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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代文学（中）

　　中国古代文学（中）
　　第一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绪论
　　第一节：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一、文学自觉的标志：
　　1、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
　　·汉代：文学——学术（儒学），见《史记·孝武本纪》；
　　·南朝刘宋时期：
　　宋文帝立四学：文学、儒学、玄学、史学；
　　范晔《后汉书》并立《文苑列传》、《儒林列传》;
　　·南朝萧齐时期：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南朝萧梁时期：
　　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沉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文：激起美的感受 笔：感受不到美（应用文）

　　2、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汉代：刘向、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刘熙《释名》等；
　　曹魏时期：曹丕《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西晋：陆机《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将诗赋分列，“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文章流别论》将文体分为12类；
　　东晋：李充《翰林论》；
　　萧齐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将文体分为33大类；
　　萧梁时期：任昉《文章缘起》将文体分为84小类；萧统《文选》将文体分为37（39）大类；

　　3、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曹魏时期：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
　　西晋：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南朝：对语言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齐·永明体——沈约“四声八病”
　　讲求声律、对偶
　　《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一些篇目：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等。

　　二、人物品评与文学品评
　　汉末：士族中的乡党评议。
　　曹魏时期：曹丕九品中正制。
　　刘劭《人物志》：才性之学。
　　刘宋时期：刘义庆《世说新语》在政治、道德之外，增加对人物的审美评判。如《容止》、《品藻》等。
　　锺嵘《诗品》分古今诗人作品上、中、下三品。

　　三、《文心雕龙》与《文选》
　　刘勰《文心雕龙》：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体系的全面建立。全书共50篇，总论5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序志1篇。
　　主要贡献：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二、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揭示创作活动的产生原因，形成了创作论。

　　萧统《文选》：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共60卷，收录先秦到萧梁时期130多位作家的作品共700余篇。分文体37（39）大类。《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合注本）——六臣注（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合刊）
　　“熟读文选理”（杜甫语）、“文选烂、秀才半”（陆游）

　　第二节：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一、战乱和分裂，成为本时期的主要特征
　　饥馑——瘟疫——人口迁徙
　　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二、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与乱世文学
　　药与酒引发的文学创作主题：
　　生死主题：
　　游仙主题：长生、郭璞《游仙诗》

　　隐逸主题：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锺嵘《诗品》）
　　第三节：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一、士族与庶族的对立
　　曹丕九品中正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东晋，高级士族控制中央政权，“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

　　二、寒士的不平
　　宋玉《九辨》：“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
　　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鲍照《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喋躞垂羽翼。”

　　三、文学家族的涌现 三曹 萧氏家族
　　第四节：魏晋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的哲学，与繁琐的两汉经学相比，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自然”、“真”
　　言意之辨——荀粲：言不尽意（创作论）、王弼：得意忘言（鉴赏论）——言有尽而意无穷
　　形神之辨、名理之辨

　　魏晋风流：是在乱世的环境中对汉儒行为准则的一种否定，自觉追求艺术化的人生。
　　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魏晋风流的外部表现特点：颖悟、旷达、真率
　　《世说新语》
　　玄言诗——山水诗
　　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
　　第五节：佛教与文学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BC .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南朝：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北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异苑》卷五：（曹植）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鱼山梵呗”

　　刘勰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二、故事性的加强；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四、词汇的扩大；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佛教怎么传来中国的？
　　陆路—张骞出使西域，36古国都信佛
　　水路—天竺、马六甲海峡、南海上岸、北上
　　第六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东汉末建安（196）开始，到隋文帝统一中国(589）结束，约400年的文学史。
　　建安文学：三曹七子、建安风骨
　　正始文学：嵇康、阮籍、竹林七贤
　　西晋太康文学：左思风力东晋文学：谢灵运、陶渊明
　　南朝文学：永明体、宫体诗
　　北朝文学：北朝三书、庾信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新变：
　　1、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
　　2、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
　　3、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

　　文体的发展：
　　1、五言古诗达到鼎盛；
　　2、骈文、骈赋进入高峰；
　　3、七言古诗的确立；
　　4、民歌的兴盛；
　　5、小说的兴盛；
　　第一章：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场、刘桢）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范式。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建安风骨 曹操——古直悲凉；
　　曹丕——便娟婉约；
　　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对建安时期社会环境的忧时伤乱，建安文学家通常把建立不朽的功业作为短暂生命的的延续，并把这种情感在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使得作品具有异乎寻常的的感染力——“慷慨悲凉”。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通常意义上的“正始文学”，还包括了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面对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严酷现实，正始文人的文学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无奈地摒除了建安文学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基调，选择发展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主题取向，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
　　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
　　第一节：曹操和曹丕
　　1、曹操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往往以旧调旧题来表现新的内容，有的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有的抒写个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气魄雄伟，情感深沉，基调苍凉悲壮。

　　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审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其诗作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喜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感情往往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乐府歌辞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鲁迅称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指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词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文中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通“旋”）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歌概括了关东各州郡首领合兵讨伐董卓，然而由于人人心怀异图，导致战事失败，继而袁绍、袁术兄弟一则谋图废立皇帝，一则自立为帝，以致战祸连年，百姓大批死亡的事实，犹如一幅历史画卷。
　　语言简洁，气魄宏大，感情深郁，在乐府诗歌中是前所未有的。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一篇用以宴会的歌辞。全诗由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重建天下的雄心。正是因为生命短暂，才弥足珍贵；追求不朽的功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
　　全诗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本诗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建安十二年，曹操东征乌桓，经过碣石山所作，描写登山望海的景象。
　　全诗气势雄浑，也反映了诗人的博大胸怀，是古代诗歌中写景的名作。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情怀慷慨，真气回荡，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
　　《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曹操的四言诗为这种文学体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2、曹丕
　　曹丕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约各占一半，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多写游赏之乐，文辞富丽，常用对偶，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如《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等。
　　第二类为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煌煌京洛行》等。
　　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

　　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并且在艺术上完整的成熟的文人七言诗，对以后的歌行体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取得了多种效果的统一，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创造。

　　杂诗（其二）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曹丕诗歌的特点：致力于个人情感的抒发，尤其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

　　曹丕与邺城文学集团：这些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经具备了文学集团的性质。——曹丕《又与吴质书》

　　《典论·论文》
　　全书已佚，《论文》篇是其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开风气之先。
　　作家评论：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人的长处与短处；
　　作家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论述文学和评论作家时，提出了“文气”的概念。“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文体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谏尚实，诗赋欲丽。”
　　对文学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岁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鲁国的叔孙豹出使晋国，与范宣子针对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不以为然，认为这只能叫作“世禄”。他阐述了“三不朽”的观点。意思是：树立高尚的道德，建立巨大的功勋，确立非凡的言论，才算得上流芳百世的事物。文章属于立言范围以内，所以说是不朽盛事。

　　《三国志·魏书·文帝传》：“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裴松之注引《魏书》载曹丕《与王朗书》自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疫病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裴松之又引胡冲《吴历》：“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魏志》载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曾“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太学。凡六碑。后魏孝文帝太和年间，犹存其四。《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五卷。《宋史》以后，不复著录，当亡于宋代。严可均《全三国文》、孙冯翼《问经堂丛书》有辑本。据《艺文类聚》卷十六卞兰《赞述太子表》，曹丕撰成《典论》时为东宫太子。《与王朗书》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在这篇文章里，也谈到建安七子已逝，故成书当在建安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