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娘说大学》姜悠

64、西州 它就是个填

　　我当时答题的内容，如果自拟标题，那就是：“华而不实的大唐西州”！
　　拿着倒数第一的成绩回宫后，被后宫众人笑死了，她们说我好傻，这题目明摆着让你歌功颂德，你怎么写成这样？
　　我郁闷极了，其实我也知道，刚开始我也是在“歌功颂德”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可是写着写着，不知怎么就想起了那天太子妃说的话，于是就歪了。
　　那天太子妃说，当初陛下采纳焉耆的建议，可能就有将高昌并入大唐版图的想法，可惜高昌目前只适合作为属国，这是它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她说，属国与我唐的关系，类似于分封制。“分封制”盛行于西周，那时，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分封给诸侯，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的基础）。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分封制”开始破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此后“郡县制”成为中原王朝的主流。
　　她说，虽然“郡县制”好处多多，但西周（前1046～前771年）历时近二百余年，都实行的是“分封制”，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局面，说明“分封制”自有其优势，那么与“郡县制”相比，“分封制”的优势是什么呢？
　　她说，在她眼里，“分封制”最大的优点就是有利于推动边远地区的发展。首先，在“分封制”下，地方治理权分派在当地诸侯手中，因此他们能够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对策。而“郡县制”是一种集权体制，要求决策权上交到朝廷，地方没有决定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也就做不到因地制宜。朝廷政策的制定，因为要考虑到通行天下，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局部不适应的情况，越是偏离政治中心，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就越明显，毕竟政策的制定者，大多居于都城，他们中很多人，有些地方一辈子都不可能踏足，所以对于有些边远地区的情况了解甚少，甚至是完全不了解，于是政策难免出现偏差。
　　其次，各地诸侯的利益和当地的长期利益绑定在一起，也更有积极性投资一些长期才能见效的事业，比如说农田水利等等。而郡县制的官员都是流官，一般任期仅有数年，难免产生重视短期政绩，忽视长期见效工作的现象。过去地方上有很多知名的水利工程，比如都江堰，郑国渠都是在战国割据时代做的，秦汉之后，虽然有大规模治理黄河，但是地方上再也没能出现大型知名工程，难道只是巧合吗？
　　所以，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不平衡、文化差异较大的西周时期，中原王朝采取“分封制”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驱同，“分封制”促进地方发展的优势不再，反而是它所具有的“离心力”的特征被凸显出来，诸侯国互相征战，人民苦不堪言，于是“郡县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她认为，高昌与大唐，因为有沙漠阻隔，自身实力羸弱，所以更类似于西周时期的诸侯国与周王朝的关系，而且高昌外有强敌环伺，自身环境优势不明显，它很难成为大唐的祸患，此时让它自行成长更加适宜，若急于将它并入大唐，不仅高昌会逐渐衰弱，与它临近的陇右一带也会被它拖累——魏征当时所说的“人员损耗达十分之三四”，正是她根据历史资料反复核算后提交给魏征参考用的数据。她说，这个数字，是以高昌国民心向大唐为前提估算出来的，但是，如若侯君集所率大军在高昌有什么过激举动，这个损耗还会加大。
　　侯君集初到高昌时，还是颇有大国风范。他率兵行至柳谷，探马禀报说麹文泰将要安葬，高昌国人到时候聚集一处，可趁机袭击。但侯君集却认为趁其墓葬时偷袭不是问罪之师，拒绝这么做，于是领大军敲着鼓前进，攻略高昌国的田地。但是，后来，就像有司弹劾的那样，他做了两件不太地道的事：一是将一些没有罪的人发配；二是因为私自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于是不敢约束手下将士们劫掠财物。这两件事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将高昌国比做是“高昌住宅小区”，而鞠氏高昌就是该小区的物业，高昌国民就是该小区的居民。对于小区居民来说，他们并不在乎物业是谁，在乎的是物业费和管理水平。他们鞠氏高昌不过是一个地方企业，而我大唐物业，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管理团队，而且跟他们祖上是老乡，他们家的祖坟都是大唐管的，在感情上，本就亲厚，很容易取得他们的好感。但是，新团队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的人卖了，还把他们的家抢了，他们会怎么想？
　　高昌小区居民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后来正如太子妃所预料的那样，这西州成了陇右一带的财政黑洞。本来在西州还是高昌国的时候，我们不用派人跨越千里大沙漠去守，更不用花费钱粮，那时对于他们的朝贡我们虽然要回赠以厚赏，但进出间大唐有时还会有盈余，而变成西州后，它就是个填不平的大窟窿。
　　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差矩呢？这里面的计算过程太复杂了，我也不会算，毕竟小时候我不需要算，后来，坐上大殿的宝座后，有人给我算，我只需要知道原理就行了，简单地说，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国企和私企的区别，一名话概括：私有经济更有活力！
　　此外，在灭亡高昌一战中，邻国焉耆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同时又失去了强有力的竞争者——想当初，高昌与焉耆就好比西域各国进入大唐的两家“马路驿站”，双方比服务，比收费，于是西域往来的商旅在此二者的竞争过程中，享受到了更好的服务，现在换成了国企和私企的竞争，客户大量转入焉耆，于是焉耆也开始不安份了。而此时，大唐对于高昌的整合进展缓慢，不可能再征伐焉耆，同时，大唐与西突厥之间，失去了高昌这个缓冲，冲突更加频繁。两年后，也即贞观十六年，西突厥进犯，太宗说道：“魏徵、褚遂良都劝朕再立高昌国王，朕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如今正是咎由自取呀！”——看来，太宗也后悔了，可惜的是，我的小学毕业考试成绩已经不可能更改了，而那年，我的同学们都一致“歌功颂德”，于是除我之外，全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称号，为此，我开始认同“导致思想僵化也是郡县制的缺点”的观点。
　　主张这一观点的人说：“郡县官员全由国家任命，于是文化人过度依赖统治者，不敢有自己的主张。”而“分封制”下，君主对文化人的控制能力就会减弱，文化人们完全可以像今天的打工仔一样，高喊着“东家不打打西家”的口号，保持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于是便造就知识和思想的蓬勃发展和百花齐放，这或许就是那时会产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于贞观十四年的我来说，“倒数第一”虽然让我心生郁闷，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我常年占据此位，已经习惯了。更重要的是，我都快出宫了，忙着收拾行李，没太多时间去郁闷，只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数天后寒假里一顿火锅，我就签了张保证书，把自己给卖进了国子监——唉！怎一个傻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