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人们”》流光千里

16、第十六章

　　大一下学期，真正的挑战才浮出水面。专业课的难度陡然提升，《数据结构与算法》像一座横亘在面前的大山，抽象的逻辑和严密的推导让许多同学叫苦不迭。更棘手的是，一门名为《软件工程导论》的课程，要求组成4-6人的项目小组，在学期内合作完成一个中小型软件的设计与原型实现。

　　自由组队。这个消息在课堂上公布后，教室里瞬间充满了交头接耳和手机联络的嗡嗡声。我坐在座位上，手心微微出汗。主动去找人组队？和谁？说什么？被拒绝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伴随着五岁女孩对“被排斥”的恐惧和“阴影”提前预支的“肯定没人要你”的嘲讽，在我脑海里炸开。

　　“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分析现有社交网络。室友中，林薇或许是最佳技术合作对象，但她很可能已有固定团队或偏好独自钻研。陈悦志不在此。吴珊……专业能力未知。风险较高。预案A：被动等待，可能被剩。预案B：鼓足勇气，询问林薇。成功率预估：40%。

　　就在我内心拉锯时，前排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的男生转过头，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板地问：“同学，你找到组了吗？我们组还缺一个人，要不要一起？我是王哲。”

　　我愣住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展开。我看向他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挺憨厚的男生和一个梳着马尾、表情专注的女生，都对我点了点头。

　　“我……”我张了张嘴，下意识地想拒绝，害怕自己无法胜任拖累别人。但“我”的逻辑模块立刻介入：此乃解决当前困境最佳路径。需评估自身能力与贡献度。可接受。

　　“好……好的。”我听见自己说，声音有点干。

　　就这样，我加入了王哲的小组。团队成员除了王哲（组长，技术扎实，沟通直接），还有李涛（憨厚男生，动手能力强，好说话），和赵静（马尾女生，细心严谨，文档能力强）。第一次小组会议在图书馆讨论区，主题是选题。

　　气氛有些拘谨。王哲开门见山，提出了几个他想到的方向。李涛补充了一点想法。赵静认真记录。我大部分时间沉默，听着，大脑飞速运转，试图跟上他们的思路，同时评估自己能在哪个环节出力。“我”在后台分析每个人的发言风格和潜在角色。五岁女孩对这种正式的小团体讨论感到紧张。“阴影”则在嘀咕：“无聊，浪费时间，最后肯定一团糟。”

　　轮到我说想法时，我喉咙发紧，准备好的几句话说得磕磕绊绊。王哲没什么表情，只是点点头：“嗯，可以考虑。”赵静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李涛则咧嘴笑了笑：“别紧张，慢慢来。”

　　我们最终选定了一个“校园二手书交易平台”作为项目主题。任务分解时，王哲负责核心架构和数据库设计，李涛负责前端界面实现，赵静负责需求文档和测试，而我……被分到了“辅助前端实现和部分后端接口”以及“协助测试”的任务。王哲补充了一句：“苏槿，你看起来挺细心的，可以多帮赵静看看边界情况和用户体验。”

　　这个分工让我松了口气。有具体明确的任务，且不是最核心、压力最大的部分。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负责的模块做好，绝不拖后腿。

　　然而，项目推进远比想象中复杂。我们约好每周两次线下讨论，平时在线上群组沟通。起初还算顺利，但很快，分歧出现了。王哲追求技术方案的优雅和效率，有时倾向于采用较新但大家都不熟的技术栈。李涛更注重实现的直观和快捷。赵静则总是强调用户可能遇到的每一个细节问题。讨论时常陷入僵局，需要反复沟通妥协。

　　我夹在其中，感到无比煎熬。当讨论变得激烈时，五岁女孩的恐惧会被触发（争吵=危险），“阴影”的厌烦会加剧（看，人类就是麻烦），“我”需要花费大量能量来维持表面的冷静和专注，为主人格提供合适的发言支持。有时，我的思路会因为他们争论的焦点突然转移而“断线”，需要几秒钟才能重新接上，这让我看起来有些反应迟钝。

　　一次关键的方案评审前，我们为某个交互设计的细节争论不休。王哲坚持他的方案更合理，李涛觉得太复杂用户不会用，赵静提出了第三种折中方案。我负责的模块与这个设计紧密相关，但我的意见似乎总是最后被考虑到，或者被简单带过。

　　“就这样吧，按我的来，时间来不及了。”王哲最后有些不耐烦地拍板。

　　会议不欢而散。我回到宿舍，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不仅是因为争论本身，更是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那种“无法有效参与决策”、“意见无足轻重”的边缘感。这触发了更深处的东西——那种在童年就被刻下的、关于“无力”和“不被听见”的烙印。

　　那天晚上，“阴影”的情绪异常浓重，几乎要淹没主人格。“看，你就是个附属品。可有可无。你的想法没人会在意。就像当年一样。”主人格蜷缩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努力对抗着那股要将她拖入虚无深渊的力量。她摸索着 grounding 布袋，手指冰冷。给舅舅发了条信息：“项目有点难，累。”舅舅很快回复：“慢慢来，尽力就好。别忘了吃饭睡觉。”

　　简单的回复，却像一根救命稻草。我反复看着那行字，深呼吸。我不是当年那个无助的孩子了。我在上大学，在做项目，有团队，有任务。是的，我的声音可能微弱，我的位置可能边缘，但我有我的任务，我需要完成它。

　　第二天，我没有在群里参与争论，而是默默把自己负责的模块代码检查了一遍，写了一封详细的邮件给王哲和赵静，列举了我负责部分与当前争议设计可能存在的三种对接方案，并附上了简单的优劣分析和我个人的倾向（基于用户体验和实现稳定性）。我没有强调“我的意见”，只是呈现“与我所负责部分相关的技术事实”。

　　邮件发出后，我忐忑不安。下午，王哲在群里@了我：“苏槿邮件里方案二看起来可行，大家看看？”讨论重新回到了具体技术层面，最终采纳了一个接近我建议的折中方案。

　　我没有感到“胜利”，只有一种虚脱后的平静。我找到了在这个团队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参与高强度的观点交锋，而是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内，做到极致清晰和有条理，用事实和细节说话。这或许不够耀眼，但足够稳固。

　　项目继续磕磕绊绊地推进。熬夜调试代码、反复修改文档、应对老师的中期检查提问……过程中充满了压力和摩擦。我和团队成员的关系，始终保持着一种“工作伙伴”的礼貌距离，不算亲密，但逐渐建立起基于专业能力的微弱信任。王哲依旧直接，但开始会询问我负责部分的情况。李涛会在调试遇到困难时喊我帮忙看看。赵静会把她写的测试用例发给我复核。

　　在这个小小的、临时的系统里，我像一颗螺丝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运转方式。我的内部系统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着高负荷的“调试”。当“阴影”用“无意义”攻击时，主人格可以用“但代码需要调试，bug需要修复”来回应。当五岁女孩害怕冲突时，“我”可以引导主人格专注于手头具体的代码行或文档段落。当感到被边缘化的无力感时，主人格可以回想那封邮件带来的微小改变。

　　这不是愉快的体验，很多时候充满挫折和自我的怀疑。但就像调试一段满是错误的程序，每一次痛苦的查找、修改、重新运行，都让整个系统朝着“可用”更近一步。我和我的“家人们”，在这个外部项目的压力下，被迫学习更高效地协作，更精准地分配资源，更务实地应对外部挑战。

　　学期末，我们的项目磕磕绊绊地完成了，答辩成绩中等。没有惊喜，也没有灾难。结项聚餐时，大家举杯庆祝。王哲难得地说了句：“大家都辛苦了，尤其苏槿，文档和测试部分帮了大忙。”李涛和赵静也附和着。

　　我笑了笑，喝了一口饮料，心里很平静。我知道，在这个项目里，我收获的远不止一个分数和一段项目经验。我收获的是，在一个充满“故障”的真实协作环境中，我的内部系统进行了一次艰难的、但有价值的“调试”。我证明了，即使带着满身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一群不省心的“内部室友”，我依然可以完成一项复杂的、需要与他人互动的外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