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娘说主妇》姜悠

73、咸亨

　　咸亨，紧随总章之后，是李治在位期间的第七个年号，这个年号总共用了四年，也即李治二十一年（670年）、二十二年（671年）、二十三年（672年）、二十四年（673年）。
　　史载：“总章三年（670年）三月一日，因大旱，赦天下，改元咸亨。”——很明显，用咸享为年号，有祈求风调雨顺之意。但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它才不管你求不求，反正灾害继续在神州大地肆虐，一点减弱的趋势都没有。
　　如果那时候有朋友圈，那么诸如“地球重启”、“自然报复”、“人类清除”之类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了。而那时没有朋友圈，就能躲过这些吗？——并没有！
　　各种猜测，依然开始传播，而且颇具我们那时的时代特色，如：“天谴”、“天罚”、“国运衰竭”、“气数将尽”之类，总之，都是报应，都是有人做错事了，不是天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这些流言的传播速度，虽然没有现代这么快速，但是，传播速度依然惊人，短短数月，就传遍了神州大地，并飞向了周边四邻……
　　其实，对于这些转变，现代有部分科学家曾提出观点，说这是气候变化的自然结果，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太大的关联。
　　虽然我唐距现代有一千多年，但幸运的是，我们历来有重视记录历史的传统，于是保留下来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正是这些资料的存在，可以帮助现代研究人员穿透千年岁月，回眸那时的风云变幻。
　　1972年，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文中根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把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描绘出了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
　　研究表明：“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摄氏度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至3摄氏度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这种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性的。”
　　那么现在有一个新问题，这温度变化才2至3度，根据生活经验，气温出现这么点变化，根本就没感觉，能有什么影响呢？——会这么想的人，估计是漏看了一个关键词：“平均”。
　　回顾一下地球的构造，“海洋大约占地球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一”，海水具有巨大的热容，“使一定体积海水的温度升高（降低）1摄氏度时吸收（放出）的热量。约为同体积空气热容的3100倍。”换句话说，就是：“1立方千米的海水温度降低1度所释放的热量，可使约3100立方千米的空气温度升高1度。”
　　正因为有海水来平均，所以平均1度的变化，沿海也许没什么感觉，但是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十几度乃至几十度的变化。
　　气候变暖，对我大唐的总体来说，是好的，因为“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种植业与畜牧业分界线）北移，我们的粮食产量会增多，国力也就会增强。但是，“黎明前总是黑暗”，在接受气候的馈赠之前，我们先要接受它降下的磨难，或者说是考验。
　　在我们承受内患的同时，外部环境也不容乐观。因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我们有一个近邻，在长年承受气候的考验之后，首先收到了气候的礼物，它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吐蕃”。
　　历史上，吐蕃所处的青藏高原地区，农业基础很薄弱，粮食产量低，于是人烟稀少。可是当年吐蕃王朝竟然能够与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唐朝、大食打个平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升温了！吐蕃崛起遇到了一个天赐良机！
　　青藏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是青稞，它几乎是世界上唯一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生长的重要粮食作物，能适应高寒气候，即便如此，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太过恶劣，像青稞这样的作物，适合种植的区域也不多，而且青稞本身产量低，这无疑制约着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增长，而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多少，往往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强弱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温度上升，一方面是青稞产量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是许多原本无法种植青稞的地方，现在也可以种植青稞了，三是其他作物的种植范围和产量也可以随之提升，四是牲畜的生长繁衍速度也开始提高；五是不适合人类活动的地方，也变得宜居了……虽然无法从史书上找到吐蕃王朝粮食产量的详细记录，但是从吐蕃王朝能够调动的兵力来看，其人口基数已经今非昔比——我消彼长，吐蕃王朝，将兵锋指向了大唐。
　　史载：“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兴盛，四月，攻陷西域白州等十八个羁縻州。又与于阗联合攻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温宿）。时安西都护府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个军镇，治所在龟兹，既陷，罢安西四镇。至此，唐在西域的统治开始动摇，吐谷浑、鄯善、且末之地，正式为吐蕃所据。”——划重点，安西四镇丢了！
　　安西四镇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位于中西陆上交通要道之上，控扼这四个要点，整个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地区，就在大唐的掌握之下，可以说，四镇在手，西域我有，丢了四镇，就丢了西域。于是，我大唐和吐蕃，为掌握西域的控制权，长期以来围绕四镇进行反复争夺。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大唐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四镇始设。
　　永徽元年（650年），李治根据西域的形势，罢四镇，安西都护府也迁回西州。
　　显庆二年（657年），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次年，将安西都护府迁回龟兹城，四镇随之恢复。
　　咸亨元年（670年），再罢四镇，虽然不是第一次罢四镇，但跟上次不一样，这回是被人打上门，而且还是以前看不上眼的吐蕃，我大唐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觉得丢面子，特别丢面子，所以，虽然国力疲惫，虽然国家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朝堂上下，都高喊“打回去”！
　　在这种情况下，计划止战休兵的李治也别无选择，只能作出还击的决定。我也只好刮地三尺，筹备战需。可是，国内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于是大军只能在缺粮、缺兵、缺将的情况下出击，最后，唐军孤军深入，运输艰难，地形不熟，将帅失和，又遭遇了三倍于已的吐蕃军……最后，唐军败于大非川。
　　同时，也是在咸亨元年（670）四月，高丽平而复叛，这场叛乱时间长达四年，虽然最后唐军获胜，但是，我大唐在此期间，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
　　这时，需要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平息舆论，安定人心——不能是皇帝，否则将助长“国运衰竭”、“气数将尽”的谣言，无疑对稳定政局不利。这种情况下，皇帝可以知错，可以改错，不能认错。于是，我站了出来……
　　并且，我和李治还在朝堂上演了一出戏，用于解释，为何唐军会兵败大非川——为什么要解释呢？还能是为什么？看看高丽就知道了。我们这些年，扩张太快，打下的地盘人心并不稳固，如果我大唐稍微弱气一些，周边的这些小兄弟就会跟着闹，所以，大非川之败，不能是唐军无能，必须有别的原因，这个别的原因就是，虽然军队派出去了，但朝堂有人不支持，在后面拼命扯后腿，所以这次军队才会这么拉垮……不用说，这个“有人”，又是我！
　　所以那年的大明宫，上演了如下一幕：李治在朝堂再议出兵吐蕃时，被武后百般劝阻，气得拂袖而去……因为有之前泰山封禅那场戏作为铺垫，我们的演出大获成功，从此，李治成了大唐第一气管炎！而我，则是大唐第一河东狮！——驰名中外！
　　四镇，是因为我内政失误，以致被吐蕃攻陷。
　　四镇，是因为我强横干政，以致无法出兵夺回。
　　都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