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登堡的冬天》艾奥莉拉

14、德雷斯顿（六）

　　我幼年时的文法课是由母亲教的，她念文理中学时成绩拔尖，不过据说学得并不轻松。吉松夫人教我法语的书面词汇，但我也在乳母玛德琳那里学了一整套的南法腔，和相当多的俚语。我用德语思考，童年时读的书多半是百科类或者论述类的，我不看小说，但是看许多的童话和散文；我用法国乡下话生活，唱法语民谣。那些试图用措辞和口音来窥探一个人的出身和教养的人，总是猜错我的父母是怎样的人。

　　有一天，父亲问我喜欢学点什么，那时纳珊已经在学小提琴了，我就回答他，我想学画画，父亲马上给我找了一位美术老师。母亲则对这个想法不置可否，在她的印象里，乐器演奏是一门体面的职业，作曲家则不算，至于画家，从拉斐尔到高更，没有几位能过正常而有保障的生活。不过她又认为，小时候涂个鸦，倒也和长大后变成落魄画家没有必然联系，这只是一种人人都有的教养罢了。
　　结果父亲好大喜功，找了个在德雷斯顿艺术学院任教的家伙。他是父亲的朋友的合伙人的朋友，他第一次来到我家时，父亲让我像觐见国王一样见他。“这是一位大学教授！”我很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他还戴单片眼镜。
　　这位尊贵的教授用配备了观测仪的那只眼睛盯着眼前的八岁豆丁，先问了一大堆问题，比如是否已经会画静物素描，那几何体会画吗，几何体结构？！透视总该学过吧！！我对他说，“听您的意思，这些都是基础中的基础？”
　　“这还用说吗！”
　　“那我学了就会了呗。”我朝他做个鬼脸，“您连这个都不会教？”
　　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给父亲捣了多大的乱，也不知道父亲赔了多少笑脸，这位大仙儿才答应点化顽石。总而言之，在我八岁的这年里，石膏几何体和各种人体残件就变成我的玩具了。
　　不过我从来不是个好学生，交给独眼大仙儿的素描总是被他评为“完全不像”、“要仔细观察”，但是我觉得，即使是人为摆放出来的石膏块也会透露情感的。在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你把小圆桌子搬到窗前，铺着米色或格子的布，摆上一个立方体，一个圆锥体，一个三角锥体。你没有选择一张方形的椅子，是因为这张圆桌子的腿弯曲而细弱，几分钟前格丽塔还擦过它，她总是落落大方地把手垂在胯部曲线的两侧，不太守仆人的规矩。你没有摆那个嵌了圆柱体的四棱锥，是因为它不够简洁，远不如此刻仿佛巴黎圣母院和它的两个款式不一的尖塔的立方体、圆锥体和三角锥体那样接近上帝。而为何在这样一个下午，你想要画一幅几何体素描，纯粹是为了练习基本功？
　　但独眼大仙儿并不关心这些，他认为一个油漆匠学徒在经年累月的练习之后，就会忽然有了艺术家的灵魂。他已经用单片眼镜说明了他的主张。

　　所有的音乐老师都夸奖纳珊，无论这些老师是否听得懂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而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音乐。所有的美术老师都会被我气走，因为我同时说安格尔、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坏话。这真有趣，安格尔们对印象派口诛笔伐，印象派又眼红于后印象派的卖价，但独眼大仙儿一类的“艺术家家”认为，它们都是教科书里的人，你看不上高更，你就是亵渎经典。
　　大仙儿读过高更办的杂志吗？那才是这位浪漫实践家最贴近其生命、而又泄露其目光浅陋的艺术品。这不妨碍我喜欢他，他的见解因为缺乏教育而粗朴，但他为人雄健、虽然刚愎、炽烈、虽然不执拗，总是使我感到生命的力量。
　　另一位我喜欢的画家正遭受流离之苦。他浪迹天涯，变换过很多身份，他的绘画理论离经叛道，但也十分幸运，一度志得意满，但最后他还是被逐出这个他想要扎根的土地。他画音乐、逻辑的线条、古典时代败落后流散的思想、破碎的历史印象。他并非学院中人，但他有过一家学院，人们他的毁与誉都极端，只有岁月能带来冷静的评判。在我不曾遇到一位真正的导师的少年时代，接近他的心灵曾给我良多快慰。
　　不过我在遣词造句方面的能力要高于绘画，二者在速度上的区别就像枪和弓箭。即使是康定斯基的即兴画作，也需要好几天来绘制，而我远为锋利的思想已经飞纵而过，要以另一种更快速的方式记录下来。
　　我在他的《冬》里看到了旧时代在迅速飘摇，靓丽而形式主义的物件飞散在空中。他用了大量的黑红金色块，他绘制这幅画时是1914年，大战刚刚打响，德国以黑红白为旗帜。而给予我最大的安慰的，则是他写于1912年的《艺术中的精神》。这本艺术理论措辞干练，有着凛冽的逻辑线条。它塑造了我的语言、思维方式，乃至精神。我用图像思考，但是文字的穿透力胜过了图像，后来我没有成为画家，而是以文字留名，因言获罪，也因言废人。

　　我在少年时期常常被人评为叛逆，可惜越是说我叛逆的人，其本身越是奉规仪为神性。既然代代的美术流派都是在批判之上确立自身的门户，这些守冢人将不会如他们所愿，被历史记住。——他们一定尚未发现这个必然性。
　　我喜爱那些流浪的人，他们居无定所，是因为世界并不如他们所愿，他们把理想构筑在画布之上，然后死去，世上才有了美德。
　　不出所料，这些画家没有把我带到世俗所期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