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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第四十四章 从陈国立那 ...

  •   从陈国立那里我大概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原委,我以为这件事所造成的后果一定比我想象的更糟糕。当时我设想了很多种可能性,比如按照方清的性格,他无论如何都会反抗的,他会在医院里痛不欲生,他父母或者狠心暂且不管他,或者最后拗不过他,把他接回了家。他可能跟他的父母从此决裂,再也不来往,或者乞求父母的原谅,再次要求他们放他自由等等。不仅仅是方清,放在任何一个“正常人”身上,如果被自己的父母无端地“绑架”到精神病院,最后的结果无外乎也就是这几种可能的设想了。

      但我的这些设想全都错了。陈国立告诉我,当方清知道自己身在精神病医院的时候,没有做任何反抗和挣扎,甚至没有一句责骂,他坐在精神病院里一间病房的床上,一直沉默,直到我们全家人和岳父的精神病医生都围在他身边,他才说了一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话:“我终于回到家了,你们都走吧。这里一定有我想要的答案。”

      “他的精神状况出现问题了吗?那可是精神病院啊?” 我问陈国立。

      “这个我也不清楚,方清说的很多话都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他只要说出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话来,这些话的同义语大概就是‘不想被打扰,想一个人静一静’。后来他在那所精神病院里整整呆了两年,甚至比原来计划出院的时间都晚,原来是计划一年后出院。岳父岳母的本意其实是想让他在精神病院好好冷静一年,好好想清楚自己以后的人生安排,事后岳父也承认他们做事情太冲动了,可是为时已晚。一年后,当我和方媛劝方清出院的时候,方清仍然拒绝出院。我们以为方清是在跟家里人,尤其是跟岳父怄气,想故意让他难堪,所以才拒绝出院,可是我们后来听周医生说,住院期间,方清和那些精神病人相处得非常友好,几乎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了。方清带着那些疯疯癫癫的精神病人每天在一起玩,做着各种各样幼稚的游戏,说着医生们也听不懂的暗语,他们经常狂笑、大笑,有时候周医生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哦,对了,周医生就是我岳父的那位精神病医生朋友。” 陈补充道。

      “你的意思是方清因为一直和精神病人待在一起,最后真的变成精神病人了吗?” 我被陈国立的话绕晕了,我以为是他表述得有问题。

      “我可没这样说,从他后来出院后的状况看,我觉得他一切正常。”

      “那为什么他要呆在精神病院那么久?”

      “我想应该是为了写小说吧,方清最出名的一部小说叫做《疯人院》,这部小说去年还得过奖。他在精神病院里不愿出来,我猜是为了收集小说的相关素材吧,不信你看这部小说里出现的好几个主人公跟那所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很相像,就连环境的描写也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是周医生看完这部小说后告诉我的。不过我猜得也不一定对,因为方清住院那天曾说过,他觉得那里有他想找的答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是为了写小说,而是为了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在寻找的过程中才诞生了写这部小说的灵感的。关于方清住院期间详细、具体的情况,我想你最好亲自去问问周医生,还有他医院的同事们,因为那两年他们相处的时间最多。”

      我从陈国立那里要到了周医生的联系方式,我想是时候拜访一下周医生了。在我看来这件事实在太离奇了,一个先前没有任何精神问题的正常人,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突然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却没有表示任何反抗,甚至很享受那里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是被父母逼得神经不正常了吗?还是像陈国立说的那样,为了写小说?或者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

      陈国立的话让我觉得整个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方清原本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但再怎么样,一个正常人也不可能突然变成疯子,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而且我在前面一再强调,方清是一个喜欢追求自由,不喜欢受束缚的人,既然他能在精神病院里呆两年,那说明这个地方肯定有什么东西吸引到了他的目光,这是什么呢?不管怎样,我觉得医院方面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周医生一定知道其中的缘故。我决定这阵子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就约周医生见面。

      那时候差不多是去年十二月末了,元旦即将来临,上海终于进入了每年最为寒冷的时期。由于上海靠近海边,这里的冷完全不是北方的干冷,而是湿冷,这种冷,会让你觉得无论穿多少件衣服,那寒气总会很快刺进你的皮肤,渗入到你的血液里,它会入骨、入髓、入心,可奇怪的是,上海虽然冷,冬季平均气温却不低,基本都是维持在零度上下。早上去上班的路上,还可以看到草坪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霜,仔细一看,其实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雪。那几天天气不太好,已经一个多星期都没见到阳光了,太阳像是被埋进了厚厚的云层里,阴沉沉的天气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灰暗透明,天空中偶尔出现两声刺耳的乌鸦啼鸣,仿佛也在悲叹着这失去生机的大地。

      不过这几天老高的心情倒是不错,因为马上就要到元旦假期了。难得的元旦小长假,往年不用说,肯定是和家人一起过,但今年情况特殊,自己一个人留在上海,整理方清留下来的资料,撰写这部有关他的传记。老高在元旦假期前一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坐火车回家了,回家前一个星期就嚷嚷着要给老婆儿子买礼物,他一直都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平时对老婆言听计从,对儿子也是宠爱有加,他老婆的性格有点强势,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是他老婆做主,他只要当个甩手掌柜就行了。就因为这个,我时常笑他没出息,在老婆面前一点都不男人。这时他总是笑哈哈的,然后佯装生气地说我那是嫉妒他。的确,他们夫妻二人结婚已超过二十年,即便他老婆性格强势,即便他在家里没啥话语权,可是这二十年来,我基本没见他们吵过架,甚至连拌嘴都没有,说他们俩是我们县城里的模范夫妻,一点也不过分。不过老高这个人就是太顾家了,所以在事业上没什么进取心,对于领导布置的任务,他总是消极对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提前做完。我后来想,人总不是完美的,得到这个,就必然失去那个,像孟老夫子所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这些天,带着对方清这位老朋友的怀念和思念之情,不断地去追寻他这一生的轨迹。如果不是当年的那份深厚的友谊,如果不是如今的这份沉痛的回忆,我想这件工作应该会由各种各种的传记作家来做了,他们一定做得比我更优秀,比我更出色。我既不是专业作家,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经验,但我仍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我想更为重要的理由是,从方清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全新的东西,一种呼之欲出的情感,一种振聋发聩的呼喊,反正我说不清楚,但就是这种莫名的东西带给我巨大的震撼和感动,我想把这种东西通过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假如读者也能从我的文字中感受到这点,那么这就足够了。

      元旦节前,我联系上了周医生,希望能在假日里拜访他一次,目的是为了解方清那两年在医院的生活情况,希望他能腾出一点宝贵的时间。周医生在电话里问了前后缘由,我向他解释了最近我在为方清做的工作,他最终答应了我的见面请求。时间定在元旦假日的最后一天下午,那天周医生正好从老家的乡下回到了上海的寓所。

      说实话,这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见到精神病医生,以前都是在影视剧或者小说中看到有关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内容,在这些作品中,这些医生都被塑造成拥有夸张能力的“超人”,仿佛随便一两句话就能把一个人彻底催眠,然后挖掘出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的秘密和伤痛。至于个人生活方面,我以为精神病医生都是像弗洛伊德那般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工作一丝不苟,生活被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这种对精神病医生的固有印象一直在我脑海中存在着,以至于我非常担心这次见面会以失败告终。

      直到见到周医生,我才发现我之前的担心根本就是多余的。他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慈祥老人,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满脸刻着饱经岁月风霜的皱纹,额头上有一颗显眼的黑痣,眼睛很小,几乎要陷进去,戴着一副黑架老花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不长不短,非常有逻辑性。也许是职业上的习惯,他总是很有耐心地倾听我的问题。通过交谈可以明显看出来,他读过很多书,知识渊博,见识宽广,所以他总能给我的问题以很好的解答。

      周医生告诉我,他已经年近古稀了,虽说好几年前就已经从医院退休下来,但他还是偶尔去医院做几场精神病方面的演讲,必要时仍亲自上阵做临床研究和治疗,类似于退休后的返聘。这几年考虑到年纪越来越大,在家人和医院领导的劝说下,他去医院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在家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不过他告诉我,他工作了一辈子,也幸苦了一辈子,现在突然退休下来,整天无所事事,反而不习惯了。他在上海的郊区有一套房子,那是他父母在世时住过的地方,环境很优美,空气很清新,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去那里住上一段日子。

      退休后,由于经常跑步、锻炼,身体还算硬朗。他的妻子几年前得癌症去世了,他说妻子在世的时候,两人经常因为生活琐事拌嘴、吵架,现在妻子不在了,反倒觉得嘴空了,没人跟自己拌嘴吵架,浑身都不自在了,语气中满是无奈。他们有一双儿女,如今也都过了不惑之年,两个孩子都早早地结了婚,又生了孩子,周医生说他现在有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他儿子一家住在上海,女儿女婿一家在美国定居,基本是一年回来看望他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搬去跟儿子一起住,他说现在上海的家庭,老人基本不会跟子女住在一起,老人有老人的生活,儿女有儿女的生活,强行住一起,反而会有很多问题。他说即便儿子一家希望他搬过去,他也不愿意去,他辛辛苦苦了一辈子,到老的时候就想一个人静静,不喜欢喧闹的生活。我想这应该是上海老年人的基本现状吧。总的来看,周医生的家庭生活其实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家庭无异,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

      提到他的工作,他还是会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他说他年轻时毕业于上海一所医学院,那时他学习的专业是临床外科,毕业后很自然在一家医院做了外科医生。转折点发生在他毕业后的第三年,那年他大学最好的朋友得了抑郁症后自|杀了,这件事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因为那个朋友原本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活泼的人,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人会得抑郁症,乃至最后不堪重负,走上自|杀这条路。更重要的原因,周医生对我说,是当时国人对“抑郁症”这种心理方面的疾病完全缺乏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心理方面疾病的患者也就很少会主动寻求帮助。即便有那么几个想寻求治疗的患者,而因为大部分医院都没有开设心理科或精神科,当然也就不可能配备这方面的医生或专家,这些原本能够得到治疗的患者因为求助无门,病情也只能越拖越严重。“唉,”说到这里,周医生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如果当初我大学那位朋友能从医生那里寻求到帮助,如果有医生,或者至少有人愿意倾听他说的话,愿意帮助他解开心结,也许他就不会绝望到自|杀了。

      那件事发生后,周医生的兴趣便逐渐从临床外科转向了精神分析。工作之余,他先是自己学习,查找精神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资料,后来他发现很多关于精神分析领域的文献没有被翻译到国内,而这些文献在西方的医学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鉴于此,为了学习更多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从当初供职的那家医院辞了职,之后去了德国,开始学习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就这样,三年后,他重新回到了上海,就职于他后来工作了一辈子的那所医院,刚开始的职位是精神科医师,后来一直做到了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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