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登堡的冬天》艾奥莉拉

7、梅瑟里（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11日正式结束，那天父亲不在家，母亲领着雅克、纳珊，缇娜抱着我，和所有仆人一起听着广播，向过去的时代致哀。
　　当时气氛十分可怕，母亲仿佛变成一尊肉身的石雕像，摸上去是软的，看着你的眼神却是硬的。缇娜强忍着泪水，其他人也面如死灰。我被惊吓了，大哭不止，直到我的乳母玛德琳把我抱到怀里，轻轻拍着，才慢慢停下来。
　　如今想来，他们都在这场战争中背井离乡，有的失去了亲人，但大战直到这一天才在我心里撒下一道黑影，他们曾多么精心地捍卫过我的成长。

　　我是在长大后逐渐知道一些事的。缇娜的弟弟参加了外籍军团，死在法国北部，当时他才刚刚成年。科诺特的家人则逃到奥地利。我的乳母玛德琳原先是一位皮匠的妻子，一家人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大战期间她的丈夫参了军，她一个人生下孩子，孩子却死于逃难当中，于是她来到我们家，做了女佣。母亲的伯父也上了战场，这个慕尼黑大学的教授担任侦察兵的低级军官，他患上了战壕脚病，因为缺乏抗菌药而多次截肢，最终死于败血症。
　　在这些不幸当中，我的父亲可算绝路逢生。他为德军运输粮食，但是拨款由于第二帝国政府垮台而并未支付，这几乎倾尽了父亲的家产。不过他在战争期间购买了一些别人急于套现的房产，战后上流社会加入了很多新鲜人，他们争相购置这些旧贵族的房子。父亲因而得以为家里的所有人支付丧葬和医疗的款项，竟然还能余下一点。他就买了一些别人不要的古董、旧钢琴什么的，让这个缺乏教化的犹太商人之家看起来像个旧时代的垃圾堆。

　　父亲也开始让一切回归正轨。他在日内瓦、巴黎、德累斯顿、布列斯劳等地奔走，直到1922年，我们回到德累斯顿，才再有了和他共处的机会。
　　科诺特成为父亲的贴身男仆兼秘书，获得了进入社会的一张二等车票，以后我们叫他弗雷泽先生。
　　他只有中学文凭，但父亲认为，这个时代人心思乱，更应看中一个人的品质，而不是学养。他可能是对的。二十年代的德国被盗窃和丑闻淹没，如今翻开二十年代的欧美文学史，则不难看到，当时有多位作家叙写过他们在德国的种种逍遥和不名誉的举动，甚至不惮地宣称，那是最好的时代。
　　我的长兄米尔顿从美国回来，想继续做战前的粮食生意。他回到德累斯顿，此时德国经济一蹶不振，德累斯顿充斥着失业的退伍军人，街头械斗屡禁不止。米尔顿结识的一些美国人有意成为德国东部产粮区的寡头，他是这些腰缠万贯的美国人的代理。这一年他已经27岁了，大战延误了他的婚期，也使他拿不出像样的聘礼，他急于在美国人手里重振家威。
　　托马快要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但他打算先不回国，只让米尔顿带给家里一封信：
　　“父亲：
　　明年我就如期毕业了，我拿到了全A的成绩（主要因为对手太弱），总算不辱家门。
　　这三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许它还是比老欧洲教给我的要少，智慧需要千百年的沉淀，而美国则太年轻。但年轻也有长处，这里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那么多裙带关系、沉重的出身，人们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应有的殊荣。
　　我在纽约的三年过得无比快乐，这不是说我未曾在您身边获得过疼爱，远非如此。但是来到纽约后，我首次获得了一种独立于天地的感觉。美国的历史始于五月花号不是偶然的，这些在旧秩序当中被排斥在外或被视为次等的人们，已经或正在这里开拓他们的天地。我也将留在这里，趁着我正年轻，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毫发无损。这将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许若干年后，我会衣锦归来，但现在请祝福我的尤利西斯之行吧。米尔顿理所当然要继承您的优秀品质，您的一切；而摆脱父亲的影子，远离家乡在外闯荡，则是每个次子的命运。
　　愿您生活顺遂。
　　又，代我问候母亲。
　　儿，托马
　　1918年10月7日”
　　他不再管母亲叫“尊夫人”，也许距离反倒能消弭人的隔阂。
　　雅克17岁，他未能通过巴黎高师和巴黎大学的考试。战争延误了所有人的学业，与他年纪相当的许多孩子都进了预备役，或者从事辅助性的劳作，因而战争并非他落榜的理由。父亲把他送回德累斯顿的寄宿制中学，重新读一次预科。
　　“为什么二哥能去美国念书，连纳珊都可以念法国的学校？”他问。
　　父亲说，这些都是他们和你应该得到的。

　　那时纳珊正在念小学一年级，母亲坚持让他在法国上学，这是个仓促的决定。父母曾以为一战会很快结束，也低估了它的破坏力。所以当纳珊上小学时，他只会讲几个法语单词。不过，梅瑟里并没有完备的初等教育，所以多数时间纳珊都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家里，由母亲教导。
　　我只有三岁，大战带给我的变故，只是我从此听不到科诺特讲故事了。
　　但战争时代的聚散离合一直延续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乃至生于这个时代的纳珊和我，都认为这是人生再平常不过的事。我们在幼年时就懂得热情接待每个蓦然造访的人，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人们又会各奔东西，而我们自己也踏上茫茫前路。

　　父亲和长兄再度离开，让梅瑟里又成为备受冷落但独自为政的小天地。这时家里来了一些有趣的人。吉松夫人是一位法语女教师，她和母亲给予我的知识，使我受益一生。她的丈夫则是一位钢琴师，他是纳珊和我在音乐方面的启蒙者。这对夫妇还有许多朋友，有时他们也会来家中小坐。战后经济衰退，艺术家首当其冲，从1918年到1922年的这四年里，梅瑟里别墅接待过落拓画家、卸任的小提琴手、小说家、诗人，俨然巴黎以外一处避世的文艺沙龙。

　　这场战争波及欧洲各个阶层，撼动了每个人的人生。历史会说，它打破了阶级壁垒，资产阶级进一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新技术的推广也前所未有地迅速；由于战争动员了举国的男性，在战时出外务工的女性开始取得独立的社会角色。但这种散发着革命气息的历史只写下了它最肤浅的一面，任何规则的打破，都伴随着毁灭、绝望、回天无力、身心俱疲。而在新秩序建立以前，世界还要遭受瘟疫、衰退、亲离子散、国破家亡的苦难。
　　新秩序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那应该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了。那时，生于一零年代的人已届中年，他们的父辈已经和破碎的世界一同长眠。战争带来了什么？像两次大战这样侵犯了全世界所有文化和阶层的事件，是这个世纪独有的，在更为久远的时空中，时代也无不是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战争到底促进了什么？
　　它唯一留下的，只是那些不肯驯服的灵魂迸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