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和柳繁 (3) 柳繁的身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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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盟向共和国表达了关系正常化的声明后，联盟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加之党内腐败严重，无力应付对外关系，因此，两国关系并没有进一步的改善。
83年的时候，柳繁在赫尔岑教授的帮助下，发表了两篇顶刊论文，一时间全系都为之震惊。其实共和国的留学生的水平高，大家是心知肚明的，不过由于部分人的政治偏见，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他们的成就和能力。柳繁能遇到愿意平等对待学生的赫尔岑教授，属实幸运。大三下学期，她的毕业设计和学位论文，已经完成。赫尔岑教授给了她极高的评价，并给在共和国的好友欧阳教授[1]写了推荐信，欧阳教授即便是在联盟都颇有声名，赫尔岑教授能给柳繁这么大的毕业礼，是我没想到的。
本来柳繁是准备在莫斯科待四年的，然而恰逢此时，欧阳教授受聘为共和国首座核电站总工程师，他向赫尔岑教授表示，他对于柳繁的有关压水堆核电站动力学的论文很满意，在得知柳繁已经具备了毕业的条件后，便希望柳繁能提前回国，一边攻读硕士学位，一边参加核电站的设计工作。说是工作，其实以柳繁的资历是不可能担任什么重要岗位的，但是，能跟在欧阳教授这样的顶尖专家身边学习，柳繁当然不会拒绝。浙江杭州是柳繁的故乡，而秦山离杭州只有一百公里，柳繁大概也是想家的。
柳繁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共和国在60年代中期到79年代中期，曾有过长达10年的社会动荡，某些共和国党内的虫蠹，利用了国家的政治运动，开始争夺权利，大批知识分子、商贩，甚至普通工农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柳繁的父母都在浙江大学任教，她父亲在文学院，母亲在机械工程学院。她的父亲因祖辈阶级成分和学术论文的遣词造句而受到迫害，她母亲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既然学生都罢课了，你强大的数理基础是怎么来的呢？”我调侃道。
“论数理基础，我觉得还是你比较强”柳繁随口吹捧道。
“我是指，你怎么学习的。”
“我父母教的。”
“他们每天都和你在一起吗？”
“不可能的。我爸妈白天要工作的——一些他们不擅长的工作。我要和革命队伍一起到处晃悠，贴一贴公告什么的。我都是晚上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是上午睡觉，晚上在实验室熬到深夜。”
“他们居然没把你也抓起来。”
“不至于的，随便写个什么断绝父女关系的声明就能把他们糊弄过去，我还能趁机捞些生活用品，当时只要我说我爸不是我爸，我们就算还住一起都没什么。”
“你父母，没生气吗？”
“他们教我干的。在某些形势下，宁折不弯不如韬光养晦。”
我的承认我听她的经历就像在听传奇小说一样，她的句法过于复杂，我的德语水平只能大概意会。
她的数学和物理主要归功于她的母亲，她的父亲教了她德语和哲学。按照她的说法，她们家里应该是缺纸少笔的，至于教科书，则是完全没有的。更细节的内容，柳繁不愿多提，大概触碰到了她不愿展示的伤痕，我也不想再问。
不论如何，我由衷地敬佩这样家庭的毅力和骨气，他们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倒下一样，就像我们对共和国的惯有印象，共和国强盛过，衰微过，但是从来没有被打倒过。
柳繁的父母对柳繁的教育是正直的，我从未听过柳繁对共和国有任何怨恨和不满。她的父母在数年压迫后，依旧保持着身为学者，对于社会进程的客观。
“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政治避难吗？”我问她。
“你说的这个，在我们那儿叫叛国。”她说。
“可是你们并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理由为□□分子的错误承担代价。”
我对于他们没有在那件事开始的时候远走他乡而感到不解。
“不能这么说吧。其实也没什么。社会发展其前进行和曲折性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发展不可能永远直线向前，总会有错误发生。有些事情是没有必要深究该怨恨谁的，也没有必要深究是谁的责任，要深究的是怎么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去。我爸妈是这样告诉我的。”
柳繁的父母对柳繁的教育是正直的，我从未听过柳繁对共和国有任何怨恨和不满。她的父母在数年压迫后，依旧保持着身为学者，对于社会进程的客观态度。
“那他们现在做什么？”
“当然还在回学校教书，不然还能干什么？我妈之前的研究中断了，她还在继续那个项目。我也不知道我爸除了上课还干什么，大概是下棋或者遛鸟吧，他快退休了。”
柳繁回答地理所当然，我却有不同地看法。
“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就出国了。”
“你可不会出国，索科洛夫教授可不会放过你的。”
“别了，那老家伙可能跑得比我还快。国家赔偿你们了吗？”我问。
“算是吧，把原来的房子还给我们了。给我的好处比较多，不然我可没钱来这儿念书。”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这种人不是脑子出了什么大毛病，就是真的傻。但是后来当我们真的站在列宁核电站10公里外的树林里，看着反应堆上的白烟的时候，当联盟政府限制我们的人身和言论自由的时候，当国家和政府背叛了我们近22万人的时候，当几年后我们为核电厂那场无妄之灾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之所以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糊涂，而是因为我们无比清醒。
柳繁的归期将近。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希望柳繁能多在国立大学待一些时日的，因为她几乎是我在国立大学最好的朋友。如果她走了，那么就不会再有人和我一起在晚饭后散步闲聊，不会再有人陪我去红场附近闲逛，更不会有人再在冬季越野的时候拖我的后腿和我打打闹闹。
柳繁安慰我道：“放心吧，弗洛夏，我们早晚还会有学术交流的。”我当时以为她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近年来两国的学术交流并没有那么频繁，而且核电站的工作更不可能允许她长时间离开，但是来的事情让我认识到，她说的是真的。
“算了，还是我去共和国吧，等我什么时候受够索科洛夫了。”我不愿给她增加额外的心里负担。
离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我记得柳繁跟我说过，他们国家送别的时候喜欢送别人柳树枝，因为柳树的发音在中文里和挽留是一样的。所以我特地跑到国立大学的植物园里，找到了一棵柳树，这个季节柳树其实只剩干枯的枝桠了，我折了一小截树枝，可是根本认不出来是什么树的树枝。最后我只好用一张纸，写了“Weidenzweige ，Von Frosien ”(德语“柳树枝，来自弗洛夏”)，然后把小树枝包进去，趁着柳繁收拾行李的时候，悄悄塞在了她的行李箱里。
那天早上我到火车站送柳繁。我本以为她会有不少行李，没想到只有一个破旧手提箱。
我们没有说什么告别的话。
我只是和她拥抱，把她送上车，然后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烟囱飘出白烟，那辆跨越了两国界限的火车慢慢驶出了站台，驶向东方的阳光。
早上的阳光温和地洒满了整座城市，冲淡了我的伤感。
我脑中只不断回响：
再见吧!上天保佑你,亲爱的朋友啊,
你千万不要同自由和福玻斯分离！
你将探知我所不知的爱情,
那充满希望、欢乐、陶醉的亲呢你的日子像梦一般飞逝,
在幸福的恬静中过去!
再见吧!无论我到哪里:处在战火纷飞中，
或重访故乡小溪的和平宁静的堤岸，
这神圣的友谊我将永怀心间。
但愿
但愿你所有、所有的朋友都幸福无边。[2]
走过红场，我听到了国际歌的旋律，不知道那边在办什么活动。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脚步变得轻快。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我和柳繁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