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事业史（0653）》贾玉红JYH

2、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
　　一、近代报刊出现的时代背景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进入19世纪，英国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为了开拓市场，追求更大的利润，它对外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非洲、西亚、中亚、南亚甚至中国近邻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先后沦为它的殖民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对英国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中国大门紧闭，不能进来。
　　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是个封建统一的大帝国，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外交上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的外贸城市仅限于广州一处，这就和急于扩大市场的英国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为此，英国曾多次提出要清政府放宽限制，扩大贸易，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为了强占中国广阔的商品市场，在尚不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情况下，英国采取了鸦片和宗教同时渗透的对华政策。
　　英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和它的海外殖民事业是紧密配合的。早在1795年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成立不久就筹划到中国传教，随着对中国鸦片走私贸易的扩大，进入19世纪，去中国的实际行动就提上了日程。1807年，伦敦布道会派遗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华。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祖籍苏格兰，1803年入神学院学习，随即成为伦敦布道会的教徒。1804年要求来华传教,经过三年准备，1807年春搭乘美国商船三叉戟号到了广州。他先在广州后在澳门学习中文，并翻译《圣经》和编纂《英华辞典》，同时还冒险出版《新约》和许多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但由于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传教、印书，马礼逊的宗教活动进展不大。1813年应马礼逊请求，伦敦布道会又增派一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来华协助其工作。1814年，米怜考察南洋群岛并向华人聚居区传教，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回来后，他与马礼逊总结了传教经验:中国方言多，清王朝又禁止传教，故口头宣传在中国困难很大，不如用中国统一的文字在海外华侨中进行书面宣传，然后再向中国内地渗透。他向马礼逊建议把传教与出版基地设在马六甲。马礼逊接受米怜的建议，米怜就带上刻字工人梁发来到了马六甲，随着印刷所的建立和宗教宣传的开展，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开始出现。
　　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中文报刊的创办
　　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它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由米怜主编的宗教月刊。
　　马六甲位于今天马来西亚的西南部，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华侨较多，距中国也较近，与广州来往方便，当时那里的荷兰殖民者又支持传教，因此，米怜把它选为自己活动的基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察世俗》)，外形就像中国的线装书，封面的天头由右到左，横刻着“嘉庆某年某月”，其右上角印有孔子语录:“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中间顶天立地式地印着刊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右下角印有“博爱者纂”以示由米怜编撰。《察世俗》是木版雕印，每期5~7页，每期印500~2000册.全年12期成一卷，另加目录与封面，一直出版到1821年因主编米怜病重才停刊。发行地区由马六甲逐步扩展到新加坡、爪哇、广州、澳门等地。
　　除了宣传宗教，《察世俗》还发表了许多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文章，宣扬“父子亲”、“夫妻顺”、忠孝仁义，并把这类封建礼教说成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创造了“孔孟加耶稣”的对华宣传模式。米怜在《察世俗》的《序》中还写道:“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种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①这就是“察世俗”这一名称的由来。《察世俗》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出版发行七年来总共发表文章244篇，其中直接宣传宗教的206篇，占总数的84.5%，有关天文、地理的文章也都归到宗教上，就是天体运行也说由神主宰:“若神一少顷取去其全能之手，不承当宇宙，则日必不复发光，天必不复下雨，川必不复流下”，所以，“天地之万人，皆当敬畏神”②。
　　《察世俗》中还有诬蔑法国大革命、支持波旁王朝的内容，也有鼓吹开放中英贸易包括鸦片贸易的内容，这说明《察世俗》一创刊就是和反动政治、鸦片贸易联系着的。
　　《察世俗》中的新闻虽极少，但属中文近代报刊上的新闻之最，如《月蚀》是最早的预告性的新闻，《告贴》是最早的广告，《事逗娘娘悬人环运图》是最早的新闻图画。
　　米怜是位出色的宣传家，他不仅仅认为用统一的中国文字比用他们不易掌握的方言宣传效果好，同时还主张《察世俗》上的文章要通俗、简短，对读者才有吸引力。《察世俗》的宣传方式，对以后的中文近代报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22年米怜病逝后，曾担任过《察世俗》代主编的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决心继承他的事业，他在巴达维亚(现为印尼雅加达)设立布道中心，编印宗教杂志，其他的传教士也相继创办了几种宗教月刊。
　　继《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之后，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中文近代报刊还有1823年在巴达维亚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和主编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28年在马六甲由英国传教士吉德(SamuelKidd)创办和主编的《天下新闻》、1833年在广州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August Gutzlaff)创办和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年在广州由麦都思等人创办的《各国消息》等，出版时间都不足两年。这些都是宗教月刊，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宗教色彩逐渐减退，政治、经济色彩越来越浓,《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是其中的典型。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是在我国本土上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东西洋考》的外形很像《察世俗》，也是雕版印刷线装的款式，封面的设计、刊物的名字,两者类似，它们都采用中国纪年，也都引用儒家语录，《察世俗》主编署名“博爱者”,《东西洋考》主编署名是“爱汉者”。《东西洋考》的内容也是由宗教、伦理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组成的，也是套用“孔子加耶稣”模式进行宣传的。但它创刊的1833 年与《察世俗》创刊的1815年相比，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中外关系比较稳定，而这时英国商人严重违反了中国政府的禁令，大肆贩卖鸦片，外国人大量来华并联合起来要敲开中国的大门，还屡次派间谍船到中国沿海一带活动，中国政府严加防范，中外关系日趋紧张,《东西洋考》的创办人郭士立身为传教士，实际上既参与鸦片走私贸易，又进行间谍活动，1831-1833年，他曾三次到中国沿海航行，收集情报，他曾在航海日记中写道:“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①这里的“更为有效的措施”既有文化侵略又有武装人侵。《东西洋考》就是为更快地打开中国的大门，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的。郭士立曾说:“这个月刊是为了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而开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与排外的观念。”“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①也就是说要从心理上征服中国。
　　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的目的，直接影响了这份宗教月刊的内容变化，宗教内容虽然还有，但不像《察世俗》那样将其列为根本要务，伦理道德的分量也逐渐减弱，它主要是为商业服务，它宣传中外贸易时，强调中国人对外国人要公开、诚实。科学文化的内容比《察世俗》大大增强,《东西洋考》着重介绍了中国社会所需而又能较好地反映出西方近代科学成就的实际知识。此外，《东西洋考》还大量介绍了东南亚和印度的情况，美化英国的殖民统治。
　　在业务上，《东西洋考》设立新闻专栏，发表国际和中国广州、澳门的新闻。它还选录《京报》，刊出中外贸易进出口货物的价目表，这两项属中文近代报刊首创。此外，言论上也设了专栏，重在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中外贸易问题。这已和报刊言论接近了。1833年12月(阴历)，该刊第5期所载的《新闻纸略论》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第一篇新闻学论文，它向中国读者首次介绍了西方报刊的情况和新闻自由问题。写作、编辑上，除了继承《察世俗》的“孔子加耶稣”的模式和通俗、简短、对读者有吸引力等特点外，内容更加贴近生活，题材多样化。稿件末尾的“编者按语”是中文近代报刊首次出现的内容。总之，在业务上，《东西洋考》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了。
　　1835年，郭士立把《东西洋考》交给了在华外国人组织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续办，1838年停刊。
　　三、外文报刊开始在华出版
　　鸦片战争前，中国近代报业全部为外国人所垄断，其中，外文报刊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中文报刊。1839年前，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外文报刊约有17种，出版时间有的长达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之久。从时间上说，葡文报纸出现最早;从影响上说，英文报刊最大;从创刊出版的地点来说，鸦片战争前外文报纸最早出现在华南沿海地带，如澳门、广州等地。
　　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是葡萄牙文周刊《蜜蜂华报》(A Abelha daChina)，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创刊，它是当时葡萄牙执政党在澳门的政府机关报，由进步的立宪派军人巴波沙少校创办，主编安东尼奥是执政党领导成员和澳门教会的领袖。该报猛烈抨击贵族保守派，宣传君主立宪。1823年执政党被推翻,该报停刊。1824年由保守派接办，改名《澳门报》，两年后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22-1839年，澳门还出版了几种葡文报刊，但是大多出版时间不长，影响不大。
　　19世纪20年代以后，为适应鸦片贸易的需要，英国来华人员越来越多，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狂，在广州的势力越来越大。1827年11月8日，英国鸦片商人马地臣(JamesMatheson)和美国商人伍德(WilliamW.Wood)在广州创办了英文版的商业性报刊《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初为双周刊，后改为周刊，这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刊。创刊时宣称“我们的主要努力是发表丰富而准确的物价行情”。该报主要篇幅用来刊登货价行情、航运消息，但也广泛刊登有关中国的新闻和评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竭力为鸦片贸易进行辩护，又蛮横无理地攻击中国，坚决主张英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以实现他们的“自由”贸易。该报在南洋、印度和英、美国家的一些重要商埠都有读者，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迁往香港出版，改名《香港纪录报》，1863年停刊。
　　进入19世纪30年代，入侵中国成为当时西方列强共同关心的迫切问题，提供中国商情、探讨侵华政策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适应这种需要，《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应运而生。《中国丛报》是1832年5月在广州由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神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出版和主编的英文月刊，裨治文得到了美国巨商奥立芬和广州基督教联合会的资助，马礼逊、麦都思、郭士立等都曾为《中国丛报》撰稿。该刊虽有宗教内容，但数量很少，它的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它大量地刊登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历史等方面的情况，主张采用强有力的决定性的“炮口的交锋”来使中国屈服，它宣称“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能发挥效力的”①。《中国丛报》是西方武力侵华的舆论阵地，对英美的侵华政策有明显的影响。1851年该报停刊，出版时间近二十年。
　　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其内容以提供军政情报和商业信息为主，目的是为武装侵华服务，在业务上，采、写、编、评已达到近代报刊的应有水平。
　　第二节鸦片战争后香港报业的勃兴

　　一、英文商业报纸的大量涌现
　　1842年，中外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随后英国占领香港，接着英国移民大量涌入。与此同时，各种外国人办的报刊大量涌现，香港成为外国人在华的报业基地。1841-1850年的 10年间，香港就出现了9家英文报刊(其他地区，除上海有一家外，均没有英文报刊)，且多为商业报刊。
　　香港出现最早的报纸是《香港钞报》(Hongkong Gazette),它是英国侵略军的喉舌，1841年5月1日在澳门创刊，不久迁往香港，创办人是马礼逊的儿子、英军翻译马儒翰(JohnRobertMorrison),开始该报并不是商业报刊，到香港后并入香港商业报纸。
　　1842-1860年是香港报纸大发展的阶段，其中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有四家，即《中国之友》《香港纪录报》《德臣报》《孖刺报》。
　　《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是1842年3月17日在澳门由英商奥斯威尔德(RichardOswald)创办的，一周后迁往香港。1850年8月，台仁特(William Tarront)购得产权担任主编后，对港英政府持反对态度。该报敢于对香港政府的弊政和腐败行为进行猛烈攻击，曾指名道姓地揭露香港政府高级官员的丑闻，台仁特曾因此人狱，同时赢得了敢言的美名。此外，该报对太平天国持同情态度，这在当时是少见的。19世纪60年代初期，该报曾先后迁往广州、上海，1869 年停刊。
　　《香港纪录报》(Hongkong Register)，前身是1827年11月在广州创刊的《广州纪录报》，1843年由澳门迁到香港并改名。改名后由怡和洋行所办，主要代表一些外国人的利益，对香港政府也持反对态度，但与《中国之友》不同，它反对香港政府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香港政府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不断扩大侵华范围的要求。该报也很重视刊登有关中国问题的材料，曾将《三国演义》译为英文在报上连载，产权几度变换，但基本立场不变。
　　《德臣报》(TheChinaMail)又译为《中国邮报》，初为周刊，后为日报，创办人是英国商人肖锐德(AndrewShortrede)和德臣( Andrew Dixon)，自1845年2月在香港创刊到1858年，都是香港政府的官方出版机构。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该报主笔黎德曾参加起草对外英文宣言。第一次广州起义时，该报曾发表文章支持革命活动。1974年8月停刊，历时129年，是香港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
　　《孖刺报》(DailyPress)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张英文日报,1857年10月在香港创刊。因创办人是英商莫罗(Yoriekgames Murrow)，当地人把 Murrow 译为“孖剌”，所以当地人就称此报为《孖刺报》。1860年前，香港报界的局势是《德臣报》、《香港纪录报》和《中国之友》三报鼎立。1860年后，《中国之友》迁往广州,《香港纪录报》产权转让，日趋萧条，而《孖刺报》后来居上，这就形成它与《德臣报》对峙的局面。莫罗和《中国之友》的台仁特一样，敢于揭露港英政府的弊端和官员的腐败行为，也曾被判刑人狱，该报也是香港历史悠久、影响很大的一家英文报纸，1941年日寇侵占香港后停刊。
　　从时间和影响上来看，《德臣报》《孖刺报》都超过了香港其他英文报纸。
　　1861年，香港外文报刊的发展逐渐落后于上海，从报纸的数量和实际影响来讲，都退居全国第二位。
　　二、《遐迩贯珍》等中文报刊的问世
　　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刊是《遐迩贯珍》，1853年9月3日创刊，由伦敦布道会对华文教机关英华书院和马礼逊教育会出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编。麦都思曾参编或主编过《察世俗》《特选辑要》《东西洋考》《各国消息》等中文报刊,具有丰富的编辑出版工作经验。以后的主编是奚礼尔和理雅各，1856年理雅各因英华书院院长事务繁忙，无暇顾及，该刊遂于5月1日停刊，共出33期。
　　《遐迩贯珍》是最早使用铅字印刷的中文报刊，刊有中英文对照的目录，这是中文报刊的创举。外形仍是线装书的样子，与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比较，《遐迩贯珍》变化很大，它的内容主要是时事新闻和评论，宗教宣传比重很少。创刊号的《序言》中说:“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活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吾每念及此，思于每月一次，纂辑贯珍一帙，诚为善举。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这既解释了《遐迩贯珍》的出版意图，也说明了它实际上就是以新闻为主的刊物。
　　《遐迩贯珍》中新闻报道的评论量大面广，总体上都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立场，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因不必顾及清政府的干涉，还是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如关于太平天国、小刀会起义的报道，关于法国公使到南京与太平天国将领会谈的报道，都较及时准确地反映了事实真相。《遐迩贯珍》上发表的欧美、日本、东南亚新闻和介绍的西方文明，又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对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和世界也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遐迩贯珍》在新闻业务上也有了重要发展，它的消息、通讯、短讯、评论都已具雏形。1855年起，《遐迩贯珍》还增出附刊《布告篇》，刊登各类广告并开始收费，这是在我国出现的中文报刊首次出现的收费广告。《遐迩贯珍》每期印3000册，除香港外，还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发行，是当时极有影响的一份中文报刊。
　　中文报刊中，除了已变化的传教士报刊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出现了商业报刊。最早的中文商业报刊大多是从英文商业报刊派生出来的。第一份中文商业报刊是1858年1月由《孖刺报)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周三刊，主要刊登商情、船期和广告，每期只有两三条新闻，发行对象是商人。1864年该报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1873年改为日报。此外，《德臣报》也在1861年7月出版过一种以刊载船期、物价为主的《香港新闻》，1871年《德臣报》又专辟一中文版取名为《中外新闻七日报》，1872年4月停刊，后接着改出由陈蔼亭主持笔政的《香港华字日报》，这是中国人独立负责的商业报纸。
　　英国商人要在中国推销自己的货物，中国商人要贩卖进口的商品，都必须借助信息传媒。这样，中文商业报刊便从早已成熟的英文商业报刊中孕育诞生。中文商业报刊的出现推动了中文报刊的业务发展。首先是时效观念加强和信息量的增加，如日报的出现。其次是通讯手段、印刷条件的改善，在电讯、铅印的基础上为了争取快速出版，中文商业报刊已经由以往的书本形式变成了散页，版面编排丰富多彩，新闻的特性被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第三节上海报业的崛起

　　一、外文报刊在上海的发展
　　在新闻事业上继香港而起的城市是上海，19世纪40年代,上海成了对外通商口岸，50年代上海就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贸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报业迅速崛起，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刊、宗教报刊、商业报刊称霸上海报坛。
　　上海与香港一样，报业也是从外文报刊开始的，上海第一家报刊是《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它是1850年8月3日由英商奚安门(HenryShearman)创办并主编的英文周刊，英国商行字林洋行负责发行。主要刊登广告、行情、船期等商业信息，言论反映在华英商利益。1856年增出《每日航运新闻》(Daily Shipping News)。1859年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其文告发布机关，得到上海工部局的资助和优先刊载工部局文告和付费广告的特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政府的观点，被视为“英国官报”。1864年7月1日，《每日航运新闻》扩为日报独立出版，定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附刊继续出版。以后该报馆还出版过英文版的《北华和日本市场报》，中文版的《上海新报》《字林沪报》。
　　《字林西报》重视新闻，在中国许多边远地区也聘有通讯员，曾一度获得独享路透社电讯的特权。它大量刊载航务、商业等方面的材料，也重视言论，经常对中国政局与中外关系发表意见,《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不仅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恶毒攻击和歪曲报道太平天国革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为英美侵华活动辩护，在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上，也是替日本说话。该报信息及时，内容丰富，最高发行量7817份，1951年3月31日停刊，出版时间长达101年，它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
　　19世纪60年代之前，上海外报发展程度是赶不上香港的，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则后来居上，在1861-1895年间，香港新出英文报刊只有8种，上海则为31种，几乎是香港的4倍。报业上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上海取代香港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的反映，也是外国人、外国商品来沪急遽增加的表现，也是中国半殖民化程度加深的一种显示。
　　19世纪60至70年代，上海曾出现多家英文报刊，彼此竞争十分激烈，不断有报纸被兼并，到了90年代，上海英文报纸形成了《字林西报》、《华洋通讯》(TheCelestial Empire)、《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三足鼎立的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葡、德、法、日等国相继在上海办起了本国文字的报纸，法、日还办起了供中国人阅读的汉文报。外文报刊有的出版时间不长，有的因为侨民不多，所以影响不大。外报中比
　　较有影响的是法国人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益闻录》《圣心报》等，这些报刊均为法国教会所办，以法国为政治靠山，它们虽有宗教内容，但数量已经很少了。中法战争期间，《益闻录》公开干涉中国政治军事，替法国侵华辩护。《圣心报》1887年创刊，1949年停刊，是上海天主教所办报刊中历时最长的一家。
　　二、上海早期的教会报刊
　　除了外文报刊，教会报刊随着传教士的到来也有相当的发展上海最早的教会报刊是1857年1月创刊的《六合丛谈》，它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主编，墨海书馆印刷出版,它是上海第一家中文月刊。创刊号上伟烈亚力在《六合丛谈小引)中说道:“今余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篇，罔拘成例。务使苍穹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这说明编者很想把它办成一个综合性的刊物，他们想通过介绍西方来提高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从《六合丛谈》的目录上看，除宗教内容外，还有自然科学、商业行情、中外新闻。编者想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自己刊物的读者，又想发行到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地区，可是实际发行量非常有限，出版一年多便宣告停刊。
　　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教会报刊有《中外杂志》《格致汇编》等近10种，影响最大的要数《万国公报》。《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出版的《教会新报》，该报是周刊，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GohnAllen)创办和主编，以宗教内容为主，以教友为宣传对象，影响也只在教友中间。1874年9月出至301期时，改名为《万国公报》并说明它是为了推广与西方有关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关于这个刊名，《万国公报》有一则启事曾加以解释:“所谓‘万国’者，取中西互市，各国商人云集中原之义;所谓‘公’者，中西交涉事件，平情论断，不怀私见之义。”《万国公报》的读者对象由基督教徒扩大为社会各界人士，内容也变得宗教宣传淡化，时事色彩强烈，它全录《京报》并报道各国新闻，此外它还介绍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识。1894-1898年，即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万国公报》异常活跃，曾发表许多文章报道评论中国的形势。甲午战争刚开始，《万国公报》就进行报道，以后跟踪连续，特别是林乐知的《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等文被朝野官绅、士人学子所注重。该报也曾被他们视为新闻和新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
　　维新变法开始后,《万国公报》曾用大量篇幅刊登了维新派的《强学会序》(附京师《强学会记》)、《上海强学会序》(附《上海强学会章程》)，以后又发表了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的《新政策》《醒华博议》，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英兴记序》等重要论文，对维新变法起了推动作用，当时不仅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重视，就是皇帝也经常阅读该报。尽管维新派和《万国公报》都讲维新变法，但目的是不一样的。维新派的变法是希望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而《万国公报》则代表西方殖民势力，它希望中国的社会改革沿着西方列强所期望的道路即向殖民化的道路发展。1896年10月到11月正是维新变法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万国公报》发表了林乐知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胡说印度变成了英国殖民地后获得了十二条好处，实质上就是说中国如果变成英国殖民地得到的好处将比印度更多。此外，该报还反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攻击诬蔑孙中山。
　　尽管如此，《万国公报》在介绍西学、报道时事、宣传维新变法等方面，客观上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万国公报》出到1883年7月第450期时因经济拮据而停刊5年，1889年2月复刊，同时把周刊改为月刊，它成了基督教在华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的机关报，月刊出到1907年12月第 227期最终停刊。从1868年算起(除中间休刊5年外)，《万国公报》前后发行34年，是一份时间长、影响大的报刊。
　　三、《上海新报》与《申报》
　　继外文、宗教报刊而起的是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中文商业报刊。随着外商和商品的不断涌来，为其刊登广告和传递商业信息的中文报刊便应运而生，1861年11月，由字林洋行创办、由美国传教士伍德主编的《上海新报》是其中最早的一家。《上海新报》由英文《北华捷报》报社出版，初为周刊，后为一周三刊，最后变成日刊，是上海第一份中文近代化报纸。
　　该报的发刊词说:“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它还说“上海地方，五方杂处，为商贾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行现有某货，定于某日出售，届时亲赴看货面议，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及架买空盘之误”。这就是说，《上海新报》是为商业服务的。
　　《上海新报》创刊时正值太平天国军队夺取苏杭直逼上海的时候，它发表的许多战讯很受读者欢迎。不过它的政治立场是反动的，它为清王朝出谋划策，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外国雇佣军歌功颂德。
　　《上海新报》在创刊后的10年中，一直是上海唯一的中文报纸，经济效益可观，可是到了1872年它遇到了强大的对手《申报》，在激烈的竞争中，《上海新报》失败，1872年12月31日自动停刊。
　　《申报》是1872年4月30日由英商美查等人创办的，它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创刊前美查曾派钱昕伯去香港考察,并根据香港中文商业报刊的情况和自己办报的目的，把编辑工作交给了中国人蒋芷湘、钱昕伯等人。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申报》创刊时，《上海新报》独占中文商业报坛，创刊后，《申报》即以压报价和刊登文艺性材
　　改革:料战胜了《上海新报》。接着《申报》又对新闻业务进行了如下
　　一是发表政论文章。《申报》创刊时头版就刊载“论说”，打破了《上海新报》不发表论文的惯例，美查等人重视报纸言论，他们认为“利”和“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办报虽要得利，但必要时还要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①。因此《申报》的论说内容丰富，从对苛政陋规的笔伐到现代化建设的鼓吹，在启发民智上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首先报社重视新闻的真实性。1874年5月，日本兴兵侵略台湾，为了解事实真相，美查还派人去台湾采访，发表了具体生动的《台湾军事实录》等战地通讯，这是上海中文报纸中军事通讯的开端，也是《申报》重视新闻真实性的反映。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1873年11月，浙江余杭(杭州)发生了轰动朝野的“杨乃武冤案”,《申报》从1874年1月6日开始报道到1877年4月7日止，连续报道三年多。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披露了冤案的真相，形成了社会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重视发表副刊性的文字。《申报》公开征集、发表文艺性作品,特别是语言通俗、音调轻快的竹枝词更受欢迎，这就容易符合当时主要读者群即旧式文人和市民的兴趣和需求。这一创造性的举措，为后起的《字林沪报》《新闻报》所效仿，也开了报纸副刊的先河。
　　《申报》馆除了出版《申报》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经营副业。一是创办文艺杂志。1872年11月11日,《申报》馆出版发行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1875年后又先后出版《四溟琐记》和《环宇琐记》，这些都是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文艺期刊。二是出版白话新闻报。1876年3月30日，《申报》创办了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民报》，其发刊告白说:“此报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寻常说话”，使女流、童稚、贩夫、工匠等“稍识字者，便于解释”。这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刊。三是编印画报。1877年5月,《申报》出版了《瀛寰画报》，专门刊载各国时事风俗、山川地理，有图有文，实为中国画报之祖。1884年5月，又出版了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选择新闻中可喜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因而深受读者欢迎。四是印书。《申报》创刊不久就开始印书，出版过一百六十多种孤本名著，特别是1885-1888 年出版的由1628册图书组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为保存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贡献。此外，《申报》馆还开办了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申昌书局、燧昌火柴厂、江苏药水厂、肥皂厂等，并由此在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总资产达白银 30万两，超过创刊基金1600两的180多倍，实现了美查的“赢利”目的。
　　继《申报》之后，1882年4月，字林洋行又创办了《字林沪报》，聘请上海著名报人蔡尔康担任主笔，为了吸引读者曾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还于1897年11月24日创办我国第一个副刊《消闲报》，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1893年2月17日，英商丹福士创办了《新闻报》，它以经济新闻特别是商业新闻为重点，以工商业者为主要读者对象，并以低于《申报》的价格卖给读者，没几年，发行量大增，成了《申报》的劲敌。19世纪90年代，上海报坛已形成“申、新、沪”三报鼎立的格局，在报业发展上，上海后来居上，取代了香港、广州而成为全国新兴的报业中心。
　　第四节外报D在华的扩展和影响
　　一、外报在华的扩展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的办报活动仅限于澳门与广州，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
　　活动也在这些城市先后展开。海为通商口岸，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大量涌现，外国人的办报活动也在这些城市先后展开。
　　这时在广州的英文报刊有《中国丛报》和《中国之友》等。《中国丛报》1832年就在广州创刊，由于中英关系变化的影响，曾先后迁往澳门和香港，1845年以后又迁回广州，这是一份侵华意图十分明显的外文报刊。台仁特主编的《中国之友》，于1859年从香港迁到广州，这是少见的对中国表示友好的报刊。此外有一些新创刊的英文报刊，多为商业日报，但对中国人影响不大。中文报刊有《中外新闻七日录》《广州新报》等，《中外新闻七日录》创刊于1865年2月，是广州最早的中文报刊。
　　福州外报晚于广州，最早出现的英文报刊是1858年12月创办的《福州府差报》，接着又有《福州广告报》《福州每日广告与航运报》《福州捷报》的问世。在福州出现最早的中文报刊是1868年由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月刊《中外读者》。
　　厦门外报随广州、福州而兴起，1872年出现了第一份近代化报纸，即英文版的《厦门航运报道》，1886年出现了第一家中文月刊《厦门新报》。
　　宁波外报早于福州。1854年，美国传教士马高温创办了中文半月刊《中外新报》，就中文报刊出现的时间来说它还早于上海。
　　此时上海出现多家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刊，前面已说过，这里从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烟台、天津等地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已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中原腹地和北方沿海。1866年，汉口出现英文商报《汉口时报》，接着又有《汉皋日报》《昭文日报》等外报出版。1872年,美国传教士又在汉口创办《谈道新编》月刊，这是汉口第一家中
　　文报刊。
　　1860年，不平等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一些著名的外国传教士如英国的傅兰雅、艾约瑟和美国的丁韪良等纷纷来华。1871年，他们组织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该会的目的是以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为主，同时加强与中国各阶层人士的联系。1872年，该会机关刊物《中西闻见录》在北京创刊，由于韪良主编。这样外国人的办报活动就突破了中国清王朝的最后一个
　　禁区。
　　继北京之后，外国人又在天津办起了《北方邮报》。该报创刊于1880年，是天津第一家近代英文报刊，非时政性，社会影响不大。1886年，怡和洋行出资办起了时报馆，同时出版中文的《时报》和英文的《中国时报》。《时报》于1886年8月创刊，重视北方新闻和言论。1890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主笔后，发表一系列变法主张，该报成为政论性报纸，受到知识界和政界的重视。1890年8月李提摩太还出版了《直报》周刊，连载《时报》主要内容，扩大了《时报》的影响，这时天津的《时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是外国人在华办的最有影响的两大中文报刊。
　　《中国时报》是1886年11月创办的英文周刊。英商宓吉主编，也重视北方新闻和言论，1891年停刊，人称业务上第一流的英文报刊。1894年3月，在天津创刊的《京津泰晤士报》由天津印刷公司创办、由英商贝令汉任经理兼主编，这是一家反映天津英租界工商局观点的报纸，也同样重视北方新闻，注意评论时政，这是中国北方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直到1941年才停刊。
　　此外，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也在其他通商口岸创办了报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大大扩展了，这种扩展反映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的加剧。
　　二、外报的影响
　　在华外报的出现及其由东南沿海向北伸展和向中国内地步步深入是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扩张同步进行的，鸦片战争前，英美等国的传教士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文明，企图以西方模式改变中国人的头脑，从而为鸦片贸易和其他商品打开中国的大门，这种精神鸦片和物质鸦片同时输入中国的办法，实际上都是侵略。此外，许多外报，特别是英文报刊，积极为英国倾销鸦片政策辩护，赤裸裸地鼓吹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在鸦片战争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主编郭士立还为英军担任向导，英军侵占舟山时，这家伙竟还直接担任当地的行政官。《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的主编麦都思、《中国丛报》的主编裨治文都曾担任英国侵略军的翻译，积极为武装侵略服务。鸦片战争后，这些外报又为帝国主义新的侵略扩张行为制造舆论，为屠杀太平军的洋枪队大唱赞歌。麦都思还当上了上海工商局董事会董事，裨治文参与中美谈判，胁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竭力鼓吹中国应走印度的道路，先选东南二省做英国的殖民地，以后让全国都成为英国殖民地。
　　总的说来，外报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是殖民主义的侵略工具，但是也有个别报刊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如英商台仁特主持的英文《中国之友》报，始终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并敢于揭穿英国政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捏造中国士兵撕下“亚罗”号船上英国国旗的谎言，但这样的外报毕竟太少了。
　　尽管外报本身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一种表现，但客观上也对我们产生过重要影响，如:
　　(一)带来了近代报刊，体现了民主观念。近代报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与封建邸报不同，它由私人或团体主办，有独立的撰稿人，记者、编辑可以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万国公报》《申报》《时报》都是如此。正是这一点，体现了民主主义观念，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能为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
　　(二)介绍西方文化，开拓读者视野。中国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阶级都崇尚儒学，提倡六经和尊孔。清代统治阶级实行的闭关政策，切断了中外文化交流，因此对18世纪以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情况，中国人一无所知。外报出现后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各种科学知识，尽管介绍者的目的各种各样，但有关天文、地理、火车、轮船、电灯、电话、探矿、炼钢、办厂、兴学等方面的知识扩大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有关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的介绍使中国读者知道了市场经济、社会政治、出版自由、男女平等、民主法制，也使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革命口号逐步地深入人心。中国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外报宣传的影响。
　　(三)促进中国人自办报刊，推动了中国报刊的发展。外报创办后，把西方的报刊观念带到中国，使中国人认识到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同样外报还培养和锻炼了中国人，许多参加外报工作的中国人，接受了新闻工作的职业训练，学习外国人经营管理、采访编辑、印刷发行等成套经验，这为以后自办报刊打下了基础，王韬就是一例，他先后参加上海《六合丛谈》、香港《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之后又担任《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他终于在香港自办了《循环日报》。此外，在印刷设备与技术上，外报也为中国人自办报刊准备了物质基础，中国人在自办报刊的初期，有的租用外报印刷设备，更多的是仿照外报设立自己的印刷机构，在以后外报衰落的年代里，他们的印刷设备陆续转移到了中国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