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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古代文学(中) ...

  •   第六章:永明体与齐梁诗坛
      中国古代诗歌的声律发展,有一个由自然声律到到人为总结、规定并运用于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是魏晋以来诗歌发展的重要趋势。“永明体”的产生,有利于古典诗歌艺术形式的进一步完善,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齐梁以后,形成了几个以皇家为中心的诗人集团。而宫廷诗人又引入民间情歌的形式,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的描摹来满足娱乐的需求。南朝诗歌对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偏重,为唐诗艺术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沈约、谢眺与永明体
      永明体: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483-493)。永明年间,沈约、谢眺、王融、周颙等诗人创造了一种跟古体诗不同的新体诗,史称“永明体”。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永明体的兴起与声律的追求有关。

      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当时凡稍有才名者,均曾为竟陵藩邸所网罗。其中最著名的,是萧衍、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号为“竟陵八友”。沈约和另一位同样与萧子良交往甚密的周颙,精通声韵学,他们把考辨四声的学问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谢眺、王融、范云等人也积极参与这种新诗体的创作,形成了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的转折。

      新体诗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
      《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穀,汝南周题,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南史·陆倕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穀,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大略地说,永明新体诗的声律要求,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对立。其余类推。另外又要求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即“八病”之说。只是“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避忌所有“八病”。此外,永明体还还有写作上的一些习惯,如篇幅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的定格。还有,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后来律诗的定式。

      声律的运用首先是在五言诗的范围内。大致到陈代,五律已经基本成熟,而后唐人将之改进得更为细密并加以定型化。七言诗的律化主要是在唐代完成的。在诗歌走向律化的同时,骈文、辞赋也受到影响,出现讲究平仄、调谐声韵的现象,只是不像诗歌那样严格。由于运用声律以求新变,从总体上说,齐代以后的诗文都更加严整工丽。

      声律论的提出和运用,直接的原因,是诗歌大多已脱离歌唱,因而需要从语言本身追求音乐的美。但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讲求了音乐性,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谢眺语)的美观念,这就开始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深沉重的弊病,而转向清新通畅。因为艰深的词语即使在声律上符合要求,但由于阅读上的阻隔,也不能达到流走畅利的实际目的。再则,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不容许过去那种肆意铺排、一味卖弄才华学问的写法。作为一种流行的风气,即使并非新体诗,芜杂拖沓的毛病也渐渐少了,明净凝练的作品开始多起来。这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于梁、陈直到唐代诗歌的语言风格,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沈约诗歌的风格特征“长于清怨”(锺嵘《诗品》),主要表现在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
      谢眺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山水诗的发展和对新诗体的探索。

      在山水诗方面,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大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
      Eg:《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本诗作于刚刚离京赴宣城任太守的旅途中,诗中愁绪不仅是离乡的伤感,也掺杂这对复杂的政治无可奈何的心理。写景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并不是苦心雕琢,但绝非常人所能道。这是对美好景物的敏感和美妙联想的结合,所以自然秀丽。李白《金陵城楼月下吟》“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谢眺的非乐府诗,有吸收乐府民歌之长的地方;他的乐府诗,却又涵化以文人的素养,使之摆脱俚俗风格,语言在浅近中呈精致,意蕴在明晓中显婉转。尤其是五言四句的小诗,原是南朝民歌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过去文人也有一些模仿之作,但只是模仿而已。到了谢眺手中,才形成与民歌显然不同的特点,使之成为文人诗的一种新诗体,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五绝。

      ·严羽《沧浪诗话》:谢眺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
      ·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然泠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

      谢眺谢灵运山水诗之比较
      一、视点的转变:
      谢灵运:纪游性质,移步换景。
      谢眺:处在至高点登临远眺,将零散的印象集中在骋望的目光中,胸有山水全局,大气包举。
      “沧波不可望,望极与天平”;“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结构何迢递,旷望极高深”

      二、从画境到意境:
      谢灵运:多为客观描摹,主客体关系不够融洽。
      谢眺:通过山水描写抒发情感意趣,达到情景交融的地步。
      Eg:《离夜》《和王中丞闻琴》

      何逊诗歌最集中的内容,是羁旅与酬答,两者往往又结合为一体。这些作品均工于写景抒情,讲究声律,文辞清新,颇有谢眺的风致。但比起谢跳来,何逊在语言的锤炼上,用功更深。谢诗常常以出语天然取胜,何诗则主要以修辞的简练精当擅场。唐代两大诗人,李白偏爱谢眺而杜甫偏爱何逊,也从侧面反映了谢眺与何逊的区别。在写景方面,何逊更注意与抒情的密切结合。在谢眺诗中,还是有单纯把自然景象作欣赏对象来描写的情况,而何逊诗中,景物与主观情绪完全融为一体,服从抒情的需要。所以,何逊诗在语言、声律及意象选择与抒情的配合诸方面都更接近唐诗的风格。

      何逊的酬答、伤别之作,所抒发的感情大多是客游的孤独和忧愁,所写的景物大多是暮色、夜景,两者巧妙地相互映衬。这种重复,不仅与作者的实际经历有关,无疑也是对审美效果的有意追求。而何逊的成功在于此,不足也在于此。因为尽管所写的具体景象不同,但意境、格调并没有多大差别,多读就不免觉得单调。
      ·《梁书》本传引范云语“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何逊既接受了当时文学中很多新的因素而加以发展,主要的风格又与齐梁时代逐渐盛行起来的绮艳流荡不同,能够独标一格,于浅显中见其清雅精炼。
      ·杜甫《解闷》“颇学阴何苦用心”、《北邻》“能诗何水部”。
      第二节:齐梁诗人集团
      一、家族文学向以宫廷为中心的诗人集团的转变: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势力达到鼎盛,一些名门望族世代习文,注重家族内部的文化教育,并由此而形成了诸多以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王、谢可为代表。刘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以门阀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也逐步向以宫廷和诸王势力为中心的文学集团转变。
      临川王刘义庆文学团体

      二、齐梁诗人集团:
      齐梁时期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大体一致,多是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视野大多停留在宫廷、内府,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

      1、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为中心,有“竟陵八友”等人。
      ·《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诗歌创作是本集团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其特点是集体赋诗。

      2、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萧衍喜好文学,倡导并鼓励文学创作。萧统也好召集文士进行诗赋创作和学术研讨,在学术方面成就突出,编纂《文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深远。
      萧衍文学圈:主要为入梁的西邸文士。
      萧统文学圈:在诗歌创作方面较弱(刘孝绰、王筠)。

      3、萧纲文学集团: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大力创作宫体诗。
      ·《隋书·经籍志》: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徐擒、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

      三、从市井进入宫廷——宫体诗
      南朝皇室皆行伍出身,来自社会下层,留恋、学习市井之风。南朝乐府机构曾采集大量民歌配乐演唱,满足统治者纵情声色的需要。统治者及宫廷文人也有润色或拟作新声歌曲的习惯,这样南朝民歌便从市井进入宫廷,形成“宫体诗”。
      宫体诗以宫廷生活和女性为描写对象,还有大量咏物诗,伤于轻艳柔弱,但风华流丽,对仗工稳,更趋格律化。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
      ·《梁书·徐摘传》:(徐摘)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由斯而起。

      宫体诗首先是梁代文人普遍的“新变”意识的产物。
      宫体诗的产生与南朝民歌有密切关系,通常用以概括宫体诗特征的“轻靡绮艳”,也完全可以概括南朝民歌。

      徐陵《玉台新咏》
      专门收录自汉迄梁的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总集,中心部分是当代的宫体诗。它与《文选》似乎有对立的编选意识。《文选》崇雅而《玉台新咏》趋俗;《文选》不重民歌而《玉台新咏》收录尤多。所以有许多《文选》未收的优秀作品赖此得以留存,其中包括古代最杰出的叙事长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
      《玉台新咏》的编排,按五言诗、七言诗(包括杂言)、五言短诗(即后来的五绝)分列。这也表明:七言诗与五言短诗在梁代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足以区别于传统的五言古诗而各自独立成一体了。
      第七章: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
      南方清绮的文风对滞后的北方文学产生较大影响;北方文学的质朴气质在南北接触的过程中也显示了某种优势;庾信的文学成就昭示了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
      第一节:北朝文化与文学
      ·《魏书·文苑传序》: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
      北朝文坛的复兴,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后——文风崇尚汉魏——对南朝风尚的模仿又有新变
      代表作家:温子昇、邢邵、魏收(北地三才)、颜之推、萧悫,庾信、王褒。
      第二节:南北文风的交融
      南北文风差异的基本情况:
      ·《北史·文苑传》: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学人才分布不均衡是影响南北文化实力悬殊的基本因素。但南北朝政权的对峙并未造成文化的隔绝,这一时期南北朝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仍然是广泛而深刻的。通过使臣往来,人才与书籍交流,逐渐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
      《北史》记载,某书商希望把梁武帝命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华林遍略》卖给东魏权相高澄,高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
      第三节:庾信文章老更成
      大体来说,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咏怀古迹》云:“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前期诗文,主要是奉和之作,思想内容轻浅单薄,宫廷趣味浓厚。但由于这些诗在诗歌形式上的多方面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故其诗已具有“流连哀思”的审美趣味,善于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如《乌夜啼》、《燕歌行》等。杨慎《升庵诗话》卷三云:“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庾信在梁朝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经营,还包括美感内容上的体认。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云:“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庾信前期已具有“流连哀思”的审美趣味,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庾信后期的生活经历,使这种美学追求道德充分实现的土壤,从而达到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境界。
      总的来说,庾信早年的诗赋,在语言技巧上已有相当的成就,但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缺乏壮阔的激情。后期的创作,虽谓“老成”,但早年那一种风格,并没有抛弃,如其与北朝显贵唱和的诗,依然是雍容华贵,且多艳情。但最受重视的,则在主要抒写乡关之思,包括感伤时变、魂牵故国和叹恨羁旅、忧嗟身世两方面。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更为成熟。其代表作是《拟咏怀》二十七首和《哀江南赋》。

      《周书》本传记载,(庾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感时伤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

      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重别周尚书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
      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

      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七)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
      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
      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 以女子自比,寓绮艳于悲凉。通篇对偶。

      庾信的性格,既非果敢决毅,又不善于自我解脱,亡国之哀,羁旅之愁、道德上的自责,时刻纠缠于心,却又不能找到任何出路,往往只是在无可慰解中强□□解,结果却是愈陷愈深。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所谓“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使得诗中的情绪显得沉重无比。

      庾信诗歌的成就
      庾信吸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开拓和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庾信的赋
      早期的赋现存七篇,有些已残缺,皆属宫体文学范畴。《春赋》开头和结尾多用七言诗句,有较强的音乐效果。这种诗赋结合乃至诗赋难分的倾向也为后人继承,如初唐王勃、骆宾王及稍后的刘希夷等都有相似的作品
      后期的赋多为抒情辞赋,如《小园赋》、《枯树赋》等。

      《哀江南赋》
      赋前有序,是一篇能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作赋的缘由,概括全篇大意,语言精丽,意绪苍凉。文字以四六句为主,是骈文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格式。入唐后成为定型,所以后人也将这种骈文称为“四六文”的。这种文体的长处,是节奏感很强,但写得不好则容易显得呆板。庾信的文字善于调度变化,句式灵活,又善用虚词勾连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极强的构造能力。
      第八章:
      第三节:《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集六朝地志之大成”,对山水的记叙描写尽自然之趣,文学气息浓厚,文风清朗疏朴,对唐宋以后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
      《洛阳伽蓝记》:为现存文史典籍中寺塔记的典范之作。以四言为主,骈散结合,风格典丽而清拔。

      赋的发展流变
      赋的发展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
      骚赋:楚辞类作品。抒情浓郁,多用“些”、“兮”等语助词,没有形成很固定的体制。
      汉赋:主要指汉代流行的大赋。一般为长篇巨制,结体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好用典故难字;风格典雅堂皇、肃穆凝重。句式参差,韵散结合,诗的气息大为减弱。
      骈赋:汉赋的变体,孕育于汉魏之际,流行于南北朝。特点:骈四俪六,由四言和六言的对仗组成;两句一韵;讲求平仄协调;篇幅较短。
      律赋:产生于唐代,在骈赋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作了严格的限制。
      文赋: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呈现出由骈俪返回散体的倾向。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畅快的气势。

      魏晋南北朝骈赋的主题

      王粲:《登楼赋》—乡关之思
      向秀:《思旧赋》—伤逝之情
      曹植:《洛神赋》—爱情之悲
      鲍照:《芜城赋》—今昔盛衰之感
      江淹:《别赋》—离别之恨
      庾信:《哀江南赋》—亡国之痛
      第九章: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的兴盛
      “小说”语词的出现:
      先秦时期:
      《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荀子·正名篇》: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者皆衰矣。

      两汉时期:
      刘向、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第十家。
      “小说家”小序: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获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第二节:志怪与志人
      魏晋南北朝小说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类。
      1、志怪小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碧捷是一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皆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志怪小说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1)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
      (2)鬼神怪异:如题名曹丕的《列异传》(现存最早的志怪小说)、
      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刘义庆《幽冥录》、吴均的《续齐谐记》
      (3)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

      2、志人小说
      “志人”名目,为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设立,与“志怪”相对而言。《中国小说史略》:“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

      志人小说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1)笑话:如邯郸淳的《笑林》;
      (2)野史:如葛洪伪托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
      (3)逸闻轶事:如裴启的《语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志人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志书目中小说家类的主要代表,而此时的志怪小说仍处于史学范畴内,并不符合子部小说家类的著录标准。
      第三节:《世说新语》
      第一部记言类小说总集:裴启《语林》(为《世说新语》的成书奠定了体式与风格的扎实基础。)
      周楞伽辑注《裴启语林》,□□1988年12月版

      记言类小说的发展线索:
      先秦两汉时期:《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作品如《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等;
      西晋:郭颁《世语》;
      东晋:孙盛《杂语》、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
      刘宋时期:刘义庆《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

      四大注: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

      《世说新语》的重要参考书目:
      1、《世说新语》,思贤讲舍光绪十七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影印
      此本保留了《世说新语》最早的注疏、萧齐时期史敬胤的注语40余条(南宋汪藻所撰《世说叙录》)。
      2、《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著,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3、《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垮著,中华书局1984年2月版4、《世说新语校笺》,杨勇著,台北正文书局2000年5月版。

      《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轻叹,也可以说是一部表现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的分门别类

      《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
      《中国小说史略》:“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孝标之注博赡精覈,客主映发,并绝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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