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的蛙》南风明

46、第四十五章 周医生说自

　　周医生说自从学习精神病学之后，他就对人类的“心灵”问题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他甚至还专门写过两本书，论述过这方面的内容，这两本书现在已经成了国内很多医学院大学的教科书了，他算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对人类精神学科方面有所贡献的医学专家。他在精神病医院接待过无数个被称为精神病的人，他曾仔细观察过他们的言行、动作以及精神状态，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多生动有趣的实例。

　　我问周医生主要都接触过哪些类型的精神病人，这些病人的行为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特征。他说主要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类，但他仍强调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分类，因为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很独特，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也都很特别，有时差异巨大，无法概括。他甚至觉得有的病人并非真正患有精神病，他们或者是被社会和家庭抛弃了，或者是主动抛弃了社会和家庭。他们的信念类似于古代很多宗教|徒的信念，他们声称看到了常人无法看到的现象，他们会因为某个原因而突然陷入一种或者是剧烈的狂喜，或者是巨大的悲痛之中。

　　他们可能是一群感情世界造就得十分丰富的人，也可能是一群理性世界编织得十分缜密的人，他们丰富充沛的感情，诗人见了都赞叹不已；他们严格缜密的理性，哲学家见了都自愧不如。在一般人看来，他们的行为，语言，感情状态完全不遵从一个社会化的人的标准，一个正常人无法理解他们，因为他和他们并不使用同样一种象征体系。你可能觉得他们错了，而你是对的，可是他们却不这样认为，所以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你和他们的区别仅仅只是同意你的意见、站在你这边的人数比他们多了一些而已。因为你同化不了他们，所以也就无法否定他们，你只能尝试着去理解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的病完全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所有的社会准则，完全忤逆了所有的人类规定，社会因此憎恶他们，驱赶他们，人类因此痛恨他们、斥责他们，宁愿他们自生自灭，也好过给自己平静的生活带来麻烦。而他们就像生活在外星球的人一样，因为无法融入社会制定的规则，无法进入人类的社交圈，他们同样憎恶这些规则带给他们的限制。

　　“您的意思是他们不是真的精神病患者，而只是一群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他们独特的思想和行为因为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接纳，所以他们才去了精神病院？”听完周医生的话，我这样问他。

　　“是的，在我看来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周医生回答。

　　“那么方清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据我所知，他也并非真正的精神病人。” 我又问他。

　　“我觉得是的，据我观察，他的精神状态比任何人都正常。” 提到方清，周医生的脸部肌肉稍微抽搐了一下。

　　“我倒有兴趣听听您对他的评价。”

　　“对于他的死，我感到非常遗憾，你知道我和方严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我们是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认识的，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有一个写小说的儿子。好几年前，我刚刚从医院退休没多久，有一天早上意外接到了方严给我打电话，电话中，他说他的儿子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已经到了失控的状态，嘱咐我去他家看看，并让我从医院带几个同事过去，准备把他儿子强行带到我们医院接受治疗。当我们把方清带到医院后，方严才向我解释了这件事情的来去首尾，听了他的解释，我责备他们夫妻俩实在太糊涂，这不是要把他们的儿子往绝路上逼吗？好在方清在医院并没有表现得歇斯底里，他非常地平静，平静得吓人。总之，前前后后就这么在精神病院待了两年。方清出了精神病院后，大概过了一年半，不到两年，我就听到了他自|杀的消息，不久后他写的小说才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版，那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也许错过了一个伟大的作家，我真是感到惊讶！”

　　“他当时为什么要留在精神病院呢？其实他原本打算回德国的。”

　　“留在医院的确是他自己的主意，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他还有问题没有解决，也许这里会有答案。我问他那是什么样的问题，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其实这不是他表述得有问题，是我当时没有理解。他跟我提到了一个叫高更的法国画家，以及那幅让他印象深刻的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往何处去？》。他说这幅画曾带给他心灵强烈的震撼，他最感兴趣的是画中间那个手摘苹果的青年，即‘我是谁’。”

　　“是的，我也知道这件事。” 我补充到。

　　“现在想来，我突然就能理解他了。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他会对这些也许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如此执着，但是生命本来就没有终极答案。在方清身上，我能明显地察觉到那种类似于圣徒般纯洁的、浓厚的宗教情绪，对最高存在者的呼唤，或者说哲学上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追根究底的冲动，时时刻刻围绕着他。”

　　“您觉得思考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有用吗？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想这些问题。”

　　“你说的没错，一般人确实不会想这些没有实际用处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总要有人来想，总得有人去思考，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如果我们事事都要考虑实际用处，时时都要考虑实际利益，这个民族一定是没有未来的。”

　　“那您觉得方清是一个悲观的人吗？他的自|杀是不是验证了他悲观的人生态度？”

　　“不，我不这样认为，这种概括太武断了，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中透着悲观，或者说悲观中透着乐观的人。虽然他的几部小说结尾看起来是悲观的，但是主人公鲜明的个性，故事中蕴含的哲思，还是让人印象深刻。他知道生命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但他不甘心就这样被命运拖着前进，不愿意就这样被偶然拽着行走，可是‘毫无意义’这四个字又时时刻刻充盈在他脑子里，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抹上了一层悲观的底蕴，由于他不愿意就这样妥协，所以他只能在这种矛盾和挣扎中一步一步前行着。我觉得与其说悲观，不如说他一直处于不断抗争的状态，不断试图赋予生命一种新的意义和风格，甚至你说死亡是悲观的，方清也许会问：为什么死亡就一定是悲观的，而不能是一个新的开始呢？”

　　“所以他非常能理解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我手下的一个年轻同事小郑，第一次看到方清和精神病院里别的病友在一起哈哈大笑且毫无障碍地交流时，感到十分惊讶，惊讶于他怎么能理解这些疯子的话。方清告诉小郑，在这个环境里，你不能首先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走进来，一个人之所以无法理解另一个人，绝大部分情况是因为他并不愿意真正去理解他人，一个人之所以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绝大部分情形是因为他拒绝倾听别人的、和自己不同的意见。谁来定义正常和不正常呢？谁来定义正确和错误呢？这真是一个连上帝都感到头疼的问题。”

　　“我不是很明白，您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如果有个病人告诉你，他昨天晚上和一块石头聊了一整夜，你会作何感想？”

　　“这是不可能的呀，石头怎么可能会跟人说话？！”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大多数人都和你持有一样的想法，所以一般人才会拒绝进一步和他们对话。但仔细想想，对于这个问题，你其实先入为主地否定了两个论点：一个是石头会说话，另一个是石头会跟人说话。可问题在于你是无法证明这两个论点是错误的：你既无法证明石头不会说话，也无法证明石头一定就不曾跟人说过话。”

　　“石头本来就不会说话呀！这还需要证明吗？” 我又强调了一遍。

　　“可病人的逻辑是：石头确实说过话，只是你没听见而已，而你之所以没听见，那很可能是因为你太固执，因而石头拒绝跟你说话，所以一见你就沉默不语了。”

　　“这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

　　“据我所知，欧洲哲学自苏格拉底前期开始延续至今，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宗教学家都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确保知识的可靠性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能否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体以及人存在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近代以前，大部分欧洲人信仰基督教，他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直接交给上帝，所以他们会说，石头之所以不会说话，那是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创造它的，上帝成了人类确保知识可靠性的唯一来源和前提。可是近代以后，随着基督教信仰的逐渐崩溃和瓦解，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对这样的答案是越来越不满，所以生活中很多不言自明的道理，需要重新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总的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类有限的经验无法确保其所得出来的知识是普遍的真理，但是为了确保社会有机体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真理又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您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方清的想法类似于近代出现的这些不满足于传统答案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不错，你的理解力很好。”周医生笑道。

　　“可是您又说，为了社会能够得到正常运转，这些有限的真理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既然如此，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只要我们认为这些真理确实是真理就行了。有时候自己骗自己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呀。”

　　“唉”，周医生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们中国人就会这么想问题，读书时不求甚解，解决问题时便讲求大而化之。这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理解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知识论问题上，显得陌生和困难，所以最初以辩论为基础的逻辑学科在中国发展不起来，当然，这也跟我们国家文化传统缺少这方面的资源有关，我们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实用性的，缺少逻辑思辨的气质。在西方哲学家看来，有些问题是根本性的，无论如何都不能以大而化之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康德，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力图解决这个难解的知识论问题的，从这个角度看，康德的确算是西方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即便是他，也没有让这个问题就此终止。虽然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完美地解决它，可是这不代表追寻的过程就没有任何收获和价值，西方的近代科学正是在力求解决这类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我还是不能理解，难道要像他们一样，认为石头会说话吗？难道我们要把‘石头会说话’当成真理吗？”

　　“不，你还是没听懂我的意思，石头会不会说话，这是你最终的判断，是你通过某种工具，经历了一系列不能被察觉的过程，得出的最终结果。不管这个工具是人的直接感官，还是数学、科学等人的理性，或可能是别的什么。可是问题在于，你是如何利用这个工具，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从而确定无疑地得出石头会或者不会说话这个判断的？这有点像西方人总是费尽心机地想要去证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一样，不管他们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所以康德才会说，想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而想要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当你说你之所以能判断出石头不会说话，是因为你的感官和理性确实是如此感受、分析，然后再把答案输入进你的大脑的时候，也许西方哲学家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你会相信你的感官和理性就一直是正确的，而不会偶尔判断错误呢？近代科学不是已经告诉我们，单凭人的感官判定事物，只凭人的理性分析事物，曾产生过多么大的错误！”

　　“这怎么可能呢？” 我惊叹于周医生无懈可击的逻辑。

　　“是的，你的疑问也同样困扰着方清，他之所一直呆在精神病院，就是为了探寻人身上的种种“可能性”，他写的很多小说，甚至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都一直在质疑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下的终极判断，进而为人的种种“可能性”或者说“潜力”作辩护。现在，你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