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登堡的冬天》艾奥莉拉

8、梅瑟里（五）

　　吉松夫人常年戴着金丝眼镜。在那个年代，年轻的女性是不戴这种实用性的眼镜的，剪波波头的时髦女演员偶尔戴墨镜，而近视的女性只在看书时才举着一副手持眼镜。这让吉松夫人陡然地有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风范。而且她穿长裤，裤兜里还揣着香烟。
　　但是在给我们上课时，她会按照我的母亲的要求，把头发整齐地盘起来。这使她穿着男式马甲的修长身躯显得更加干练，却缺乏了随性的美感。“我比较喜欢您平常的样子。”仗着自己是这家的小主人，我对家庭教师总是要求多多。
　　她打量着木桌子后面坐着的这个三岁的小鬼，然后弯起眼睛，“让老师来教你一点把妹的技巧，评论她们的外貌要多用褒义词。”
　　“您平常英俊极了。”
　　这件事是纳珊后来告诉我的，我自己并不记得，而且我是真的认为，她把齐肩的短发在脑后随意扎成一绺，是非常迷人的。但是“英俊吉松”随即成为我们对吉松夫人的调侃，且当她和她的丈夫站在一块儿时，这个修辞尤为恰当——他眉眼细致，我们管他叫“漂亮吉松”。
　　吉松夫人教法语很有一套，她经常在课上播放法语唱片，我们跟着唱，也就记住了歌词和语法。那个年代的音乐欢快简单，用一些破旧的管弦乐器仓促伴奏而成，演唱的人夸张而滑稽，像街头的流浪乐手那样，歌词忧伤，但你永远不会在他们脸上看见哀愁。
　　不过纳珊觉得这个教法一点都不好，那些音乐太嘈杂，而且粗糙。
　　可能吉松夫人的教学法更适用于我。这真是个奇迹，我曾以为所有东西都是为纳珊准备的。法语也许就是属于我的东西？如今想来，这个潜意识实在错误太大，构成我思维的方式和方向的语言是德语，它的语境更贴合于我的人生，但我在童年时的确喜欢法语，而且直到后来，在思考一些情绪问题时，脑子里迸出的也是法语。
　　我记得吉松夫人教的《比达涩老兄》。“比达涩是一个人名，但是在这位乐手故乡的俚语当中，它和哀愁同音。”吉松夫人昂着头，在书房里转着舞步，“俺和比达涩老兄，俺们都是阿莱人，俺俩一起来城里逛，那三年俺们从不分开，从不分开。”
　　有时她也让吉松先生弹琴伴奏，自己唱着一些歌。她的歌大都荒腔走板，有时信手拈来：“当你跨过地上所有的河流，走过一千个斗转星移，当你在大地的尽头发现，世界远不止是这些；当你告别无数的城市，身后是一片温柔的烟火……”
　　今天想来，这些歌谣奠定了我心灵的底色：快乐地拥抱哀愁，去路过人间一切美景。

　　吉松先生弹钢琴。战前他曾经在图卢兹乐团工作，现在赋闲在家，教我们一点音乐入门。他能在黑板上画出很直的横线，上面的音符瘦长而端正。他的乐理讲得很清晰，却总是中途停下来，问我们能否听懂。我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段乐理复述一遍，吉松惊讶地点点头，纳珊则打个哈欠，直接把乐理的示例弹了出来。
　　音乐老师总是能在纳珊身上用上“天赋”之类的字眼，吉松是第一个，但远不是最后一个。可是这个词过于散漫了，不如说音乐是他的秉性。纳珊说话时也很有音调的美，他只用很简单的几个词，这些词却像钢琴琴槌一样敲击着你的心扉，这是擅长罗织冗繁词汇以撰写论文的我永远做不到的。童年时，他就把大量时间花在钢琴上，一遍遍弹着枯燥的练习曲，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其他事情上有这样的毅力。
　　“它们非常哀伤。”纳珊也惊讶于我对钢琴的兴趣淡漠。
　　“练习曲？”
　　“《A小调钢琴协奏曲》，舒曼。”纳珊转过头，继续在琴键上敲敲打打，“总有一天我能把它弹出来。顺便说，有的练习曲也非常哀伤。”
　　这首曲子是很明亮而欢快的，我以寥寥无几的音乐细胞在其中听出了介乎自然和人生的愉悦，但是纳珊坚持说，它非常哀伤。
　　“你听不到旋律之下的音符吗？就像在一张蜡黄色的纸上写下的文字，它必然会不一样。”他若有所思地停下，然后又练了起来。
　　“那所有的舒曼都是哀伤的了，不管他写的是什么。”我反诘。
　　“不是吗。”
　　纳珊理所当然地看着我，然后笑了起来。他总是在谈论哀伤的最后笑起来，柔和而顺理成章。

　　和纳珊一个跟着“英俊吉松”读诗歌，唱民间小曲，一个跟着“漂亮吉松”练琴，斟酌手指手腕的力度和柔度。外出游玩时也是这对夫妇带着我们，旁人还以为我们是一家。只有梅瑟里的这些世故的有钱人和仆人会一眼看出，那个按照常理并不带孩子，只是远远坐在草坪的伞下对我们微笑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母亲。

　　说道感情，纳珊和母亲更为亲近。他当然也是乳母喂大的，但是那时家里还供养不起常年住家的保姆，他的乳母在断奶之后又回去了。纳珊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尽管排行老四，却不妨碍母亲把他视若珍宝。而且他长得更像母亲，有一头浅栗色的头发，蜷曲柔软，衬得一双蓝眼睛更加澄澈。
　　我只比纳珊小三岁，母亲照顾不过来，而且我出生时正逢乱世，许多人投在我家门下，当中就有一位刚刚生产完就遭遇丧子之悲，生活无着的女人。玛德琳是附近小镇上的一户皮具工匠的妻子，为了谋一个寄身之地，她成为我的乳母兼保姆，一直到1922年。
　　她的名字和一种法国点心同名，她本人也十分甜蜜可人。玛德琳年轻、健康，像塞尚笔下饱蘸着法国南部浓烈阳光的农妇。她鼻头很圆，两颊绯红，一双手臂修长而圆润，总是把我搂进怀里，温暖、柔软、令人踏实。
　　这些幸福是我与生俱来的，那时我并不知道，远离它会是怎样的体验。7岁时我回到德累斯顿，玛德琳留在法国，我轻易就告别了她。
　　“玛德琳，夏天我再来找你！”我站在汽车跟前，为我从未去过的故乡而雀跃不已。
　　“那您可得到乡下来才行，那会十分的麻烦，”玛德琳又扯了扯我的衣领，其实它已经足够挺直了，“回去吧，要好好吃饭，长得高高大大的，晚上睡觉不许踢被子。”她哽咽了起来，又把我使劲地搂了搂。
　　“嘿嘿。”我朝她笑。
　　这时母亲让我跟玛德琳道别，我就上了车，在车窗里朝她挥手。那时我从未想过，再次见面时，我们之间已经横亘着三十年的各安其命，我会遇到人间的寒冷，奔忙于寻找一个可以安然入睡的地方，得而复失，然后在孤独当中，真正的独立起来。
　　我情感上的母亲无疑是玛德琳。后来我发现，她对我说话时很少加上“少爷”两个字，但我们都觉得这十分自然。可是说破它却会让所有人尴尬。

　　这真奇怪，人们稍微有点地位，就拆散亲人之间的近密。体面的贵族夫妇平日并不睡在一间房子里，有钱的老爷太太各有其知己或情人，贵妇人不亲自喂养自己的孩子，也很少亲自教导他们。可我们不管那个日夜操劳于奶粉和尿布，知冷知热的仆人叫妈妈。我们就像是长在这座房子里的花草，受它的庇佑，却孤独地生根、发芽。
　　“世界在每个人那里都是破碎的。”
　　此刻我拿着一张旧日的家族合影，又想起里尔克的这句话。照片上是我的父母双亲、四个哥哥、吉松夫妇、玛德琳和我、缇娜，以及科诺特。主人们矜持地各自站着，他们的气质和繁冗的衣服显示出他们是照片的主角，但是在这些冷傲的主角们之间，那些填补其中“配角”却让画面焕发生机。
　　这就是我的家庭，它在一开始就规定了什么是重要的事，不可或缺的人，而什么是命运。我们不管那些真正使我们成为这样的灵魂的人叫父母，那些快乐总是聚散无常，无名无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