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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三十二章 第二次拜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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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拜访徐幼言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忙于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我总是在上海和老家的县城来来回回奔波忙碌。那时我在县城的工作单位发生了一点特殊的事情,本来领导要求我们来上海学习一年,这一年期间,不需要回县城的工作单位,有事情电话联系就行。但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我和老高两人就经常穿梭往返于上海和我们老家之间,每次回去,短则两三天,长则一周。说实话,我们的工作内容其实不算多,也不庞杂,无非就是了解国家最新推出了哪些政|策,这些政|策是否适应当地民生,当地群众对此有什么反应等,此外还要及时了解上海等大城市的发展近况,以便能更好地借鉴其优秀的发展经验。在上海这半年的学习和工作,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机关单位的办事速度,我想上海能发展这么快、这么好,肯定是有原因的,像我老家那边的相关行政机构,如果不是找熟人、托关系的话,基本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皮球从这边踢到那边,最后时间浪费了不说,事情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后来我想,可能跟上海这边人素质普遍较高有关系,此外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人文环境也比较开|放,比较文明,而像我生活的小县城,人们的素质普遍较低,环境太封|闭,生活太安逸,吃着国粮的人,容易心生懒惰之心,官|僚作风严重。
由于我的工作主要跟人打交道,尤其是跟各种各样政|府机关领导打交道,所以难免要经常开会,并不得不应付三天两头的应酬,完了回去后还要写报告,向自己的单位领导汇报工作情况。这几乎已经成了自己的工作日常。在体|制内工作多年,对这些事早已见惯不惯了。我觉得当地人总是对公|务员有种偏见,认为我们的工作清闲,上班无非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不然就是下棋聊天。他们不知道,每行每业都有各自的难处,公|务员也是如此,尤其像我,作为一个底层公|务员,自己手中的权力很小,只要是上面的人,不管哪一个,随时都能对你呼来唤去,即便心生不满,也不能形于色,表现出来。平时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做好上级交代的任务。
此外,还有一件最让人感到痛苦的是,我想在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多多少少会出现,那就是“潜|规|则”的问题,比如某个领导在一次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私自接受了一个工厂老板的贿|赂,然后允许这个人把他的带有大量污染的工厂建在靠近本县不远处的一条河流下游地带,一旦发生问题,遭殃的还是一般百姓;再比如我还知道当地某个人犯了故意杀|人|罪,若按国家法|律,即使不至于判死|刑,也肯定会判得很重,可问题是,这个人在当地很有势力,家里又有钱,公|安|局局长还是他舅舅。犯|罪之后,这个人家属前前后后找人、拿钱疏通各方面的关系,最后本县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处理,这个人只被判了三年半,并连带赔偿死者家属二十万作为了结。
我在这个小县城里活了几十年,在这个县级政|府单位里工作了几十年。该怎么跟家人相处,该怎么跟领导同事相处,该怎么跟陌生人相处,这些我都已经熟门熟路了。当年遇到这种事,我也曾愤愤不平过,也曾像梁山泊的好汉一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过,也曾有过天马行空的想象,想要坚持自己的梦想过。这些遥远的记忆,如同那天边的晚霞一般,随着黑暗的来临,被吞得一干二净。现在,我会说,路见不平,比不上明哲保身;天马行空,比不上柴米油盐酱醋茶。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讲究人伦,看重关系。所谓的君子,并不是指那些能坚持法|律和道德底线、坚守自我的人,而是指那些能在社会中恰当地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社会上吃得开,才能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到更多的利益,才会让周围的人羡慕乃至嫉妒。至于像方清、李少华等这种对处理人际关系一窍不通的、木讷呆板的少数人,即便不会被看成小人,也很难被别人看成君子。人们通常对这样的少数人,怀抱着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们同情他,怜悯他,甚至迁怒于他,却不知道这些有着独特个性的少数人,根本不屑于他们那卑微的同情和怜悯,根本不在意他们的愤怒。因为尽管在物质世界上,这些少数人看起来像是失败者,可是在精神领域里,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开出美丽灿烂的智慧之花,他们那精妙、绝美、瑰丽的思想,他们那像迷宫般的、深不见底、不可捉摸的精神世界,隐藏着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最初的秘密。而这些神奇的秘密,这个犹如神话般不可思议的奇特世界,对于那些眼里只看到物质、口中只在乎实利的人来说,全都与他们无缘。
除了人际关系漠视法|律以外,现代社会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人们把太多的精力浪费在虚幻的外表之下了,把太多的时间消耗在无用的交际之中了。空有一种盲目的热情,追求夸张的姿态,从根本上说,只看到短期的效益问题,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缺少一种唯真理是求的匠人精神(求真务实的精神)。
就拿我工作的单位来说,每次开会的时候,上级领导们都会空喊着“业绩大于天”的口号,所谓的“业绩”也就是从外面招商引资的成果,说白了就是钱。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考虑过比招商引资更重要的问题,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没有真正改善和提高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辩解说如果当地能招更多商、引更多资的话,老百姓手中赚得钱更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是确实会变得更好吗?可是我总觉得,这样考虑问题是本末倒置的,因为领导的目的只在于招商引资,只注意赚了多少钱,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其措施的次要结果,且不说这中间有多少不合法的权|钱|交|易。若只考虑钱的问题,恐怕很容易会忽略百姓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其他问题,例如环境问题等。应该说,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首先考虑的是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把它作为其工作的第一要务,那么招商引资就只是实现这个第一要务的次要结果。只有这样,当百姓要求经|济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别的问题也会同时得到注意和解决。
自改|革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堪比一匹疾驰的骏马,好比一条飞天的巨龙。各行各业,全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东部的许多城市,如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方,也全都是一年一个样,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年年岁岁尽不相同。
看着这些大小城市的不断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的这种巨大变化,作为祖国的一份子,作为爱国人士中的一员,喜悦当然是有的,自豪当然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的确比父辈们提高了不知多少倍。但这几年,随着年纪的增大,社会经验的增多,再回过头来看这种变化,时常会心生担忧。我总觉得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经|济发展得太快了。政|府所关心的,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百姓所关心的,只是收入水平的高低。本来这无可厚非,可问题是,人们的眼中只剩下了经|济和收入。我们全都以这一串数字为标准,去衡量生活中的其他事物,包括教育,工作,幸福,兴趣,以及方清一直以来最为重视的——人。
有人也许会认为,经|济的发展是基础,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白了,没有钱,一切都免谈。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坚信有了钱就可以解决,不敢说全部问题,也至少是大部分问题。可是我现在觉得,经|济所能解决的问题真的是非常有限,尤其是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金钱的作用简直小到可以忽略。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就连人的价值也用金钱来衡量了,其中就包括人与人所能结成的、最亲密关系——夫妻关系,也变成了婚姻市场中的一连串数字结合。就在不久前,我和老高两人曾去过上海人民广场的相亲角。本来我们的目的只是想简单了解一下如今上海人的婚姻理念,可是当我在那里转了一圈后,真是失望至极,发誓以后再也不来这样的地方。广场上的那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通常手中举着一个大大的牌子或撑开的雨伞,上面写着自己孩子的条件,包括身高、年龄、学历、年薪、是否本地人等等,并附带要求相亲方的条件,也是具体到了年龄、身高、学历、年薪多少、是否本地人等等。当我问他们,如果相亲方的条件有一、两项达不到牌子上写着的要求的话,他们会不会考虑,会不会给他(她)机会的时候,还没听完我的问题,只见大部分家长都带着爱理不理的表情朝我迅速摆了摆手;只有少部分家长愿意听完我的问题并耐心地回答我,可他们的回答简直震惊了我,他们说:条件不和的话,两个人肯定过不到一起去,我们之所以写这些要求,那都是为孩子着想,所以只要相亲方哪项条件不符合,不是我们不想考虑,而是根本就不能考虑,即使两个人勉强在一起了,以后也不会幸福。
回来的路上,我和老高都在感叹着现代人的婚姻观念怎么“变|态”到这个地步。我忽然觉得很荒唐,因为他们尽管列举了一个人所有优秀的外在条件,却恰恰忽略了决定一段关系好坏长久的、最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不是用任何数字可以衡量出来的,不是用任何外在条件能够维持得住的。它也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真正决定着我们之所以不同于他人的那种东西,说白了,一个人是不是名校毕业的,不太重要;他/她的年薪是不是一百万或两百万,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她首先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她的性格和价值观是不是与我契合等等。我之所以喜欢他/她,他/她之所以在我眼中不同于别人,只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她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她的独特性表明,在他/她生前或死后,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代替得了他/她。我所爱的,正是人的这种独特性。在这种情形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才会真正珍惜这段感情,才会爱护与其组建起来的家庭,才会把“真心实意的付出”当作|爱的幸福表达而不是让人痛苦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现代社会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强调民族的重要性,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社|会|机|器的重要性,却唯独不强调“人”的重要性。每个人都要为国家、民族、家庭、社|会|机|器献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生命,却唯独把“个人内在和独特价值”的重要性排除在外,我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悖论。
康德曾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他的意思是,在任何的情况下,人都不应该被当作达成某种外在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不管这种利益涉及到何种社|会|机|器。所以尼采后来在批|判现代社会的时候,曾质问道:假如机器的发明不是为人服务的,反而要人成为机器的奴隶,那为何要发明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