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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 弟弟原本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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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原本订的回程票是正月十六的,因为家里给哥哥安排了那天相亲,哥哥非要拉着他一起去,他也是好奇,便推迟了一天。
姑娘家是市里的,比哥哥小两岁,是父亲同事的女儿,俩人工作也离得很近,姑娘就在哥哥隔壁的纺织厂上班。父亲去年这个时候就跟哥哥说过这件事,哥哥口头上答应,以工作、年纪各种不相应的借口磨磨蹭蹭腾了一年。
三人约见面的地方是市里的劳动公园,地方是姑娘挑的。那里是处对象的小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但他俩是相亲,头一次见面,该是找个饭馆好好面对面坐下观察对方,再说现在是冬天,三人在里面晃晃荡荡不知道要冻成什么样。
预定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哥俩临出发前,母亲还不放心,一个劲的嘱托把女方的照片揣好,不要太早回家,逛完公园领姑娘找个饭馆坐坐,吃个晚饭,并且还要给哥哥塞钱,被哥哥退回去了。
弟弟曾想过,哥哥同意把见面地点订在这里是因为有着跟女方一样的想法,‘省钱’,但是他错了......
哥俩提前五分钟到的公园门口,是路上弟弟提醒他不要叫女孩子等候才提快了脚力。
五分钟很漫长,哥哥穿着新的羽绒服,裤子还是上次送弟弟走时的肥腿工装裤,洗的有些发白,弟弟曾建议他穿自己的西裤,被拒绝了。
弟弟无聊时在几阶楼梯上反复行走,他观察过,哥哥每十几秒就要拿出口袋里的女方照片盯上片刻,然后再抬头四处张望,仿佛记忆受了午饭餐桌上那条红烧鲤鱼的传染。
在某一瞬间,哥哥低头抬头的动作变成一秒两次的时候,弟弟知道是对他施法变成鱼的人来了。
弟弟在家里抢她的照片看过,还夸过她漂亮,一看就会是个好妻子,说哥哥有福气,哥哥当时笑笑没说话,现在面对面见了,本人比照片漂亮了许多。
姑娘身穿黄色到腰的羊毛大衣,颜色偏淡不张扬。弟弟记得母亲也有一件类似的,说是苏联解体后开始从那边流行过来的,还拿出来跟他炫耀是父亲送的礼物。
姑娘下身牛仔裤,脚上老式高跟鞋。
她同样刚把手里的照片揣进兜里,快步向这边走来,马尾辫子在身后左右摇晃。
她的开场白很简单,‘你好,我是杨勇的女儿,杨兰,杨兰花的杨兰。’
近距离的观察让弟弟觉得她和她的名字一样,纯洁,典雅,白皙脸上被冻出的两道红晕像幸福到来前的预兆。
弟弟知趣向侧后方退了一步,让出今天的主角。
主角见面,空气有过十几秒的停顿,直到他用肩膀撞醒了哥哥,互相介绍的开场白才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三人进了公园,弟弟跟在两人身后,一直在偷听两人简短的对话。
杨兰勉强算是健谈,起码比起哥哥的‘嗯’‘哦’‘好’强上一点,也只是一点。
在公园转了两圈,天渐渐有了黑的迹象,公园里昨天元宵节过后没来得及拆的花灯一个接一个亮了起来,来欣赏的人也慢慢增多。
周围开始浮起的嘈杂声似乎给了哥哥些开口的理由,他们才开始了正常的交谈。
杨兰说起了她名字的由来,是她父亲给起的,是当年送给母亲的定情信物,现在还在她家的窗台上,每年开花两次,特别美。
她说自己查过资料,杨兰花最早产自新加坡,她很想去那里看看。
她还说起了最喜欢的乐团解体了,因为小帅虎去服了兵役。
她和哥哥走的很慢,她将此怪罪于叫上来自母亲的老式高跟鞋,临走前非要她穿上。她这是位数不多几次穿高跟鞋,在这样一个外面到处倒是被压的硬邦邦的雪地上,总害她担惊受怕会随时倒下,她说还是喜欢自己的平底鞋。
哥哥跟她谈论起的除了工作只有工作,似乎那是他人力车最重要的两个轮子,又厚又大,才能跑的又快又稳。
杨澜却说她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纺织厂操作台刺耳的声音只会让她每天回家后还要耳鸣上半个小时。
交谈到这儿,哥哥失去了兴趣,他的眼里只剩下周围五颜六色的花灯,但嘴里还是会出于礼貌,回到最开始的‘嗯’‘哦’‘好’。
十几分钟后,相亲宣告结束。
分别前弟弟出声替沉默的哥哥邀请她一起去饭馆,她说父母在家做好了在等她。
弟弟还提议一起送她回家,她说家离得很近婉言拒绝了。
她离开时,有淡黄色的灯光打在身上,马尾辫随着她的步子轻微摇晃在脑后,一下又一下,敲打着某个还没被冻僵的心。
哥俩回到家,母亲询问看的怎么样,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早,哥哥回答还好、女方家里等的急。
饭桌上少不了母亲对细节的追问,哥哥大部分注意力都在碗筷上,一直默默点头,将对付杨兰的方法又重复了一遍。
母亲见问不出什么,便开始转变目标询问弟弟,弟弟选择了跟哥哥一样的方式。
母亲知道这事大概是成不了了,不再追问。
当晚,在哥俩的房间里,弟弟问哥哥的看法,哥哥说杨兰人很好,但她不喜欢属于她自己的人力车,他认为两人道不同。
弟弟继续追问为什么见面之前会那么紧张,哥哥说那不是紧张,只是想好好记住对方的样貌,见面了认不出不礼貌。
弟弟笑他说见了面不说话就是礼貌?
哥哥对此答复是怪弟弟从小只教了他如何捉弄女生,没教怎么和她们说话。
弟弟哭笑不得。
他们那天睡得很晚,弟弟总是不停地追问,‘哥,你真的不要试试?’,起初哥哥还回他个‘嗯’,后来说话的力气没有了,变成了点头,再后来答复他的是阵阵鼾声。
那晚弟弟做了个梦,梦里自己已经成家,在厨房里忙活的背影是他妻子,马尾在脑后一晃一晃。
第二天一早,弟弟收拾行李赶火车,父母很不舍得,问他下次归期是什么时候,他说不出意外还是过年,父亲告诉他学校的分房下来了,母亲笑称下次回家怕不是要找不到家门了,弟弟笑着说没事,有电话联系,并打趣父亲谦让了半辈子的分房以为会等到下个世纪,父亲无奈眼神看向母亲。
哥哥是和他一同走的,先送他去火车站,再回市里厂子旁的出租屋。
哥俩分别时,哥哥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送给了弟弟,说是出门前母亲硬塞给他的,两人互拍肩膀,然后转身各自离去。
亲兄弟之间还是互相了解的,那张纸条上写的是杨兰家的电话号码。
回到南方后的弟弟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工作过后都会躺在床上手拿着纸条反复纠结要怎么让它发出‘嘟,嘟’的声响,这串号吗久而久之也印在了他的心里。
直到清明前后,他想着跟去年一样,给哥哥去通电话,让哥哥回家祭祖时帮自己带份纸钱尽尽孝道。
那天天还没亮他便醒了,这是他初中时冒出来的习惯,知道第二天有事要去完成,大脑会比平常早叫他起床。
也许是起早了,脑子还不清醒,电话号码被他熟悉的按错了。
也可能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接起电话的是杨兰,她在电话那头‘喂,您好’重复了好多遍,她的声音有些疲惫,尽管音量被她故意降低了很多,弟弟依旧听的出来,他知道,这不是梦。
以前设计过无数次两人第一次通话的内容,此刻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了。
弟弟还怕她挂断,匆忙回复她,‘喂,您好。’
杨兰对这个声音有些耳熟,她每天都对着纺织厂里轰鸣的操作机床,男人的声音听的并不多,听过的大多能记得住。
‘你是......上次公园的那位?’
‘是的,啊,不是,我是他弟弟。’
‘你怎么有我家号码?你有什么事么?是要找我父亲么?’
对于她一连串的问题,弟弟一一作答。
‘别人给的,不,是我要来的。’
‘没什么事,打错了。’
‘本想打给我哥。’
‘哦。’杨兰回答的很简短,停顿了两秒,她说,‘那还有事么?没事我这边先挂了。’话语里带着鼻子抽吸的声音。
‘等等......你,.感冒了?’
杨兰说,‘嗯?没有,只是困了。’
弟弟说,‘对不起,把你吵醒了,’
杨兰说,‘没有,正好我下夜班刚回来。’
弟弟说,‘哦,难怪听你声音有些累。’那句后面的‘就不打扰你休息了。’他没舍得说出口。
电话那边‘嗯’了一声,两人陷入沉默,却谁也没挂断电话。
直到弟弟鼓起勇气,用略带玩笑的口吻问杨兰,‘如果下次我又打错了,怎么办?’
电话里随之响起‘嘟,嘟,嘟’的声音,急促有力,像他们隔着电话在聆听彼此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