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娘说主妇》姜悠

71、乾封

　　乾封，紧随麟德之后，是李治在位期间的第五个年号，这个年号也用了两年，也即李治十七年（666年）、十八年（667年）。
　　乾封，意为“晒干新筑的祭坛。”用这个年号，说明这一年，很可能发生了一件于祭祀有关的事——没错，确实如此，我家李治在这一年，封禅泰山，所以改元为乾封。
　　泰山封禅行三献礼，即陈祭品后须献酒三次，初次献酒为初献，再次献酒为亚献，第三次献酒为终献，合称为三献，每献主祭均选不同的人员，按爵位或年望高低排列初、亚、终献之行次。
　　依照旧礼，初献当然是皇帝，亚献和终献皆为王公大臣，女人只有一边看的份。麟德二年，也即封禅的前一年，大臣们上奏的流程安排是：李治初献，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整个泰山封禅的筹备工作，都是我在忙活，结果，没我什么事，我表示不开心，但也只能接受。可是，最后大家都知道的，我改写了历史，这一次，我是亚献，而且终献还是女人，她是我大外公的外孙女，我的姨表姐，太宗的德妃，时封为越国太妃的燕氏。
　　泰山封禅，女人没份？——呵呵！
　　后世有人对此评价说：“武则天迎风而立那一刻，无疑是在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撕开了一道缺口。”——这话虽然说的没错，但当时我参与封禅，可不是想要反抗男权，也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这样的结果，甚至不是我自己争取的，这其实是当时的政治需要。
　　麟德元年（李治十五年）底，上官仪谋反案暴发。次年（李治十六年），我和李治，开始对国家政策进行反思——不得不想了，上官仪结局之惨烈，完全出乎了我们的预料。李治一脸后怕地说：“我知道停战不容易，却没想到会这么不容易！”
　　痛定思痛，李治决定，为正在加速运行中的扩张政策踩刹车。
　　这个决定，对于李治来说，相当不容易，因为李治的偶像是汉武帝（不是唐太宗，没想到吧？）所以，征伐四方是李治儿时就有的梦想，现在，李治才三十几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而且大唐国力正蒸蒸日上，对外征战也是捷报频传……总之，急流勇退，说易行难。
　　常言道：“船小好掉头。”反之，船大，则掉头难。而我家大唐，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就能有一万多平米的船，已经不只是大船，而是超级巨无霸，这种政策的调整难度，绝对是地狱级别的。但是，上官仪以他全家的性命，给李治上了一课，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以后，可能就再也无法回头了。
　　所以，虽然难，但李治还是开始做了。他说，希望用十年时间，能让这台战车停下来，把对各方面的伤害降到最低，实现政策的平稳过渡……我参加封禅，就是这个转变中迈出的第一步，用于对外释放一个信号：我大唐，将要调整对外策略，与大家和平共处！
　　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选中我来传递这个友好的信息呢？——原因很简单：长相问题！
　　当然，这是开玩笑了，正式的说法是，我的国际形象更好——这是真话！因为当时我和李治的分工明确：女主内，男主外。不过，这个内外，不是宫墙内外，而是国境线内外。
　　李治负责扩边，打打杀杀的命令都是他下达。而局势一旦稳定，就由我来接手。那些刚打完仗的地方，我总不可能派人去收税吧？我派人过去，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安抚，必要的时候还要救济一下……所以，无意中，就给周边百姓一种错觉：李治“面目狰狞”，而我，则“慈眉善目”。正因为此，当年唐罗联军在百济纵兵大掠，激起百济民变时，大唐为安抚百济，就让不管军事的我，出面申斥我唐征伐百济的统帅苏定方（自此我与苏定方不合的流言就开始在江湖流传）……这方面，我也是老惯犯了！这样一来，更进一步地加深了我“慈眉善目”的形象，所以，由我来说和平，比李治更让人信服！
　　现在的问题是，我说和平那么多年了，但大唐不是一直在打吗？这说明我说的话不管用呀？——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很好解决，只要能够向大家证明，今时不同往日，我现在的地位不一样了，以前不管用是因为权力不够，现在权力够用了……就是在这种需要下，开始了我在泰山封禅上的表演。
　　泰山封禅，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的使节和酋长皆随行，封禅车乘连绵数百里——如此长路，足够向他们普及泰山封禅的前世今生，足够让他们相信：我，这个站在泰山之巅的女人，同时，也站在帝国的权力之巅！我说的话，管用！
　　虽然我参加封禅，是国家政治的需要，但是，当时主战派是大多数，和平派是极少数，甚至李治本人，在公开场合，仍然戴着主战派的面具——于是，江湖又有传言，帝后不和。
　　所以，在明面上，我参加封禅，还是我自己争取的结果。这些，也就成了我好大喜功，爱表现的佐证——唉！好冤！
　　泰山封禅的盛况，被无数影视戏剧展现过了，我再吹也吹不出花来，所以，我决定谦虚一下，此处略过不提。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一件与“慈眉善目”毫不相关的事，史称“武后杀兄”！
　　史载：“武后从兄武惟良、武怀运，与各州刺史到泰山朝见皇帝，跟随皇帝回到京师长安。武惟良等进献食品，皇后武则天秘密将毒药放入肉酱中，让魏国夫人（我大姐的女儿）贺兰氏吃，食后突然死去，于是归罪于武惟良、武怀运，将他们处死，改他们的姓为蝮氏。”
　　首先，我承认，武惟良、武怀运确实是我下令处死的。但是，这两人只是我的同族亲戚，我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分别叫武元庆、武元爽，我跟这两元都没啥交情，跟武惟良、武怀运之间，就更没啥亲戚情分了！
　　所以，这个“杀兄”，从感情上来讲，其实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从我内心深处来讲，这两人非但不是兄，而且还是仇敌。当年在山西时，他们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账，老娘一笔笔都在心里记着呢！
　　那么，我下达处死他们，是为报年幼时的仇怨吗？——不是！那些仇，我早报了，我让李治把他们一贬再贬，送他们去穷乡僻壤喂了好几年蚊子，早解气了！当年那些事，我还不至于杀人，我没那么小气！我杀此二人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伤害了我的准儿媳。
　　乾封元年（666年），我长子李弘（生于653年），虚岁已经14岁了，按照我们那时的传统，到了说媳妇的年龄，这媳妇人选，我早就物色好了，是我大外公家的人，是出自观国公府的女孩。
　　我跟李治商量好了，从泰山回来，就办定婚仪式，然后就要赶紧筹备婚礼了，这样两年后，十六岁的弘儿就可以大婚了——弘儿他爹（李治）、他爷爷（李世民），都是在这个年岁娶的亲，家族传统要保持！
　　可是，后来，弘儿的太子妃，是裴居道之女，而非杨家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期间，出事了，有人举报，准太子妃与贺兰敏之（我大姐的儿子），有不轨之事，被人当场捉拿。
　　后来，查问之下，准儿媳是被强迫的，而施暴人贺兰敏之，则被人下了药，神智不清。贺兰敏之清醒后，声称自己也是被人设计了，设计他的人，是武惟良、武怀运。而武惟良、武怀运的目的，是为了让武元爽之女，成为太子妃……我盛怒之下，下令处死武惟良、武怀运，同时，迁怒武元爽，将他再贬，迁至岭南之地。
　　至于贺兰敏之的妹妹贺兰氏，确实是被毒死的，她所食之物，也确实是武惟良、武怀运进献，我的准儿媳之所以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就是应贺兰氏之邀……所以，就算贺兰氏没有被毒死，我也会杀了她。
　　我本打算，我四个儿子，都从观国公府娶媳妇，因为杨家人会管家，看我杨姐、我妈，就知道了！可是，此事之后，观国公府死活瞧不上我家儿子了——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别的媳妇不提，如果我的三儿子李显，当年娶的是杨家人，估计，就没后来那么多事了……唉！
　　次年，即乾封二年（667年），贺兰敏之的母亲，我大姐武顺过世，居丧期间，贺兰敏之依然沉湎酒色，并在酒后失言，说之前，他想让自己的亲妹妹贺兰氏成为太子妃，而他自己则去当杨家姑爷，像他爹一样，过上靠女人养的生活。于是他将计就计，利用了武家人的计划，顺水推舟……后来，为了不让自己败露，于是亲手毒杀了知情的亲妹妹。
　　一个好人，要一直好，一个坏人，不可能突然坏。所以，当贺兰敏之事后找上杨家，表示要负责，杨家对于声名狼藉的贺兰敏之，断然拒绝，表示杨家再无能，养个女儿还是养得起的——事后证明，杨家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
　　贺兰敏之酒醒之后，对此事矢口否认。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是否相信呢？——这个问题，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将贺兰敏之流放雷州！
　　咸亨二年（671年），我的母亲过世，这个世界上，我在意的，又会在意他的人，一个都不剩了，他也是时候从人生的舞台退场了——赐死！
　　当然，杀人是要有理由的，再次强调，我是个守法公民，不会无故杀人，贺兰敏之的死，自然也是有理由的。理由就是：“武后曾拿出一笔钱，命敏之建筑一座大佛像来为武后之母祈福，没想到敏之竟将做佛事的绸缎中饱私囊。”——怎样？理由很充分吧？至于具体经过，就不要推敲了，毕竟，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哦！呵！呵呵！呵呵呵……
　　顺便说句题外话，乾封二年，贺兰敏之酒后供认自己罪行时，我的宝贝女儿太平公主才三岁，那时在长安城，凡是有女儿的人家，都视贺兰敏之为禽兽，防之如防贼，我怎么可能会不防着他？所以，请不要把这脏东西，跟我女儿扯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