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序九

19、你的故事=他的人生II 三个月的实

　　三个月的实习期游游荡荡飞快结束，炎炎夏日也倏忽而过，云城秋意渐浓。因为我坚持到了转正，所以栏目里的人聚在一起庆祝，席上杨东霖态度坚决地要我改口叫他老杨，说，明明是同一年生的，凭什么被我生生叫老了一个辈分三个月。之后我顺口叫了“杨老师”几次，被他瞪了几眼之后，就也顺溜地和大家一起喊他老杨了，可见习惯是如此容易被改变。另外，我并不觉得这么喊有让他听上去年轻。
　　转正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和一个摄像老师早早约好第二天八点出发去法院，因为是第一个独立的采访，略有兴奋，赶了个大早到台里，时间一到就兴冲冲开着采访车拐出了电视台大门。路上接到了杨东霖莫名其妙的电话。
　　“喂，你在哪呢？”
　　“我已经在去采访的路上了，和张老师一起呢。有事吗？”
　　他顿了顿才接话：“没什么事，挂了。”
　　中午我回台里，下车时在驾驶座座位底下踩到了什么，摸出来一看，俨然是杨东霖那一不小心就失踪的采访本。再一翻手机，果然见他在群里号召大家帮他找找，我拍了张照片发上去，他坚持一定要请我吃中饭来表达感谢，于是硬生生聚到一起吃了顿食堂。
　　在食堂门口还碰到了才赶来吃饭的金老师。
　　“小关啊，你杨老师早上找你没找到，有事的样子，他和你说了没？”
　　“没事没事，我打过电话了。快吃饭去，别多管闲事啊。”杨东霖顺势帮他抵开门，推他进了食堂。
　　我寻思着他早上也没说出个什么事啊，正想再问，他已经拐了个弯向停车场走去了，于是那天早上的事情成了未解之谜。
　　因为大家都独立采编，所以在转正之后没有什么和他一起出去的机会，好像连一起吃饭也很少。再次出同一个采访，已经是被风萧瑟的十二月了，是报道一次车祸，我是被临时喊去支援摄像的。那天我去仙居社区了解敬老院的过年安排，据说这是每年的固定报道，让我先做个前采，接到顾主任的电话的时候，采访将将到尾声。
　　“小关，你现在是不是在新苑园附近？那边西门十字路口出了车祸，好像还挺严重的，东霖接了消息先过去了，你结束了的话去支援一下。”
　　快速收尾了采访，想着跑过去太慢，就借了辆公共自行车。我到现场的时候，围观群众占了三岔路字路口周围，警察隐隐绰绰地夹在人群之间，呵斥着不要拍照、不要围观。
　　拨了个电话给老杨。“老杨，你在哪里呢？”
　　“在公交车站这边。”
　　“好的，马上过去。”电话挂得快，好像对方还有话说。
　　等我找到和交警在对话的杨东霖的身影，喊了他一声，好让我过警戒线，他反倒走过来，对我说：“怎么派你过来了？”
　　“可能大家都出去了，就我在附近。”
　　“不想做噩梦的话，还是别进来看了，”他挡在我身前，说，“还蛮惨的，当场身亡，救护车马上来了，现场不让拍摄，一会去警局看监控吧。”
　　待现场清理得差不多了，杨东霖才指挥着我取些小区出入口、三岔路口、电瓶车和来往公交车的镜头。去交警大队的路上，他说交警那边调查结果是电瓶车酒驾。
　　后来看到监控画面，一男子摇摇晃晃开着电瓶车从小区西门出来，斜着往三岔路口穿过去，和右转弯的公交车相撞，整个人卷进了车底，暗红色的液体从急刹住的车底下氤氲开来。乘客争先恐后地从后车门涌出来，大部分人没立刻离开，隔了段距离围着现场；司机后来才从车门跌撞着下来，身体大幅度地动作，应该是在打电话。当然，我们只被允许拷贝走了出事那一瞬间的片段。
　　晚饭时候我盯着顾青怜打包回来的一份肥肠，瞬间没了任何进食的念头，心里默默感谢正在剪辑室里为画面打码的杨东霖。
　　这条新闻播出的时候，基调定在即使是电瓶车也不应酒驾，后来全城借此开始展开非机动车骑行必须戴头盔的整顿行动，但是我有一次早上听杨东霖在办公室里聊天，说这件事最终公交公司赔了钱，那辆车的公交司机负了一部分责，下岗。
　　也许那个司机的梦想是开出一辆零事故、最安全的模范公交，我想。
　　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有时候犯下的错误，会在无形之中殃及别人，甚至让别人承担后果。栏目里的大多数事件，都不会和生死挂上钩，更常见的是家常邻里之间的纷争，无非都是争出个是与非，对或错。
　　我跟着秦姐去过几期的老娘舅调解现场，但第一次是实习期里，是杨东霖带着我去的，两方因为七分自由地的使用争执。现场加上被采访者有十来个人，我纯属来旁观的，揣着杨老师的采访本和话筒躲在摄像的镜头后面，甚至有闲心去观察窗外那棵桔子树上啁啾的一对麻雀。
　　“关欣！采访本拿来！”杨老师从漩涡中短暂脱离出来，拿了本子走出几步又转身回来，右手一摊，说：“还有笔。”
　　幸好我有准备一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那个时候我已经发现，他其实并不喜欢写字，需要记录的时候更倾向于手机上的电子备忘录或便笺，原因大概就是他总会忘记带笔或者不知道把它丢在了哪里，就像他好几代采访本的命运。
　　平日的工作里大家相互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交集，每次结束任务回11楼，办公室里大多数时候都是闲置的，只有内间的秦姐和李芸待着，外间除了早上打卡和早饭时间以及空闲日子的下班点，才会有些闲聊。
　　大年廿七，正好是个周五，一整期都是老娘舅，全组人奇迹般地在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都盘踞在办公桌前。其实接近年关事情还是很多，金老师提醒我，像我第一年进来，别想着在家过年了。
　　“老金，你这个开过光的嘴别乱说话，”马老师只闻声不见人，打断金老师的提点，“上次赔了一台无人机还没能把你吓退啊。”
　　我追着问了句发生过什么事。
　　杨东霖随后简短地讲了这个故事：“金老师，我也记得那件事！老顾好不容易给我们组批下来一台无人机的名额，还没把它派上用场，就被金老师的‘预言’毁了。”
　　李芸从里间探出头来：“哈哈，我也记得，老顾指定了我们资深摄像老金，前去和专门拍纪录片的大佬学习，结果无人机在金老师的指挥下准确掉进了河道里。”
　　“我怎么知道一到我上手就狂风大作了！”金老师站起来辩解。
　　“反正我们一致认为，是你出发前那句‘这新玩意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的抱怨造成了之后的一系列。你可千万把刚才那句话收回去，等下我们全部人都得在电视台过年了。”
　　金老师面对众口铄金，嘟囔了一句什么，也没说出反驳的话。而就在下班铃响前五分钟，顾主任敲开栏目组的门，神色急切：“收到消息，金丰公寓发生爆炸，派两组人过去。”
　　办公室首先是爆发出一阵哀叹，夹杂着对金老师预知能力的感叹，然后大家开始商量谁上前去，金老师已经被自动归到行动人员里了。
　　“算我一个！”杨东霖随后站起来，一边收拾东西，说，“还有谁？”
　　“让我去吧！这事肯定还要跟进后续，正好我明天值班，可以接上。”我也报了个名。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样的安排合理。
　　最后顾主任做了决定，派了杨东霖、金老师、我和张老师，留了句“马上出发，注意安全”就离开了。
　　四人一车，两个老师带着设备坐在了后座，我只好跳进副驾驶座，杨东霖矮身进了驾驶座，顺势把他的包递过来，再利落地发动车子，一边倒车，一边问我：“你上周不是刚值过班吗？”
　　“哦，马老师她说下周要回趟老家，和我换班了，然后我就可以连着两周双休啦，合算。”
　　正值周五晚高峰，采访车在紧密的车流里艰难穿行，我趁着还没到现场，给顾青怜拨了个电话。
　　“喂，顾老师。”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她那头说话声空旷，伴随着碗碟叮当碰撞的响声，“我晚饭和我姐、姐夫一起吃，你下了班也过来吧。”
　　“哎，真巧了。我这有个突发情况，想和你说晚饭自己吃。”
　　“嗯？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们在西餐厅，给你打包点什么回去？”她问。
　　“没事，不用了……”
　　我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换了人接，是顾青怜姐姐。
　　“关欣，我是梓惜姐，别推辞了，本来今天就是打算请你们吃饭的，一会让青怜给你打包块牛排回去。当然，再忙你也可别忘了吃点东西啊。”
　　没办法再拒绝，电话换回到顾青怜，道了再见就挂了电话。
　　“小关，你和顾主任是亲戚啊？”金老师犹犹豫豫的问句从后排传来。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没有啦，是我朋友，现在一起合租呢，告诉她一声晚饭不回家吃。”
　　杨东霖接过话茬：“晚饭一时半会吃不上了，我包里吃的你们随便挑。”
　　坐在驾驶座后方的马老师倾身接过我往后递过去的挎包。金老师探头过去翻动，说：“怎么还是都是压缩饼干啊，还都是原味的。”
　　“我明明买了两种口味啊，”杨东霖紧跟前车顺滑地打出一道左转弯，恍然大悟道，“哦，花生味可能都让我吃完了。别挑了，快吃，马上就到了。”
　　前方路的左侧，一团灰黑的烟气从住宅区飘出来。我们停好车走近的时候，一辆救护车正好急啸着冲到马路上，围观群众沿着小区外的河道乌压压地吸附了一长条，事发地在靠近河道一侧的居民楼的顶楼，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些火光。
　　“马老师，你和关欣在这边拍摄些外围，采访些路人，我和金老师进去看看。”杨东霖做好安排，抓起金老师的三脚架就跑远了。
　　远远旁观的人群大多数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得到的有效信息只有大约半个小时前警车先来了，过了十多分钟就发生了爆炸，救护车前后开出去两辆。等马老师取好外部的景，我们也进了金丰公寓里。
　　出事那幢楼底下警察、消防、医护和逃出楼里的居民，还有和我们一样扛着设备的记者，站了一大片，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碎玻璃。马老师一眼认出不远处扛着摄像机的金老师，他正拍着杨东霖采访一位警察，我认得他，是附近派出所的通讯员，姓吴。
　　杨东霖结束录制，随手关掉无线话筒的开关，朝等在旁边的我们走近。
　　“燃气试图自杀导致爆炸，案发过程小吴说晚点发给我。”他看着我继续说，“大队长为了救人被直接炸到了，烧伤严重，关欣，你们赶紧去三院。人应该还看不到，小吴说要等上级批示了才能采访，但采访一下医生应该可以的。”
　　“好，马老师我们走。”
　　“等等，”杨东霖喊住我们，从口袋里掏了车钥匙出来，“开车去吧，我俩再去对面楼里取点近景，结束了打车回台里。”
　　等我们到医院，伤者已经在手术室接受处理了，过手的值班医生接受了短暂的采访，说病人目测全身40-60%烧伤，后续需要植皮。
　　“那先送来的伤者呢？”
　　“她离爆炸源更近，暴露部位更多，所以伤势更严重。两人暂时都没有生命危险。”
　　想寻死的人没有生命危险，正义的施救者却因此削皮剜肉。这样的想法在开出医院大门的那一瞬间闪过。
　　因为当事人是为了自杀自行破坏了燃气阀，并点火造成爆炸，所以对于事件始末在警方未完成调查之前无法披露，所以杨东霖把新闻的重点放在救人负重伤的支队队长上。
　　第二天杨东霖也调了值班，和我一起又去了趟三院，经过同意后见到了浑身缠满绷带的队长，回到台里把采访画面补上去，又完成了一条新闻采编，题为“英勇救人的平安守护者”。
　　下班时候我和杨东霖一起下楼，他摁了地下一层，电梯在下行中，他突然问道：“下午看到烧伤的照片，没被吓到吧？”
　　我略微惊讶于他开的这个话头，摇头：“没有啊，再直接的的都见过，这不算什么。”
　　“嗯。”他盯着显示屏上跳动的层数不再开口，像是在沉思。“我送你回去吧。”他话音刚落，电梯到了1楼，门缓缓打开。
　　我跨出电梯，转身和他挥手：“我坐地铁回去很方便的。拜拜，下周见。”
　　电梯门按照设定的时间又缓缓关上，把这一周大大小小的事件和新闻封锁进了这一栋大楼里。
　　当我同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工作者一样，被蜿蜒于地底的列车带往各自的停靠站的时候，昨天闪现过的念头又毫无预兆地跳进脑中：当我们的某个决定在不经意间伤害到无辜的人的时候，这个决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而那个时刻的我们，是在后悔当初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在怨恨，那个被牵连的无辜者的插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