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娘说主妇》姜悠

70、麟德

　　麟德，是紧接在龙朔之后的年号，是李治在位期间的第四个年号，这个年号用了两年，也即李治十五年、十六年。
　　麟德这个年号，早在头年，也即龙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已经定了，这个年号，取自一所宫殿的名字，它就是建在我们新家的麟德殿。
　　为什么不用“宣政”？也不用“紫宸”？而用“麟德”呢？这麟德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这就是个国宴厅，对，就是吃饭看戏的地方，不是民间俗称的金銮殿，我大唐的金銮殿名为含元殿。含元殿平时不怎么用，大朝会的时候才开门，平时都冷冷清清的，适合给孩子当鬼屋探险用。但大朝会的时候，可热闹了，“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等诗句，写的就是含元殿大朝会的盛况。
　　含元殿作为大朝会之用的正殿，本来是大明宫最大的单体建筑，可惜，麟德殿建成后，含元殿就变成第二了——听说，麟德殿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体建筑。
　　麟德殿建筑总面积达12300平方米，建造麟德殿共用了192根柱子，是今天故宫太和殿的3倍。大宴时，殿前和廊下可坐三千人，并表演百戏，殿前有一个开敞的广场，可在殿前击马球……如果那时候有朋友圈，我该怎么写，才能低调、含蓄、优雅地让大家都知道，我家光吃饭的地方，就有一万多平方米呢？好伤脑筋！——我大唐没有朋友圈，所以我没烦恼！不过李治可就不安份了，没朋友圈不要紧，他可以派兵去“请”，于是几顿饭下来，我们大唐的版图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花孔雀！
　　最初大明宫的设计规划图里面，并没有这个饭厅，但是，龙朔三年的某天，刚搬入新家的李治，闲来无事，在太液池以西散步，碰巧发现了一处印迹，仔细一看是麒麟的指印——天降祥瑞呀！属瑞兆四瑞中的大瑞，极其罕见，于是李治就指着指印处，下令修建一座能容纳千人的宴会殿堂。
　　后来，我听我家那两熊孩子说，那个“麒麟指印”，是李治带着他们，在那掏的小泥塘，当时挖的时候，李治跟他们说以后给他们养小鱼用，结果，鱼没有看到，却盖上房子了，儿子们委屈地趴在我怀里大哭，说：“父皇骗人！”——好你个李治！
　　顺便说句题外话，我的宝贝女儿，太平公主，就出生于麟德二年（665年）——果然祥瑞呀！
　　话说回来，麟德殿就这样诞生了。李治非常高兴，并下令来年正月改元，于是本来的龙朔四年，就成了麟德元年（644年）。
　　瑞烟深处开三殿，春雨微时引百官——这是我朝诗人张籍在《寒食内宴》描述盛唐时期唐大明宫麟德殿的盛景。
　　张籍是我朝中后期的诗人，他在我去世后半个多世纪才出生。我们大唐，诗人辈出，能在那个时候的诗坛中留下名字的人，都有那么一两句一说出来，大家都听过的诗句，张籍也不例外，比如：“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再比如：“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还比如：“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总之，很多。
　　每个知名诗人的身后，是无数无名诗人落寞的身影。同样的，诗人每首出名的诗句背后，是无数不为人知的诗句——天才如李白也不能例外，张籍也是如此。接下来，我想提的是张籍诗作中，一首有名却不是十分有名的诗，诗名为《西州》：
　　羌胡据西州，近甸无边城。
　　山东收税租，养我防塞兵。
　　胡骑来无时，居人常震惊。
　　嗟我五陵间，农者罢耘耕。
　　边头多杀伤，士卒难全形。
　　郡县发丁役，丈夫各征行。
　　生男不能养，惧身有姓名。
　　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
　　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
　　这首诗中，“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是名句，但这里引述这首诗，是想用前面那几句，比如：“农者罢耘耕”；再比如：“边头多杀伤，士卒难全形”；还比如：“生男不能养，惧身有姓名”！
　　为什么要提这个呢？这是因为想到我女儿的诞生，我就忍不住想起伴随我女儿长大的另一个小女孩，一个非常聪慧灵气的小女孩——大唐才女上官婉儿。
　　大家都知道，上官婉儿后期得到我的重用，后世在提及此事时，经常对此发出疑问，上官婉儿为什么不恨我？
　　上官婉儿为什么要恨我呢？因为史传，她的爷爷上官仪、她爹上官庭芝，是我害死的，而上官婉儿，无视父祖之仇，屈身事仇敌，有奶就是娘，人品极端卑劣……打住，她爷爷、她爹的死，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咱们先来看看，所谓的“仇”，是如何结下的？
　　上官仪的死，史书是这么说的：“麟德元年十二月（665年1月），因为唐高宗起草废后诏书，得罪了武则天，被诬陷谋反，下狱处死。”
　　李治为什么要起草废后诏书呢？史书说：“麟德元年（664年），皇后武则天引道士郭行真入宫，行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告发。武则天得到消息，向高宗申诉辩解。高宗又不忍废后，因怕武后怨怒，便道：‘这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于是我有陷害上官仪的动机。
　　我是怎么陷害上官仪的呢？史书说：“同年十二月（665年1月），武则天指使亲信许敬宗，诬陷上官仪、王伏胜勾结废太子李忠，图谋叛逆。”
　　上官仪为什么跟废太子李忠又扯上关系了呢？史书称：“上官仪曾在李忠的陈王府担任谘议参军，与王伏胜一同事奉过李忠，因此遭到诬陷。”
　　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是：“上官仪与儿子上官庭芝、王伏胜一同被处死，家产抄没，李忠被赐死于贬所。左威卫大将军、太子左卫率、郜国公郭广敬因为平时跟上官仪交好，也被贬官外放为隰州刺史，不久即病逝；右相（中书令）刘祥道罢知政事，改任司礼太常伯，唐高宗从此大权旁落，朝政完全由武则天掌控。”
　　先在这里小声说一句，这李治的大权早就旁落了好吧！之前就提过，早在显庆五年（660年）十月，李治在朝议时突然“目眩头重，眼不能视物”，于是下令“百官奏事，请武后决断”。那时，李治的大权就移交给我了，显庆五年与麟德元年之间，隔了整个龙朔时期的三年。而且这件事，也被记在同一部史书里，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这史官写故事的时候，太不注重逻辑了，不过，他写的故事那么长，有点疏忽也在所难免，求人不如求已，我自己来澄清！
　　先来回顾一下，整个上官仪事件，最初的起因是：“皇后武则天引道士郭行真入宫，行厌胜之术。
　　这个郭行真，我还真认识，我也真请过他入宫，但目的是为了给我家太子李弘治病，结果郭行真却借着李治和我的名义，到处收刮民脂民膏，李治非常愤怒，将郭行真发配爱州（今越南），并同时下令“官司检校不得令出县境”（当地官员要看住他，不让他离开县境）。这事被记载在佛教典籍《法苑珠林》中，此书著于总章元年（668年），与所谓的我引道士进宫厌胜（664年），仅隔四年。
　　更可笑的是，发配郭行真一事，发生在龙朔三年（663年），即行厌胜之术（664年）的前一年，那时，这个郭行真，已经在爱州好久了。难道是我觉得生活太无聊，夫妻之间太和睦，于是把这个骗子从爱州招回来，制造点夫妻矛盾吗？
　　所以，所谓的“高宗废武后”事件，纯属子虚乌有。但是上官仪等人确实被问罪，上官婉儿确实也是因祖上问罪而被没入掖庭，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就是史书自己说的：“谋反”！“高宗废武后”事件，明显属于后世（哪个朝代我就不点名了）写史之人的自由创作，所以逻辑上出现前后矛盾也就可以理解了!
　　前面已经提过多起谋反案了，可以得知，所谓的谋反，大多数都只是一个杀人的罪名而已，未必真“谋”真“反”。上官仪的谋反案，也是其中之一。
　　要说清楚这个谋反案，就要提到在上官仪案的前两个月，一封奏书：“麟德元年（664年）冬十月六日，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备言百济戍兵疲惫，征役劳苦，奖赏无信，西归无期。恐师众疲老……”——这封奏书，被简称为“刘仁轨上书言百济戍兵疲惫”。
　　百济是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小国，显庆五年（660年），唐军与新罗联军攻击百济，百济灭亡，百济故地被我唐划分为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这刘仁轨，就是戍守熊津的都督。
　　唐罗联军灭亡百济后，纵兵大掠，激起百济遗民的反抗。百济人将故王子扶余丰从倭国（今日本）迎回拥立为王，并赴高丽、倭国请援。龙朔三年（663年）八月，刘仁轨等在白江口以少胜多，大败倭兵，焚毁倭国的船只四百多艘……倭国经此次援助百济失败，历九百年不敢侵略朝鲜半岛，但大批百济遗民逃亡倭国，成为隐患。
　　刘仁轨，作为一名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将领，他说的话，是来自前线的呼声，当时作为宰相的上官仪，响应了，并向我提出止战休兵的建议，但是，我知道李治是不会接受的，不仅是李治，当时朝堂上上下下，都弥漫着一种极度乐观的气氛，大家都沉浸在开疆扩土的亢奋中，任何止战的建议，非但不会被采纳，甚至会被视为“不爱国”！
　　当时，朝堂对于刘仁轨的上书，普遍的看法是，这是在“表功”——条件越恶劣，越能衬托出功劳不凡。所以大家都认为，处于一线的人，肯定会把情况往差里说，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上官仪，把刘仁轨的上书“当真”，大家都笑上官仪书呆子，不知人情世故……
　　在这种情况下，上官仪要求我去向李治建议休兵，我当然不会答应，我直接把皮球踢回给他，说：“劝谏君王，是你宰相份内之责，要去你自己去，你何苦在这为难我一个妇道人家？”
　　我以为上官仪会知难而退，但上官仪真去了，李治震怒，但上官仪一根筋，一而再，再而三上书，同时上官仪并不孤单，废太子李忠、郭广敬、刘祥道、上官庭芝、王伏胜这些人，均附合上官仪，那时，李治正醉心于征高丽——那个隋炀帝、唐太宗都未能征服的高丽。皇帝的心里，只有前代皇帝才是对手，如果能打下前人所不能打下的地方，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满朝文武，何曾不想成为超越前人的名臣名将，于是，大家都在心里叫嚣着：“打！打！打！”
　　上官仪的坚持，不仅触怒了李治，他还触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军官，尤其是贵族军官。因为只有打仗，才有军功，才有封赏。如果不打仗，长孙无忌的庶子们，如何能当官？
　　如果上官仪真的成功了，那么，有很多人，不仅自己的前程没指望了，儿子们、孙子们，也都没了出路。于是上官仪等人，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剌……于是，上官仪的谋反案，就这么被定案了。
　　这个案子，我和李治，都未曾参与谋划，更加不是主使。只是，我和李治，在整个事件中，看破却保持沉默——那时，我才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就脱离了人的掌控，不是一两个人说停，它就会停下来，哪怕位高如我和李治也不行，除了沉默，我们别无选择。对于上官仪，我们只能在心里说声抱歉！所以，后来我对于上官婉儿的宠信，部分是因为她自身的能力，部分，源自于当日沉默的愧疚……
　　上官仪的死，不是李治或我，一两个人的震怒所导致的，他是被那个时代所埋葬——那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光荣之下，暗潮涌动，处于金字塔中上层的人，视而不见，但隐患的的确确存在。我们会及时发现吗？会正视吗？有直面的决心吗？有解决的勇气吗？这些问题，留待以后再回答！
　　——“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