咸丰皇帝斥为“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一直到1896年康、梁在京创办《中外纪闻》以后，清政府才批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请,将维新派创设的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出版《官书局报》和选译外报的官书局译报》。这是清政府公开发行新式官报之始。“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批准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但《时务官报》没有办成，政变后连《官书局报》也被迫停刊了。
　　1901年，慈禧太后迫于形势要推行“新政”，一些地方督抚为了装点门面，才相继办起了一些官报。
　　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官报》，同时附带发行《北洋学报》和《北洋政学旬报》;1903年，商务大臣吕海寰、伍廷芳奏请在江苏创办《南洋官报》。此后，一些省份也相继办起了官报，如《山西官报》《安徽官报》等。其中以张之洞亲自督办的《湖北官报》较有特色。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办的官报多了起来。1907年，由中央考察政治馆创办的《政治官报》(1911年改名《内阁官报》)，是清政府的正式机关报。同时，商务部和学务部也创办了《商务官报》和《学务报》。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办起了许多教育官报、政法官报和实业官报。
　　这些官报的内容主要是公布法律、命令、文案等，且大多是免费发到各级衙门和学校，与一般读者无缘，并没有起到左右舆论的作用。
　　第五节报刊宣传的特点和业务改进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均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他们的办报主张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革命派报刊活动的轨迹与改良派的相反，他们是从外到内，他们的新闻思想与改良派的也有质的不同，他们更注意汲取西方新闻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因而更具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第一，公开承认革命报刊的党派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宣布自己的报纸是“党报”和“机关报”，必须大力宣传革命党的纲领和主张。《民报》创刊时，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就强调要将“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去实行也近”。他在旧金山指导《少年中国晨报》的工作时还说:“革命党是体，报纸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能发挥出来，
　　两件事就是一件事。”
　　第二，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主张。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中，革命派大批改良，强调“《民报》革命报也，以使人真知革命为目的”①，即使是在国内出版不便倡言革命的报刊,也巧妙地表达了它们为革命办报的宗旨。像《民呼日报》就一再强调“为民请命”、“吊民伐罪”和作“义师先声”。
　　第三，把报纸视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革命派将西方新闻学著作中流行的一家报馆犹如一支军队、报纸的威力胜过四千毛瑟枪等观点加以引进，大肆宣扬。秋瑾把她所办的报纸称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师团”。郑贯公则说:“报纸能宣布公理，激励人心，何异政令?报纸能声罪致讨，以儆效尤，何异裁判定案?报纸能密查侦察，何异侦探暗差?报纸能布其证据，直斥其人，何异警察巡兵?报纸能与人辩诬讼冤，何异律师?报纸能笔战舌战，何异军人?”基于这种认识，革命派报刊把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卖国虐民和激起人民的革命情绪作为其主要内容。
　　第四，记者应该先知先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民众有“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种，前者人少，但应带领后者一起前进。记者应该是先知先觉者，应尽自己的天职,《民报》的《发刊词》中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这就是说，记者对三民主义应先知先觉，并用它来教育人民群众、鞭策人民群众向前进。除上述几点外，革命派报人还发表了一些鼓吹言论自由、重开发“民智”、反映民意、指导舆论等方面的主张。但总的看来,革命派报人的办报主张都比较零碎，他们的“先知先觉”观点还有唯心主义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烙印。
　　二、报刊宣传的特点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国人办报的又一次高潮，与维新运动中的办报高潮比较，此时的报刊宣传又有了新特色:
　　第一，政党报刊在报业中占突出地位。辛亥革命时期，在我国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两大派别，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了以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党和以保皇会为核心的保皇党。革命党人办了许多报刊，其中《民报》最为有名，它宣传三民主义;保皇党也办了许多报刊，其中《新民丛报》影响最大，它宣传立宪保皇。革命党、保皇党都宣称自己办的报刊是党报。为了捍卫各自的政治主张，革命报刊和保皇报刊之间曾展开过长期的论战，这些资产阶级的政党报刊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读者面宽，特别是革命报刊所宣传的革命精神更是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报刊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中已占了突出的地位，革命政党的报刊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变成了办报的主角。在戊戌变法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内外的舆论阵地基本上被改良派所控制，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急起直追，革命报刊在海外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但在数量上超过了改良派报刊，而且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报刊实践活动中，涌现出陈少白、章太炎、章士钊、郑贯公、于右任、詹大悲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革命报人。他们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西学问的基础都很好，而且思想敏锐，文笔流畅，成了此时的办报风流人物。
　　第三，政论的战斗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辛亥革命前十年，由于国内外各种矛盾日趋激化，革命、保皇，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和争论的焦点，各派政治力量都用报刊政论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同敌对思想进行斗争，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以首要的位置发表政论。报刊政论的战斗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政论作用更大，其表现为:(1)揭露了帝国主义，如《二十世纪之□□》发表蔡序东写的《日本政客的□□经营谈》;(2)批判了清王朝和保皇派，如《苏报》发表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3)宣传了革命思想，如《大江报》发表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革命派的政论使敌人好像遭遇了雷鸣电闪，好像挨了重磅炸弹，因此日本封禁《二十世纪之□□》。《二十世纪之□□》被封禁后，《民报》的政论更使敌人心惊胆寒。“苏报案”中,《苏报》的政论内容迅速被传播到广大的读者中间。《大江报》虽也被封禁，但中国终于“大乱”，武昌起义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新阶段。
　　第四，办报地区、读者对象逐渐扩大。一方面，维新运动时期，办报活动局限于沿海地区和内地少数大中城市。辛亥革命时期的办报活动先由海外转向国内，再由腹地向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延伸。一些从未办过报刊的省份，如辽宁、吉林、云南、贵州、新疆等省，也办起了革命报刊。另一方面，维新运动时期报刊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政府官吏、士绅和上层知识分子;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的主要读者对象虽然仍以“中等社会”和知识分子为主，但已有不少报刊把读者对象扩大到新军、会党、手工业者、小商贩和部分市民。为了适应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的需要，报刊文字也较维新运动时期的时务文体更加通俗浅显，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完全用白话文编印的报纸。
　　第五，以革命文艺作品为主的副刊增多。自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副刊《消闲录》产生后，副刊上的文章常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游戏笔墨”，诗词、传奇、乐府、小品等都带有消闲性质。革命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副刊《鼓吹录》则面目一新，它的小说、杂文、诗词多是针砭时弊、揭露清廷、批育康梁、宣传革命的，之后这种副刊逐渐增多，如《国民日日报》的《黑暗世界》、《神州日报》的第六版、《民吁日报》的第五版和《民立报》的第八版等都是，它们使报纸的内容丰富、形式活
　　泼引人，使国民思想寓教于乐，更易深入人心。但是，革命派对于新闻的真实性不很重视，其报刊上有时出现
　　假报道。革命派报刊上有时还出现暴露内部分歧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