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备份》者阝

7、古代文学（中）

　　第二章：两晋诗坛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晋王朝，史称西晋。公元280年，晋攻灭东吴，重新一统中国。司马炎以曹魏宗室孤弱，不能救助王室为戒，分遣同姓诸侯率精兵镇守要地。但司马炎死后不久，就有一场宫廷内的权力之争演变出宗室间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同时，汉魏以来大量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自立，摧毁了晋朝在北方的统治。

　　中原战乱，北方士族纷纷南下，普通民众也潮涌而至，西晋覆灭后，公元317年，镇守建业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史称东晋。司马睿（元帝）建国，完全依赖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当地土著士族的支持，皇室的力量，远不能与西晋相比。门阀势力更为强大，对于皇权的相对独立性也更明显。丞相主导曾向明帝历数司马懿父子“创业之始，诛夷名族”之事，用意即在于要求尊重士族的地位。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

　　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的，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迫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自我意志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晋时期社会表面上是稳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一致，因而他们的生活就缺乏冲突与对抗，文学因而普遍显得松弛而平缓，少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换言之，文学的“风骨”在这时明显地减弱了。（虽然左思与刘琨的诗歌也表现了冲突与对抗，一直被誉为有风骨，但并不是西晋文学的主流。)

　　西晋永嘉时，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南渡后，此风有增无减。士人为了在心理上逃避惨痛的现实，普遍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对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虽说，如果追本溯源，玄学影响文学，实起于正始，但阮籍他们（包括后来的郭璞）的作品，尽管哲理成分浓厚，却不脱离文学的基本属性——形象性和抒情性。而东晋文学，却普遍使用抽象语言来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牺牲，变得枯燥无味。

　　两晋诗坛上呈建安、正始，下启南朝，总体呈现过渡的特征。
　　西晋：傅玄、张华——“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刘琨、郭璞（两晋之际）
　　太康诗风：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缚。——代表作家：陆机、潘岳；
　　左思风力：左思《咏史诗》；
　　郭璞《游仙诗》；
　　东晋：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王羲之、孙绰、许询；陶渊明“田园诗”

　　陆机、潘岳等人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1、拟古：模拟《诗经》，四言诗的发展，文辞趋于华美。
　　模拟汉乐府：对“相和歌辞”的拟作。
　　模拟《古诗十九首》：沿袭旧题，风格由朴素转向文雅，
　　显示出诗歌文人化的趋势。
　　锺嵘《诗品序》：“（陆机的拟古诗）五言之警策”

　　2、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缚的诗风。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将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缚旨星稠，繁文绮合。”
　　陆机《文赋》：“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缚秀，凄若繁弦。”
　　《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夏侯湛）“时标丽藻”,“缚彩雕焕”；“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岳实含章，藻思抑扬”；“尼标雅性，夙闻词令”“载、协飞芳，棣华增映”。

　　太康诗风“繁缚”特征的表现：
　　1、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
　　2、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
　　3、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

　　陆机与潘岳等人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诗歌的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陆机：《赴洛道中作》（其二）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张翰）辟齐王东曹喙，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齐王司马同兵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陆机《文赋》
　　与曹丕《典论·论文》相比有显著的进步。《文赋》的题义，不是用赋体来讨论文学问题，而是敷陈为文的情状，犹如《江赋》《海赋》一样。所以中心内容是以自己的甘苦结合对他人之作的体会，描述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以及创作中的利害得失，属于创作论的范畴，但和一般的理论探讨不同，有很浓厚的心理学意味。其中的构思活动、灵感现象等，都是微妙而不易把握的重要问题，陆机都做了深入细致的描述。讨论这样的内容，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创作的欲望：源于生活的感动和对美文的爱好；
　　构思的过程：提出了“形象思维”；
　　写作的具体情况：提出诗歌具有“缘情而绮靡”的特点；提出声律和谐问题“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提出文章的纲领问题“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创作的灵感

　　陆机《文赋》，很少受传统文学观的束缚，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的美感，给予高度重视。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对于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感性活动而不同于一般思维的特征，提出了深刻的认识，使人们对文学的特质，有了新的理解。
　　《文心雕龙》对《文赋》的继承

　　参考书目：
　　《文选》李善注；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第二节：左思与刘琨
　　左思博学多才，其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赋和诗歌方面。其赋名作《三都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曾名震京师，一时引起“洛阳纸贵”。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则是他的《咏史》诗八首。
　　《咏史》组诗的语言简劲，不重辞采，更无累赘的铺写，虽亦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这都是和诗歌的抒情要求相一致的。

　　胡应麟《诗薮》外篇卷二：太冲《咏史》，景纯《游仙》，皆晋人杰作。《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撼胸臆，乃又其变。锺嵘《诗品》将左思诗列于上品，评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左思风力”
　　左思的咏史诗主要写寒士的不平与抗争，其诗多引史实，不再是“就史（事）叙史（事）”，而是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借古述怀。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传统。
　　第三节：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的溯源：
　　清人朱乾《乐府正义》：
　　一类出于屈原的《远游》,“悲世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曹植的《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等，借游仙抒愤世之情。
　　一类起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内容大抵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以求仙为主旨。
　　郭璞的《游仙诗》写隐居高蹈，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郭璞的游仙是其仕途偃塞、壮志难酬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

　　郭璞《游仙诗》的特点：
　　1、文字华美，词藻富艳。形象鲜明突出。
　　2、“坎壤咏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
　　3、兼具太康诗风和玄言诗的特点，将形象性和玄理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王隐《晋书》：“文藻粲丽”；
　　锺嵘《诗品》：“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凛咏怀”；“始变永嘉平淡之体”；“中兴第一”；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景纯艳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足冠中兴”；
　　第四节：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兰亭集序》与兰亭诗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聚会，欣赏山水，饮酒赋诗。聚会的起因源于“修楔”的习俗。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洗濯，被除不祥。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被除不祥的意义反而退居其次，兰亭之会就是如此。此次聚会名流荟萃，与会者达到四十馀人。为了增加乐趣，采取流觞赋诗的方法，流觞所至，即席赋诗。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
　　第五节：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玄言诗兴盛的原因：
　　1、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被过江诸人带至东晋，且风气日炽。
　　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准。
　　朝堂上，王导与谢安等皆善谈玄，处理政务也务在清净。
　　2、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流行大有关系，故玄、释合流，成为孙绰、许询等人玄言诗歌作品的重要特点。
　　锺嵘《诗品序》：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第三章：陶渊明
　　陶渊明用朴素的语言抒写内心的思想和深厚的情感，创造了独有的平淡自然而形象鲜明的艺术风格，达到了诗歌语言极高的成就。陶诗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中的玄理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开创了诗歌中新的田园题材，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标志着古朴的中国歌诗达到的新的高度。
　　第一节：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人生前期与后期前期：
　　少年、青年的闲居时期：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杂诗》其五）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

　　壮年辗转出仕时期：先后五次出仕。
　　(1)394年，29岁，为江州祭酒，不久辞归；召为主簿，不就。
　　(2)隆安二年（398），33岁，入桓玄幕府；隆安五年（401）冬，归家居母丧。
　　(3)元丰三年（404），39岁，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
　　(4)义熙元年（405），40岁，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参军。
　　(5)义熙元年405年8月，改任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11月，辞归。

　　辞彭泽令是陶潜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
　　隐居终老时期：躬耕田园的隐者。
　　箪瓢屡空，不慕荣利。最超脱、最彻底的隐士。
　　抱朴含真，任情自得。最真诚的诗人。
　　诗酒自娱，纵浪大化。最艺术化的人生。

　　晋书·隐逸传·陶潜
　　陶潜字符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日：“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粳），乃使一项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其辞曰：“……”
　　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云：“我性不狎世，固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夫谬以不贤，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其罪不细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舆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间候之。至于酒米乏绝，亦时相赡。
　　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焉。每一醉，则大适融然。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酒，亦雅咏不辍。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陶渊明的思想个性：
　　陶渊明的思想较为复杂，但主要是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使他早年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体现。退隐后，儒家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道家思想受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的影响。又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
　　任真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点。为文为人，皆表现出率真的态度。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有什么交集？可以放大到古代所有读书人身上。
　　儒家在顺利的时候“兼济天下”，但是“穷则独善其身”，这一点是受了道家的影响。国家的治理早期是道家顺应自然，等到国力强盛又开始用儒家思想。
　　第二节：陶渊明的田园诗
　　其一，描绘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与悠然自得的心境。如《归园田居》之一《和郭主簿》等。由于他以全部身心热爱着大自然，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注入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和谐自然，别开生面。
　　其二，歌咏劳动生活，着重写自己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归园田居》之三等。
　　其三，描绘自己田园生活的困窘和农村的凋敝。如《乞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乞食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
　　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诗的另一面：咏怀与咏史
　　多组诗，如《饮酒》、《拟古》、《杂诗》,《咏贫士》、《咏三良》、《读山海经》等。这类诗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氏自己的特点：主要多围绕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达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与世俗的隔阂和对恬淡生活的安然；当然也有忧愤激越的情怀，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精卫》等。

　　饮酒并序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
　　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後，
　　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
　　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节选的《杂诗》三首，苍凉深沉，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生命流逝之叹惋，前途未卜之担忧，志业未成之警醒。时间交替生命凝止；宇宙无垠，生命孤独；生命的好戏还未上场，时间的舞台已经撤走。

　　读山海经（其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读山海经（其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的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渊明诗歌的“自然”
　　一、任真率性：性情的自然——［日常生活的诗化］
　　真率的性情；忧乐相交的生活感受
　　二、物我交融：意境的自然——［情景事理的浑融］
　　重意趣；重暗示
　　三、平淡朴茂：语言的自然——［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遗貌取神，气韵生动；用典而不露痕迹；多用对偶而意思流走。
　　·（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
　　·乔亿《剑溪说诗》：“读陶诗当察其乐中有忧，忧中有乐。”

　　日常生活的诗意化
　　萧望卿《陶渊明批评》：谁都知道他是第一个写田园情趣的人，可是，怕很少人明白，诗到他手里，才是更广泛地将日常生活诗化。这句话似乎平凡得有点怪，诗当然表现生活，可是，陶渊明以前的诗人就不甚多写个人日常生活。什么地方没有诗呢？这句话是不错的，而它隐在幽深处，要诗人才会发觉它，显现它，平常的生活成了诗，我们就感觉到它更丰富、更充实。渊明用高尚、平实、真率的态度将生活呈现在诗里，青松、鸡，狗，黄昏的锄头，一触到他笔底，便都染了高贵的灵性和情感。他就从日常琐细的生活，鲜明地显露出自己底个性。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陶渊明的文、赋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制。《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都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使人可以洞悉诗人坦露的胸襟，听见他那诚挚而又激愤的心声。
　　欧阳修：“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陶渊明的影响
　　一、生前枯槁
　　锺嵘《诗品》仅列为中品，刘勰《文心雕龙》无只字涉及渊明。沈约《宋书》只将他列在《隐逸传》，于《谢灵运传》之后作长论阐释一代诗风，也未提及渊明。直至萧统为陶渊明作品结集，并作传、作序，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才有了一个较高的地位，这时离东晋已经有三个朝代了。
　　锺嵘《诗品·中》：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球，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丽，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二、身后留名
　　后代取得崇高的地位，陶诗成为后代文人的精神家园。
　　萧统是第一个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
　　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元好问的赞颂与仿效。

　　萧统：第一个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
　　《陶渊明集序》：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苏轼《与苏辙书》：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瘤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陶渊明的意义
　　一、田园诗的开创者
　　锺嵘：“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用诗歌对隐逸心态及隐逸生活作深刻、完整写照的第一人。
　　沈德潜：“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啐语》)
　　二、不朽之人格
　　王国维《文学小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第四章：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
　　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代表作：抒情长诗《西洲曲》。
　　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代表作：叙事长诗《木兰诗》。
　　第一节：南朝民歌与吴楚风情
　　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与西曲两类。
　　吴歌：产生于六朝都城建业（今南京）及周围地区，这一带习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
　　西曲：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江陵附近）、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等几个主要城市，是南朝西部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
　　北魏孝文、宣武时南侵，收得这两种歌曲，借用汉乐府分类，总谓之“清商”（见《宋书·乐志》、《魏书·乐志》)。后世沿袭之，至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仍将这两种归为《清商曲辞》。

　　南朝民歌兴盛的原因：
　　1、地理环境：长江流域。
　　2、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一是江浙，其中心城市建业一带为吴歌的土壤；一是荆楚，其中心城市江陵等地为西曲的滋生地。
　　3、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追求人生的快乐、感情的满足，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
　　4、贵族的好尚：对音乐的兴趣，已不在典雅的旧清商乐，而在新异的、活泼艳丽的江南民歌。
　　南朝民歌是在城市中产生的，其作者主要是歌女和中下层的文士，也可能含有贵族文人的拟作。
　　所以称之为“民歌”，主要是从这些作品属于社会性、集体性创作这一特点来着眼，而非狭义的“劳动人民”创作。

　　吴声歌曲现存340多首，其主要曲调有以下几种：
　　1、《子夜歌》：《旧唐书·音乐志》云“声过哀苦”。 2、《子夜四时歌》:《子夜歌》的变曲。
　　12均有辞采艳丽的特点，后者更精致，并有引用典故和前人诗句的现象，出于文士之手的可能性较大。
　　3、《读曲歌》：“读”或作“独”，意为不配乐的徒歌。
　　4、《懊侬歌》：“懊侬”即吴语“懊恼”，曲辞多悲切之语。
　　5、《华山畿》：《懊侬歌》的变曲。 345三种，语言比较朴素。
　　6、《神弦歌》：共11种曲，今存18首。其性质与其他民歌均不同，是江南民间的祭神乐歌，起于东吴。类似楚辞中的《九歌》。

　　西曲：今存130余首，大部分是舞曲，小部分是倚歌。（《古今乐录》云“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多种乐曲是文人在民歌的基础上制作的，歌辞则多出民间。
　　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而且更多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其突出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因此在情调上与吴歌的闺阁气息有所不同，风格也较为开朗明快。
　　《乐府诗集》收录在《杂曲歌辞》一类中、称为“古辞”的《西洲曲》，可能是经过文人加工过的南朝民歌（或谓江淹所作）。五言三十二句，大抵四句一换韵，似用八个小曲联缀而成。内容写一个女子对情人的怀念，情意缠绵，辞采清丽，声调婉转，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南朝民歌的基本特点：
　　1、它所表现的爱情，几乎完全是浪漫色彩的，而极少有伦理因素的考虑；
　　2、从表现的情绪来说，南朝民歌中欢娱之辞所占比例很小，其基调是哀伤的；
　　3、南朝民歌的语言，是出语天然，明朗而又巧妙。大量运用双关隐语，是南朝民歌的一大特色。双关隐语的构成，主要是利用谐音字和一字多义。
　　4、南朝民歌的形式，以五言四句为主，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余的四言及杂言体诗，篇幅也很短小，对明快诗风的形成，具有关键的意义。其中占主导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节：北朝民歌与北朝各民族的风习
　　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少部分保存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
　　鼓角横吹曲是军乐，也用在仪仗、典礼、娱乐等场合。这些歌曲从北方流入南方，为梁朝的乐府机构所采录，所以在乐曲名称上冠以“梁”字。
　　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这是和北方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题材广泛。

　　1、反映北地风光、游牧生活的歌。
　　《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乐府广题》记载，东魏高欢攻西魏玉壁，兵败疾发，士气沮丧，高欢令敕勒族大将斛律金在诸贵前高唱此歌，以安定军心，可以推想它的音乐也一定是雄健有力的。
　　2、对尚武精神的歌颂。
　　《陇上歌》：汉族的歌，内容为歌颂抵御匈奴刘曜而战死的陈安。
　　3、反映离乡漂泊之悲，徭役、从征之苦。
　　4、反映下层民众贫苦生活。
　　5、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歌。

　　《木兰诗》,《乐府诗集》中收于《梁鼓角横吹曲》。这首诗在宋初编的《文苑英华》中题为唐韦元甫作，其他宋人著作也有认为是唐人作的，所以其产生年代尚有争议。不过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是北朝民歌，可能经过唐代文人的修改润饰。这是一首叙事诗，一向被认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

　　《木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
　　1、描写有繁有简，剪裁精当而结构严谨。
　　2、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3、诗歌中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或叙事、或摹声、或写景，如百川归海，均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

　　南北朝民歌的比较：
　　（1）内容上，南曲几乎清一色的是情歌，写男女之事；而北歌除写男女情爱之外，还写了大漠风光，征战行役，羁旅乡思等内容。风格上，南曲婉约旖妮，缠绵哀怨；而北歌豪放粗犷，坦率爽朗。手法上，南曲多用双关、象征暗示等，细腻的表达情感；而北歌多坦露直率。
　　（2）形式上，南曲多为整齐的四言或五言的歌诗；而北歌则于四、五、七言和杂言的灵活运用。
　　许多诗是经过翻译的。如《敕勒歌》,《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指汉语）。”又《折杨柳歌》有“我本虏家儿，不解汉家歌”二句，则可见原非汉语。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这方面的成绩也是值得肯定的。
　　（3）用语上，南曲多绮丽精工，而北歌多质朴刚健。
　　第五章：谢灵运、鲍照与诗风的转变
　　东晋时期由于玄学侵入文学使得文学呈现枯寂的现象，在刘宋时期得到彻底的扭转。
　　题材上，继承东晋后期文学的趋势，摆脱了玄言诗风的笼罩，掀起了山水文学的新潮。——谢灵运
　　语言、修辞上，继承了从曹植到陆机、张协的传统，追求文辞的典雅华美，和状物的工巧刻炼，并多用对偶。——谢灵运、颜延之

　　·鲍照：既有接近谢灵运的一面，也有新的创造。乐府体汲取民歌的特点，造成华艳、浅俗、雄放的风格，对齐梁文学造成很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上：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

　　这个时代的诗歌的转变方向好还是不好？
　　相比之前建安一般，相比当时低迷又不能苛责。（没能记下来原话，就记到一点点QAQ）
　　第一节：谢灵运所开启的新风与山水诗的兴盛
　　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山水诗的前期发展：
　　《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的山水景物不是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
　　建安时期，曹操《观沧海》是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西晋，左思《招隐诗》和郭璞《游仙诗》，写有山水的内容。

　　山水诗的兴盛原因：
　　1、山水诗和游仙诗、玄言诗一样，与魏晋之后隐逸之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2、山水诗的产生与当时的玄学和玄言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借山水体玄，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风气。
　　3、五言诗的成熟以及江南民歌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经验，也为山水诗的产生做好文学上的准备。

　　谢灵运凭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出众的才华，以迎合贵族趣味的语言风格、新颖的内容，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谢灵运的山水诗富艳精工，开启了南朝一代的新诗风，实现了诗歌艺术由魏晋的古朴向南朝追求声色的转变。

　　谢灵运山水诗和陶渊明田园诗的相似之处：
　　正如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蕴含着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谢灵运笔下的山水也是人格化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都是在其政治上失意的时候写作的。他企图通过对山水的欣赏来忘却现实的压迫，但出于高傲和褊躁的个性，一种贤者不能为世所用的孤独和苦闷，总是顽强地冲破超然物外的要求，在诗歌中呈现出来。所以，他的山水诗，常常是外在的平静和内在的不平静的结合。
　　石门岩上宿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
　　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谢灵运山水诗和陶渊明田园诗的差异：
　　魏晋诗歌上承汉诗，诗风总体古朴；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
　　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上：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

　　陶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写意到摹象。
　　陶渊明诗歌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谢灵运诗歌中山姿水态占据了主要地位。“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锺嵘《诗品》）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

　　通常认为，谢诗不像陶诗那样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但谢诗更富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其人生精神也较为强烈。此外，谢诗对语言的表现技巧方面有重要贡献。由他开创的山水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所以，尽管一般认为谢诗在艺术境界上没有达到陶诗的高度，但谢诗对南北朝到唐代诗歌的实际影响，却明显超过陶诗。
　　《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句好在哪里？

　　其次，从启示到写实。
　　陶诗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陶诗中的物象描写，常采用白描的手法，虽只是淡淡的几笔，却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言不尽意，不辨为辨
　　谢诗的语言更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运用准确的语言，对山水景物作精致的刻画，力求真实地再现自然美。因而他笔下的物象，就更多地带有独立性和客观性。——言不尽意，尽言为辨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上：“性情渐隐，声色大开。”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

　　·南史·颜延之传》：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
　　·锺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
　　·《诗品》卷上：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
　　·萧纲《与湘东王书》：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
　　·唐释皎然《诗式》卷一《不用事第一格》，谢诗的“自然”，不同于李陵、苏武“天语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的自然，也不同于曹植等人“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的自然，而是“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以“作用”达于自然，正是谢诗开启新诗风的关键。
　　第二节：鲍照及其创新
　　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
　　鲍照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或表现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并抒发寒士备遭压抑的痛苦，或描写边塞战争、反映征夫戍卒的生活，或描写游子、思妇、弃妇，或反映统治者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疾苦。而以前者最为突出，成就最高，《拟行路难》18首为其代表。

　　其艺术风格主要表现为俊逸豪放，奇矫凌厉。
　　1、表现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抒发寒门之士倍遭压抑的痛苦，其中充满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代表寒士的强烈呼声。
　　2、描写边塞战争，反映征夫戍卒的生活，其中也渗透诗人自己的慷慨不平。（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
　　3、描写游子、思妇和弃妇的题材，哀怨凄怆、细致感人。
　　4、反映统治者横征暴敛，百姓疾苦的题材。
　　5、山水诗（包括记述行旅的作品）以五言古诗为主，在风格上与七言乐府不同，主要特点是深秀幽奇、严整厚重。

　　鲍照非乐府类的五言古诗，总体上与谢灵运为代表的主流风格相近，文辞典雅，雕琢颇深。虽状物的工巧深切不如谢诗，但气势更显雄健，主要是因为鲍照较喜欢选择动态的景物，并常夸张，以构造诗歌意象，使得主观色彩更为明显。这种写景的手法，对后代诗人影响极大。如李白。

　　鲍照在七言诗发展中的地位
　　在鲍照以前，只有整齐的七言诗。虽然这种诗体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已经相当成熟。但一则作者寥落（自建安到刘宋，现存较为重要的作品唯有晋代舞曲歌辞《白纻舞歌》)，一则其形式仍是每句押韵，节奏单一，不够流转变化。它的进一步发展，要等到梁代。以七言句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的乐府歌行，则是鲍照的新创。所以，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又是杂言式七言歌行的开创者。他所开创的这一诗歌类型，音节错综变化，大体隔句用韵，雄恣奔放，尤其适宜表达激荡不平的感情。所以唐代李白等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尤其喜好使用这种形式进行创作。
　　扩展阅读：鲍照《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