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的蛙》南风明

37、第三十六章 回来的路上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徐幼言说过的这些话。假如各位不明白徐幼言话中的真正意思，那么责任不能全在我的表述上，因为她的确是这么说的，我只是按照她的话原样复述了下来。我想，她在欧洲待了那么多年，即便如今定居上海，因工作原因，仍然与那边往来频繁。她对“自由”的理解，她对“创造”的解释，一定不可避免带有西式成分。我们也许不一定完全同意她的话，但是作为参考，我们可以把她的话当作方清独特思想的一部分来理解。

　　那么我们国人是否真的不理解什么叫“自由”和“创造”呢？我们可以参考下前辈老学者们的意见。在“自由”这点上，也许没有谁比梁漱溟老先生说得更生动了，他说，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得很，不懂得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而“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而在“创造”这点上，我们可以参考周国平老先生在《中国人缺少什么》著作中的言论，他是这样说的：科学精神不但表现在求真，还表现在创新，二者有内在联系，正因为唯真理是求，所以能够不囿于陈说......求真精神的特点是不问有用无用，唯真理是求，中国人目之为呆，这个“呆”字，道尽了中国人唯求实用、鄙视无用的心态。创新精神的特点是不受舆论、习俗、旧说之束缚，能见前人之未见，敢言前人所未言，中国人目之为狂，这个“狂”字，道尽了中国人墨守成规、明哲保身的心态。在这样一种普遍守旧的文化环境里，人人都不愿被目为呆狂，中国近代因之难出大师。

　　我们的文化一直比较强调家庭伦理，注重长幼秩序，目的是为寻求社会稳定。“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多少知识分子的理想。可是方清后来越来越对传统文化的这方面心生不满，因为它们恰恰否定了“个人的独特价值”。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仰望星空的蛙》中，方清在一篇题为《艰难的创新之路》的文章中，论述过这个主题。我把他的文章摘录在这里。他写道：

　　“个人本身就具备无可替代的价值”——这是我在读西方自由主义内涵时，着实让人惊讶的地方。我们的民族性中几乎缺少这种肯定个人价值的精神。这也是当年严复那一代学人，哪怕百年后的今天的许多国人，在理解西方自由主义之内涵时，所遭遇的主要困境之一。

　　为什么我们不理解呢？因为“个人”与“国民”或者“百姓”是不同的，在我们的观念中，几乎没有“作为个人而存在”的信念。我们所能理解的，只有“作为国、家或团体中的成员而存在”这样的观念。在西方，“个人”是不属于某一个社会或家族团体的，因此，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就落在了个人本身，而不是对由其组成的团体助益之大小。西方人之所以强调尊重个人差异，正在于他们看到了人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存在的价值，因此，选择自己内心真正需要和向往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选择。个人的创新精神在此种允许多样化的开放环境中被激发，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这里，“个人”从大的方面看，是国家的组成分子，从小的方面来看，是家族、单位的成员之一，“个人”从来不被看做其本身的所有之物，而总是属于所在集体的，也因此，“个人本身的价值”并不由个人来体现，而是通过集体中与“他人”的对比来体现的。我们的问题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然人人都“性相近”，又有什么独特性可说的呢？

　　我想，这也是为何西方人可以较为从容地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来生活，而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常常忽略自己内心真正需求的原因了，宁可随大流，也不愿孤立地去开辟另一条无人走过的路。

　　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集体（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中成长，享受着集体提供的各项权利和恩惠，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但是集体若想要长久地维持下去，仅靠亲密关系的维持是不够的，还得靠着某种规则的支持，在西方社会，这种规则叫做“法律和宗教”，在我们这里叫做“礼治”，中国社会长久以来都靠着“礼治秩序”来维持其内部的稳定，衡量个人行为的一切标准都是看其是否符合“礼治”，连国家的法律也都是“礼治秩序”的产物。

　　在我们这样的集体中长大，个人独特个性和想法的表达，不仅变得不重要，而且稍不留意，思想或行为的表达超出“礼法”之外，就可能面临被惩罚或孤立于其团体之外的危险，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分注重维持个人和团体亲密关系的社会，这种惩罚是严重的，因而也是十分奏效的。

　　那么我们可以由此解释为何在中国，创新是如此之艰难，因为创新的本质乃在于开辟前人未曾走过的路，敢想前人之未曾想，敢言前人之未曾言，而我们的社会，整体上是偏向于保守的，许多有着聪明才智的人的创新思想，在形成之初，就被我们这样保守的环境扼杀了。造成的结果是，个性几乎丧失殆尽，人人相同，物物相似，而更糟糕的是，我们能在自己所期望的生活方式和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余地上，更是小之又小了。

　　这篇文章与我在前面提到的《奇怪的梦、哲学和创新精神》这篇文章都是方清在同一时期写的。从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来看，这一时期，方清似乎在研究西方自由主义，这些观点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悟出来的。我想起来去年当我得知方清去世的消息后，在媒体上曾经读到过一篇评论方清文字作品的文章，那篇文章在提到方清写的很多杂文时，说它们都“带有攻击传统文化的嫌疑”。后来我知道，他说的这些“带有攻击传统文化嫌疑”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除了上面的两篇文章之外，他同一时期别的文章基本也都是围绕着“自由”和“创新”这两个主题展开论述的，在论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我们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方清的这些观点呢？

　　说实话，我相信很多读者和我一样，第一次读到方清的这些文字时，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的，即使我们找不出反驳他的理由。但是我觉得，那位对方清作品持否定态度的作者，说方清的文章是在“攻击传统文化”，这点我是不大赞同的。从方清的大部分文字叙述来看，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来看，他从来就没有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甚至，我觉得，他的很多小说，也包括他最后未完成的那本叫做《论叔本华与尼采哲学》的书中，处处显露出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子。而对于西方文化，方清并不总是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的，比如上面我们谈到的那本叫做《文明社会的悖论》的短篇小说，其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批评西方的理性主义、科技享乐主义、还有基督教文化中僵硬的那一面。方清在小说中塑造的那三个贪婪的西方人形象，恰好说明西方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糟粕和消极的部分，对西方人性格的塑造和影响竟能达到如此“变态”和“贪婪”的地步。

　　方清曾在日记中说，他年纪越大，人生阅历越多，看待问题就会越公正和理性。他也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再也不能拘囿于我们所属的这个小圈子里了，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外面看一看，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双脚去外面走一走。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我相信他也一样是公正的，他批评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就像他也同时批判了西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缺点一样，他赞扬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就像他也同时赞美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