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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德累斯顿(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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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德累斯顿,我们偶尔也到它东面的山谷里打猎。兔子是最容易打的,如果想打野猪,就得几个人通力协作,还得配备几头训练有素的猎犬才行。即使这样,如果野猪正面冲过来,其结果也很难逆料。我因为年龄太小而没有打过野猪,可能我也不怎么喜欢这种团队活动,如果队友们都是些老头子的话。
纳珊很少参加打猎,虽然有一次,他成功地打死了一只水鸭。他抬枪的动作流畅,枪口划过天空,犹如连音符号。但多半的时候他只是瞄准一下,并不扣扳机。
“因为我知道能打中,”他打量着我蹭得灰土土的衣服,然后对那杆毛瑟枪皱起眉,“而且我不太喜欢尖锐的东西。”
他拉起小提琴来明明是很尖锐的,仿佛琴弓是搁在他的心头,划出生命的音色。我喜欢摆弄一切尖锐的东西,步枪、弓箭、西洋剑,也包括钢笔——它在纸面上会留下穿透心灵的文字。我也很喜欢听他拉琴,只是他的尖锐总是刺向自己。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我十分轻松地说出这个想法,它只是一个逻辑推导罢了。
纳珊想了一下,低声但肯定地说,“你是我弟弟。”
我在德累斯顿从七岁长到十六岁,这个城市和它在那个年代里容纳过的人们,形成了我对世界的最初印象。
它发迹于萨克森王国鼎盛之时,这里曾经居住过众千的贵族,因而留下了鳞次栉比的公馆,其艺术风格使这些石砖垒成的房子具有了远高于其建筑材料的价值。房子里还陈列着从世界各国萃集而来的古董珍玩,这些无价的历史遗产沉默在熙来攘往的街市之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德雷斯顿是欧洲物价最高的城市,不过一个德雷斯顿人的地位是以其家宅的修葺年份、居址、建筑风格,主人收藏的艺术品和古董来论的。一个只懂得出租土地的乡下容克不会在这里找到特权,一个在威廉时代才跻身社交年鉴的暴发户,也必然因为其文化品位而备受歧视。
因而德雷斯顿城中遍布艺术画廊、古董商店,还有名声甚佳的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其交响乐团也在德语地区名列前茅。可以说,德国再没有哪里像德雷斯顿这样既风雅又年轻,有着一身公子气了。
但是我的父亲哈热尔•罗森斯坦因完全不是此道中人。他生于1869年,祖辈是居住在新城的一家犹太农产品贸易商,往上数两代,家里还能闻到各类禽畜的粪便味道。到了哈热尔这一辈,正逢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后的黄金时代。他因为独具眼力而发家致富,其后又攀上一位犹太富商的女儿、我的三个异母哥哥的母亲卡琳•罗森斯坦因-格莱斯纳。这位教养良好而比他年长的淑女纠正过我的父亲的口音和衣装品味,然而天不假年,卡琳生完雅克之后就去世了,那是1901年的事情。
哈热尔与格莱斯纳家族的生意往来也由此终结,当时他32岁,在人生和事业巅峰上遭此不幸,此前他还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大的打击。
这时米尔顿才10岁,被送进英国的一所寄宿制学校。托马4岁,寄养于乡下的亲戚家中。雅克留在父亲身边,由一位乳母照顾,他生来没有母亲,父亲又意志消沉,这与他日后每每感到不受重视,因而随波逐流是否有关?
20世纪初的德雷斯顿沿袭着威廉时代末期的繁华,积攒了三十年的财富以先进交通设施的修建的形式展现出来。遍布名宅的洛施维茨建起了世界上第一条悬挂铁路、横跨易北河的悬索铁桥惊云青桥,上流社会迫不及待地想成为第一个跻身于城市噪音的特权人士,这些隆隆作响的大家伙很快成为德雷斯顿的名胜,又被整个欧洲所羡慕。
我的父亲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他的家中,能看见悬挂列车攀上高高的山峰。这位勤勉的商人在40岁时成为德雷斯顿首屈一指的粮食批发商、新晋于社交圈的暴发户。他热忱于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到处学习礼仪、措辞,试图纠正口音,不过当他在1908年遇见未来的继室,克拉拉•莱西特小姐时,还会穿着常服去打猎呢。
莱西特小姐并不出身于名门望族,她只是因为未婚而成为家庭教师才被人这样称呼的。1908年,她23岁,在主人家遇到了前来访友的哈热尔•罗森斯坦因。这时哈热尔鳏居多年,年近40岁。他们相爱,并且修成正果。在势利眼的人们看来,这门亲事可算互不拖欠,哈热尔老而多金,莱西特小姐单门独户、身世清白。他们成婚于1911年,1912年纳撒奈尔出生,1915年伊萨出生,这桩婚事看上去顺风顺水。
不过社会学家是解释不了个人选择的必然性的,哈热尔迎娶莱西特小姐时当然做过一些现实的考量,但他为何在1908年注意到这个眉眼不算明丽的家庭教师,并且对她产生兴趣?他的长子米尔顿在写于50年代的回忆录里追述过一件事,那时两位当事人已经故去多年:
有一天,父亲和我聊起家事,那时他已经把家族的事业交由我打理,自己安享老年。他和我谈起继母,这是自她认识父亲的30年来,我们第一次半正式地涉及这个话题。
“克拉拉不会成为你、托马和雅克的母亲,她不会也无意于代替你们真正的妈妈在你们心里的位置,这一点我在迎娶她之前已经知道了。”父亲坐在扶手椅里,缓慢地回忆着当时他的所想,“我没有办法为你们再找到一位母亲。”
我问他,这是否就是在妈妈死后的七年里,他始终没有续娶之意的原因。就在这一刹,父亲老泪纵横。他说是的,他一开始拒绝续娶,但后来他走出了情感低谷,听取他人的劝告,想给我们找一个妈妈,给这个家找一个女主人,给自己找一个妻子。那时父亲三十出头,家有财资,钦慕于他的姑娘并不少。但是在这些短暂的交往当中,父亲只是愈加明白了“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只是旁观者的好心话。他不是没有办法开启新的生活,而是在他对于新生活的所有构想里,再不会有夫妻之情。
因为我们的妈妈曾经多么深地爱过我们,爱过这个家,爱过父亲,当她死后,再没有人能从她身边夺走我们。说到这里,我几乎已经忍不住,想要紧紧拥抱我的老父亲了。
“那么您迎娶我现在的母亲的原因是?”
父亲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口气,“我不是像爱一个妻子那样对她的,我这样说会不会挺奇怪?”
“就像我也不是像爱我的母亲那样对她?”我点点头。
父亲到底欣赏继母的哪一点,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对我说,也许他要在儿子面前维护的一点尊严。在讲完这番话的几个月后,父亲平静地死于家中。我曾经贸然猜测,继母有一种冷漠硬朗的性格,这或许让我那情感丰沛的父亲深深崇慕过;而且她也和父亲此前遇到的女人不同,她不爱我们,也十分明智地发现我们不会爱她,这反而能够让双方生活在一起,而不去侵犯各自的情感世界。
无论如何,那天谈话后,我释然了,并且开始亲近我的继母,克拉拉•罗森斯坦因夫人。我17岁时正要远离家庭,独自到英国求学,那时多年没有续娶之意的父亲忽然迎娶了她,这件事曾经让少年的我深深地感到了背叛。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父亲和我一样,我的母亲的亡故带来的创伤是永远无法磨灭的,而我们也用这种办法,依然感受着她的爱。
以上是我的长兄米尔顿的回忆录中的内容,我对这一切全然不知道,因为父亲袒露这番心曲是在1938年,那时我早已和这个家断绝关系,更名改姓,走在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上。我偶尔会想,克拉拉为何要嫁给哈热尔,她愿意放弃的东西,是否抵得上她即将得到的东西。我没有去想她是否爱过他,因为和米尔顿的经历不同,父母留给我的印象是,成为夫妻的两个人是志同道合但并无恋情的。纳珊在1939年的日记里也谈到了这一点,战后我与母亲相见,她把这本日记交给我,我第一次看到了她的悲怆。
除了纳珊,我在血亲这里没有感受过无条件的亲情,而我吝于讲条件。不过在父亲垂暮的这年,长兄和母亲和好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更小的时候,我是否还会从家里逃出来?但是我是在50年代才读到这个故事的,那时母亲也已死去数年,人们总是在感到安全时才能说出内心所想,而我们一家人曾有多么漫长的彷徨。
总而言之,父亲和莱西特小姐在1911年结为连理,现在她是克拉拉•罗森斯坦因夫人。在德累斯顿这个公子气的城市里,起先是卡琳,现在是克拉拉,教养着哈热尔不曾在早年养成的谈吐、品鉴、举手投足。这两位淑女为哈热尔的五个儿子启蒙,指导他们读什么书,念哪所学校,参加哪些活动,穿什么款式的衣服,说话时带怎样的口音。米尔顿能讲标准的牛津腔,得益于卡琳在他童年时聘请的英语教师;纳珊后来成为精湛的小提琴手,则是来自克拉拉对他在艺术方面的悉心调养。
家庭对我的期待不太多,我因而得到了更多自把自为的机会。德累斯顿是一个巨大的玩具城,我拉着弗雷泽,有时拉着格丽塔到处跑,这个充满高级沙龙、音乐厅、博物馆的城市,满足过我童年时代的种种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