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著作读书笔记》朕养鱼

13、社会语言学导论3 第四章语言

　　第四章语言和性别
　　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无法解释性别之间的语言差异。因为大多数社会中，男女之间的交际并没有什么社会障碍。在西印度群岛中就存在男女之间的言语具有明显的差别，一开始人们认为他们说的是两种语言，但实际上他们说的只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变体，差别多出现在词汇方面。针对这样的情况本地人有着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是因为一次入侵后，导致该岛只有土著女人，为了维持人口，入侵者就和土著女人结婚了。语言因性别存在差异并不只是在西印度群岛存在，它存在于很多语言中，所以“入侵”的理由不能解释所有现状。
　　语言学家叶斯柏森认为，性别差异可能是“语言禁忌”的结果。因为该岛上男子出征途中，会使用一些只准成年男性使用的词语，如果女人或未成年的男子使用了，就认为会遭遇不幸。这样同样的事物，因为性别的不同就要使用其他的词语或者说法来代替它，就产生了词汇项目的性别差异。
　　作者对上述观点提出的异议，他认为这种因为语言禁忌造成的差别是如何普及到全社会的，这一点没办法解释。其次就是，在很多存在性别差别的语言中，很多情况不是禁忌问题。例如：在玻利维亚的一种美洲印第安语中，存在男女对亲属的称谓不同，但是这并不是语言禁忌造成的问题，而是该语言中亲属与性别体系产生的结果。这种方式与在代词体系中所见的差异类似，在英语中，只有在第三身单数区分性别。在汉语中，早期都不区分性别，只是现在已经有了区分性别的代词。
　　这样因性别产生的言语差异是呈现逐渐消失的走势。在很多印第安语中，像这样的差异大部分都存在于年长的女性话语中，年轻女性已经和男性所有的形式一致了。蒙古喀尔喀方言达尔哈特土语中，男性说话中的后圆唇元音相当于女性说话中的央元音，女性是不会使用男性使用的元音的，但是也没有语言禁忌的限制阻止她们在其他情况下使用这些音。
　　在一些语言里，有些女性形式在历史上似乎要早于男性形式。这样的区别似乎表示女性变体比男性方言古老，更趋于保守。在Kaosati语中，人们对两种变体的态度也不一样，他们认为女性变体要比男性的变体好。
　　在英语中，性别之间的言语差别大多数都是存在于语音上和音位上的，这样的情况是没办法用禁忌语进行解释的。作者比较了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某些城市方言的调查数据，发现在考虑到诸如社会阶级、种族集团和年龄等因素的同时，女性经常使用的形式比起男人用的形式来，更加接近标准变体的形式或者表示地位高的口音。社会学研究指出，女性比男性更有身份意识。对于社会对某些语言变体表达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心理态度，女性会更为敏感。就像底特律黑人言语中，在考虑到社会阶级关系的同时，女性比男性使用元音后/r/的百分比要高很多。有一种观点认为，下层阶级黑人区的黑人家庭是典型的母系家长制，一个家庭中母亲处理同外界发生关系的事务，并跟那些说表示社会地位较高的语言变体的人有事务上的接触。但是，在白人社会中，虽然他们是以父亲掌管对外事务的，却表现出与黑人社群一样的语言特征。
　　在英语世界中发现女性说话人使用的形式比起男性说话人使用的形式更“正确”、“好”。除了对社会身份更加敏感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和英语社会中工人阶级文化的某些方面一样，觉得工人阶级的言语更具有男子气概的附加色彩或者和男子气概有联想关系，致使男性比女性更加偏好于使用非标准的语言形式。又因为工人阶级言语和传统上设想属于工人阶级生活特性的“粗鲁”有关，而“粗鲁”又被非常广泛地看成是男性应该具有的特征。如果一个语言中某些语言变项随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就有各种社会压力促使说话人通过采用上层阶级的形式来取得社会地位或者显示“正确”。那么这些压力对女性将会更加强烈，因为她们具有更强的身份意识。但是因为男子气概对男性造成的压力，所以男人更倾向于使用非标准的语言形式。
　　产生语言上的性别变体是因为作为社会现象是和社会态度紧密相关的。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所以不同，是因为社会给他们规定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并期望他们又不同的行为模式。语言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身份之间差别越大，越固定不变，语言的差别倾向就越大，越严格。在技术上原始的采集或游牧社会里，男性和女性的语言变体的差别会更加显著。
　　作者做过一项研究证明，在英国，标准英语和通行读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工人阶级的言语具有对男性说话人有利的附加色彩。拉波夫曾把下层阶级的、非标准的语言变体中蕴含的社会地位称为“潜在的社会地位”。因为这种类型的态度通常不是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并且显然背离谁都自觉察的到的社会价值主流。
　　在一项要求发音人“自我评价”的测试中，将不同发音的词念给发音人听，让他们选择哪一个是自己所说的，并将这样的选择与其实际情况相比较，发现绝大多数发音人在自报时时正确的。但存在自报偏低的人，即发音人的言语中使用的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读音，但是实际上自称使用较低社会地位的、没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读音。也存在自报偏高的人，但仅占百分之十六。再对这些人群中进行性别分析，发现自报偏低的人中男女各一半，但是在自报偏高的人中全是女性。从这里可以看出，说话人自报的是他们想说的，具有对他们有利的附加色彩的读音，而不是他们实际使用的读音。
　　对诺里奇英语中的元音的自我评价结果发现，男性更倾向于自报偏低，女性更倾向于自报偏高，说明诺里奇的男性在下意识中更赞成非标准的、身份较低的言语形式，以至于事实上即使在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的场合，他们也自称使用这些形式或者听到自己像是使用这些形式。许多男性说话人都比关心获得社会身份更关心取得潜在的较高社会地位。因为社会在评价不同的特征时对不同的性别采取不同德标准，潜在的较高社会地位对男人发挥一种更强烈的影响，而对女人来说，则是“正常的”较高社会地位。
　　在朝着背离有社会地位的标准的方向，女性的言语比男人的言语更加保守。在有某种高等身份的变体或者民族规范的那些情况下，则朝着这种规范方向的变化似乎更经常地由女性带头。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重视“正确性”是女性的特征。由此看来，性别变体是对男人和女人的行为的不同社会态度的结果，也是男性和女性本身由此而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象征所采取的不同态度的结果。
　　第五章语言和环境
　　语言不仅要随说话人的社会特征而异，还要随说话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异。同一个说话人在不同的环境，为了不同的目的，还要随说话人在不同的环境，会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我们可以把某一社会的说话人按这种方式所使用的语言变体的总和称之为该语言集团的语库。
　　许多社会因素都能影响到某一特定场合下实际上应使用该语库中的哪种变体。职业环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语言变体。这类职业性的语言变体叫做语域。这种语言变体很可能出现在牵涉到特定职业的成员所处的任何环境中。
　　讨论中的话题也同样会所使用的语言产生影响。不同的环境对语言的使用也有要求。社会环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谈话对象的“环境”，特别是在一次谈话中对方之间的角色关系和相对的地位。比如称呼方式会因为不同程度的地位差别或亲疏关系所产生的不同的称呼方式。在英语中，因为权势因素，上层称呼下层会使用亲昵形式，而下层称呼上层则使用礼貌形式。后来社会联结关系因素的加入，就导致了地位不相同的人之间谈话时仍然可以用不对等的亲昵-礼貌形式，但地位相同的人之间在彼此称呼时或使用亲昵形式，或使用礼貌形式，都取决于有关说话人之间的亲疏程度或社会联结关系的情况。在欧洲大部分语言里，现在社会联结关系的因素战胜了权势因素。
　　英语环境变异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不仅涉及语法和词汇方面。许多操英语的人根据语言环境，随着正式性阶梯的升级，还变换自己的语音。拉波夫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把采访过程中说话人在每一时刻对语言的注意力的强弱作为控制因素，通过让发音人朗读材料或者引导性谈话，获得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语音语体。联系之前诺里奇英语中ing的调查项目，可以看出各阶层的人在相同的环境中会在他们的言语中提高使用表示社会地位较高的通行读音形式-ing的百分比。虽然不同的社会阶级集团使用-ing的百分比不同，但是他们对这两种变体的价值的估量是完全相同的。各个阶层都向同一方向改变他们的读音。在对纽约市社会阶级和发元音后/r/的语体差异的调查，下层中产阶级在朗读单词表语体下中比最高阶层使用更多的/r/。为了试图达到最高阶层所使用的有威望的语音语体，下层中产阶级在这种对语言给予最大注意的语体中超越了这一层次。对于下层中产阶级来说，社会地位不稳定，所以会更注意自己的语言，所以这一阶级集团中语体变换的程度比其他阶级大。
　　双言现象是语言标准化的一种特殊类型，即一种语言的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变体并行存在于整个社会，并且这两种变体中的任何一种分别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双言情况和其他语言情况之间的主要差异：低级双言变体在不同程度上是标准化的；两种变体都有名称，而且使人感到是各自独立的；每种变体使用是的情景都是在社会上完全确定了的；并且没有任何社会阶层会经常把高级变体作为日常会话的正式媒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变换不只是取决于社会环境，说话人为了个人目的也可以进行语言变换。为了影响环境或为了表明自己所希望的环境，为了表达个人的意向，也可以变换语言。这样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同时说两种语言，即一个句子中夹杂着两种语言。第二种方法是说话人可以从一种语言完全变换到另一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