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声木叶河》胡腾

7、识犟驴 那夜抑或因

　　或许是受土家人尚武习俗的深深浸染，又或许是他打小在山里攀树摘茶果、丢石子赶牛，练出了一身硬功夫，他投手榴弹的本事，在当年的部队里堪称一绝——不仅扔得又远又准，还能根据敌我之间的距离，精准估算拉环后的延迟时间，让手榴弹在敌群头顶密集爆炸，最大限度地发挥杀伤作用，因此，他得了个“炮手”的美名。当年在部队里，他何等风光，部队还特意给配了两名副手，一人专门负责运送弹药，一人帮着拧盖递弹，走到哪儿，都透着一股英雄的气场。而他腰间那只军用水壶，也不是普通物件，是当年庆功会上，师长亲自题字赠予他的私人纪念品，承载着他的荣耀与过往。而他能获评“战斗英雄”，更关键的是一次勇炸敌人坦克的壮举，那份勇猛与无畏，至今仍被村里的老人们津津乐道。
　　抗美援朝结束后，组织上给予了他县邮电局领导的职务，这在当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差事，可还没等他收拾行装去报到，就接到了“暂时回家等候安排”的通知。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选择——爱上了地主身份的姑娘“荞花”。在那个阶级斗争尖锐的年代，一个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功臣，一个是被划在对立面的地主女儿，两个身处敌对阵营的人，竟荒唐又坚定地要走到一起，要成一家人。
　　这份选择，在当时看来，无疑是自毁前程。就连区里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主任，都自告奋勇地跑来看他，想要“挽救”这个前途无量的革命功臣。小屋的窗下，主任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畅谈人生、立场与阶级斗争，反复强调，革命功臣就该永远握着枪，坚守自己的立场，哪怕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绝不能被地主阶级的“糖衣炮弹”腐蚀。可他却心不在焉，眼神瞟向远处地里薅草的荞花，突然冒出来一句：“主任，您看她薅草都跟绣花似的，这双手要是捏钢笔，肯定比握锄头顺溜。”主任被他气得直跺脚，厉声喝斥：“你这是拿革命功臣的脑袋换媳妇！太糊涂了！”他却挠了挠头，露出那颗显眼的银牙，嘿嘿一笑，满是无所谓：“脑袋是国家给的，媳妇是自个儿瞅中的，两不耽误。大不了，我就回来种地，也能养活一家人。”这般油盐不进不回头的模样，犟得活脱脱一头驴，谁也劝不动。
　　谁能想到，那份“暂时回家等候安排”的通知，竟让他一等就是一辈子。他终究没能去县邮电局赴任，扎根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陪着他心爱的荞花，平凡过日子。
　　其实，不管他算不算革命英雄，村里人对他，也颇有微词。比如他嘴里那颗银牙，怎么看都少了些英雄该有的沉稳，多了几分轻浮；他去朝鲜待了不过两年，回来就把天天吃的土豆，称作“马铃薯”，这洋气的叫法，更被乡亲们视作轻浮+显摆，觉得他是在故意炫耀自己出过远门、见过世面；更别提他那长着狐狸般细长眉眼、模样勾魂摄魄的妻子荞花，哪怕孩子都能满地跑了，说话依旧嗲声嗲气，偏偏还矫情地犯着“寒腿”，大伙儿都说是他惯的，把一个地主家的姑娘，宠上了天。
　　可他却毫不在意乡亲们的非议，反倒常常得意洋洋地跟人炫耀：“我老婆赶集，一双绣鞋总没鼻子没眼（踩脚是土家男女示爱的方式）。几十里山乡，没谁赶上她漂亮。”语气里的骄傲与宠溺，藏都藏不住，仿佛能娶到荞花，是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
　　这对夫妻悬殊的政治背景，让人们借用齐巴子常挂在嘴边的朝鲜半岛局势，给了他一个戏谑的绰号——“半截红”。上半截，是根正苗红、战功赫赫的革命功臣；下半截嘛，就被乡亲们调侃成了“下半身动物”，言语间的戏谑，不便细说了。
　　每逢冬季来临，便是半截红一家最难捱的日子。就像俗语说的“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按照惯例，每到冬天，全公社各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等基层干部，都得去公社礼堂听报告。讲台上，书记坐着举起食指，宣讲大寨经验，脸却红得像刚啃了十个红辣椒。不用讲稿，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一整天，神情激昂。
　　台下两三百号人，把粗粗的杉树干横地上当板凳，围着火堆取暖御寒。大伙儿烤完前心转后背，像翻着面烤红薯似的，来回挪动。书记口中的虎头山下（大寨），是整齐划一的漂亮住宅，有免费的集体学校和幼儿园，拖拉机在人造平原上奔驰，核桃林覆盖山丘，钢筋水泥筑成田坎，玉米棒长得有尺把长，粮仓里堆满了粮食，家家户户都能吃饱穿暖。这些现实与幻想交织的场景，像极了后来的传销手法，通过封闭培训，给长期挨饿、渴望好日子的人们，大灌心灵鸡汤，描绘着遥不可及的美好未来。而书记那张通红的脸，其实纯属生理原因：他身子太壮，内火旺，脸上冒出些芝麻大的红疹，连片泛滥，才显得格外通红，并非是宣讲时太过激动。
　　可现实终究要靠物质支撑，哪怕是一场精神盛宴，也离不开基本保障。公社开会时的供暖，全靠各队指派地富分子人家送炭来维持。于是，半截红一家三口，便得往十几里外的山林跑，去烧制地炭——也就是用灌木烧成的碎末状炭，质地细密耐烧，获取却也格外费力。
　　有次春儿上山打柴，恰巧遇上了烧炭归来的半截红一家。三人脸上，都被烟火熏得只剩眼白清晰可见，活像三只刚从煤窑里出来的黑炭球。半截红胸前依旧挂着那只军用水壶，小心翼翼地背着妻子往山下走，孩子跟在一旁。爷俩一前一后，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唤着“仙女”，语气里满是温柔与宠溺，那画面，既心酸又甜蜜。
　　有次干活，春儿故意模仿半截红那温柔缠绵的腔调，把“仙女”的呼唤当众哼了出来。那甜蜜又飘渺的声音，听得肉麻。妇女们个个满脸通红，却都不作声，打心底里不信，世上还有这般没用的男人——放着革命功臣的前程不要，偏偏要宠着一个地主家的姑娘，连走路都要背着，还要喊得这么肉麻。
　　他就像个被遗忘在时代角落里的小说人物，有着传奇的过往，却落得这般不幸，着实令人唏嘘。或许有人会觉得，随着时间流逝、激情消退，他终究会为自己当年的“无知”与“冲动”追悔莫及。
　　你若是这么想，就太肤浅了。曾有人特意问他：“这辈子后悔不？要是没娶地主女儿，现在早当大官了，也不用在这里受这份苦。”他当时正蹲在门槛边，慢悠悠地修理竹背篓，那颗银牙在暮色里忽明忽暗，听了这话，他笑了笑：“后悔？当年在□□天雪地里，我看着身边的战友咽气时，还攥着家里的照片，连媳妇都没娶上，连一顿热饭都没吃上……咱现在能搂着媳妇睡热铺，饿了能听见她喊‘吃饭啦’，孩子在身边，平平安安、团团圆圆，这不比当官舒坦？”说着，他往嘴里塞了块烤土豆，嚼得津津有味，又补充了一句，语气里带着几分倔强与得意：“你们管这叫土豆，我偏叫‘马铃薯’，咋地？这名字听着就洋气，跟我媳妇一样，带劲儿！”那模样，活脱脱一个人生赢家，哪里有半分“想倒带重来”的遗憾。
　　他头上缠着土家汉子常用的包布，满脸的皱褶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与生活的沧桑，头发像枯草般过早地花白了，比村里的同龄人显老许多。可他的心里，却知足得很，还常拿邻队同去朝鲜、却没能活着回来的战友作比，觉得自己已经占了天大的便宜，也打心底里珍惜眼下这平淡又安稳的小日子。
　　公正地说，我从不觉得他轻浮，更没听过他讲半句下流段子；顶多，就是跟着大伙儿一起，青涩地笑一笑，从不参与那些荤段子的调侃。在这田间地头荤段子满天的环境里，他算得是一股清流，沉稳又内敛，待人温和，哪怕被乡亲们调侃、非议，也不与人争执，只是默默过好自己的日子。我始终认定，春儿说他呼唤妻子是“仙女”的传闻，纯属虚构与夸张，他一向稳重，断不会做出这般肉麻的事。即便只是呼唤妻子“荞花——”，他也是轻轻的、润润的，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温柔，只有亲近的人，才能听见。
　　盖房，历来是农耕民族的终极愿望，土家人也不例外。土家吊脚楼传承了“干栏”式带廊建筑的遗风，依山而建，顺应地势，既能抵御山洪与野兽的侵袭，又兼具建筑与雕刻艺术的美感，每一座吊脚楼，都承载着土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年，趁着人民公社化、山林权属模糊的机会，乡亲们都热火朝天地上山砍树，精明地忙着修建私房，都从中获益不少，家家户户，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像样住所。可半截红，却碍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敢跟风。如今，一家三口，依旧住在土改时分得的破屋里，那间屋子就在通往水井的路边，板壁有隙，屋顶的瓦片破损，一到下雨天，就漏雨，冬天更是难捱。
　　每天收工，山路上，总能看见那远远落在队后的身影。他挑石头来砌房。扁担被压得咯吱作响，他满脸吃力，“哼哧哼哧”地往前挪，活像只背着硬壳的蜗牛。旁人都觉得他异想天开，可他偏要凭着这股犟劲，“挑”出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