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备份》者阝

25、古代文批史

　　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产生——先秦时期
　　概说：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产生期。文史哲不分，诗乐舞一体。

　　先秦时期文学理论鲜明特点：
　　第一，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还处于萌芽和产生时期，它们大都体现在对总体文化的论述之中，而不是纯粹的、单一的。
　　第二，先秦时期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产生，和哲学、政治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少重要的文艺思想甚至是蕴涵于哲学、政治思想体系之中，而不是以论述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第三，先秦时期的文学思想和艺术思想、文学理论批评和艺术理论批评，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很多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都是从艺术思想、艺术理论批评中引申出来的。
　　第四，先秦时期大都还只是一些片断的文学理论论述，但是为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从哲学和美学思想方面埋下了牢固的基石，后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先秦找到渊源。

　　先秦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产生，大致可以春秋末期的孔子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孔子以前，严格地说还没有什么正式的文学理论批评。
　　从春秋末年的孔子开始，百家争鸣，为多种文艺思想派别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儒家和道家的文艺思想成影响深远，分别从文艺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两方面，为后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文学的起源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
　　第一节：文学的起源和初期的文学观念
　　诗歌是先秦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但战国以前人们（包括孔子在内）都不把《诗经》看做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来对待的，把它看做一部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修养的百科全书。
　　第二节：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诗言志”的提出
　　最早比较明确地表现了文学理论批评见解的是《易经》《家人》卦的《象辞》：“君子以言有物。”以及《艮》卦爻辞《六五》：“言有序。”
　　“言有物”即是要求文学创作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言有序”即是要求文学创作具备能正确表达内容的精练的语言形式。

　　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正式的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论述，它们主要保留在《国语》、《左传》等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两种说法：一是献诗讽谏说，二是观诗知政说，

　　“诗言志”这种观念最早是体现在《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的，但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

　　“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
　　但是，先秦时期人们对“志”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因此所谓“诗言志”是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
　　到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其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了重视。这在《楚辞》中有明显的表现。
　　我们应当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也是有发展变化的。
　　第二章：儒家的文学观
　　第一节：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文学观
　　一、孔子的主要思想
　　1、文学思想：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

　　2、哲学思想：孔子在哲学思想上并不否定天命鬼神，主张“畏天命”，但他又表现出对天命鬼神的怀疑与动摇。从思维方式上看，孔子不愿对抽象理论问题作宏观的思辨的研究，他更注意的是具体实际问题的研究。这种思维特点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3、政治思想：孔子在政治上有明显的保守方面，他不满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主张要改革，要适应新的历史潮流。他所提倡的“克已复礼”的“礼”，实际上已经注入了重视人道的“仁”的新内容。他要求以“仁”来改造和重建“礼”，正是要求以“人道”为中心来确立各种典章制度。

　　4、伦理道德思想：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孔子建立了他的系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以此作为自己人格修养的最高准则，以仁德修身，方能以仁德治国。在严格的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常常缺少独创性，复古模拟色彩浓厚，封建说教成分很重。

　　5、思想方法：孔子认为事情“过犹不及”，两者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孔子处于变革时代思想矛盾状况的反映,他企图在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激烈冲突中，把双方调和统一起来。这种思想方法也深刻地体现在他的美学与文艺批评标准之中，后来家乐论和诗论中的“中和”观念即由此引出。

　　6、美学思想：孔子在美学思想上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美和善的结合。“善”的具体内容，是他的仁政德治以及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自然美的看法上，他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说法。这种“尽美尽善”的音乐美学观成为孔子以“诗教”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出发点。

　　二、以“诗教”为核心的文艺观
　　（一）文艺与道德修养、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
　　1、文艺与道德修养：
　　孔子在论述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基本原则（语出《论语·泰伯》）。
　　（1）“兴于诗”，据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人的道德修养总是要从具体、感性的榜样学起，而《诗经》在孔子看来，就提供了许多这样的典范，使人们的言谈立身行事有了可靠的合乎礼义的依据。

　　（2）“立于礼”从道德修养过程来说，是比“兴于诗”要更深入的阶段。从学习生动形象的《诗经》，到掌握礼的各种原则规定，实际上也就是从具体感性认识进一步提高到理性认识，使自己立身行事，严格地遵循礼的规定。

　　（3）“成于乐”，孔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最后的完成，还要通过音乐的陶染。这个“乐”，是浸透了仁的精神的先王之雅乐。

　　2、文艺与政治外交：孔子对文艺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当时人们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于赋诗来实现。

　　如果不懂《诗经》，不会灵活地引申和运用诗的意义，那么在政治外交活动中就无法听懂别人的意图，也无法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就可能失礼，甚至导致政治外交活动的失败，还有可能酿成“诗祸”。反之，如果善于熟练地运用“赋诗”的方法，就可能比较顺利地取得政治外交斗争的胜利，并获得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二）文学批评的标准：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孔子借此句来概括《诗经》的特征。孔子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是合乎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的。
　　“思无邪”从审美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他赞美《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就是一种“中和”之美。

　　《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朱熹《诗集传》中说“此言为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从音乐上说，中和是一种中正平和的乐曲，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思无邪”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评价诗歌总集《诗经》的著名观点。“思无邪”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文学创作理论上，孔子强调作者的态度和创作动机。二是思想上，“思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诚，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孔子认为“思无邪”可以概括全部《诗经》的意义。邪和正，必须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仁”。

　　（三）文学的社会作用：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孔子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做了充分的肯定。其“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作了相当全面的分析，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述“兴观群怨”的基本内涵：
　　“兴观群怨”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提出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

　　“兴”，是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而言的，故而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四书章句集注》），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观”，是就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而言的，而孔子所说“观”比较侧重在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心态。从诗“可以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孔子对文艺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他要求文艺能比较具体、比较确切地反映现实的真实状况，体现了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群”是在“仁者爱人”与“泛爱众”的基础上的“群”，而不是少数人以某种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小宗派的“群”。
　　“怨”，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怨”的主体是指对现实不良政治的批判。孔子对“怨”的肯定，也是和他提倡的“仁”相联系的。它也是孔子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一个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重要传统。

　　（四）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关系：
　　是对《周易》“言有物，言有序”与《左传》中“立言、立不朽”的思想的直接继承。
　　1、文质彬彬说：
　　“子曰：质胜文则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这里，“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是要求人既具备“仁”的品格，又有“礼”的文饰。还提出“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孔子认为语言文辞的作用在于充分地表达人的思维内容，也就是说，形式的根本目的在完美地体现内容，不必要片面地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的华丽。由此可见孔子主张要文质合一，文质相符。

　　“辞达”说：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译：孔子说：“（说话、写文章）言语能够表达意思就行了。”“辞达”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不必要徒事与内容无关的文饰。但并不是说文学作品不要文饰。孔子的“辞达”，绝非单一的传达、表达或通达、明白之意，而是“达其所欲达以期于达”的简略表述；它涵盖了言语动机、方式方法、目的效果等多个层面，蕴含了传情达意、表达流畅、兼求修饰、通晓易懂等多个意思。

　　2、尽善尽美观：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也就是说《韶》乐的内容和形式是完善的，《武》乐歌诵武王伐纣，内容不够完善。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内容和形式并重。

　　“尽善尽美”：是孔子在美善关系问题上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看法。其出自《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孔子首次将美与善区别开来，看到了美与善的矛盾性。他认为，美不同于善。因为从善的观点看是完满的东西，从美的观点看却可能是不完满的。美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尽善”并不等于“尽美”。但孔子又认为，美同善相比，善是更根本的。美虽然能给人以感官的愉快，但美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即具有善的内涵，才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主张既要“尽美”,也要“尽善”,美与善要实现完满的统一。孔子这一思想对后世的文与道、华与实、情与理等问题的讨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论雅乐与郑声：
　　孔子提倡雅乐，反对郑声。提出“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过分），佞人殆。”（《卫灵公》）雅乐比较中正，郑声不合中正平和之意，不利于道德品质的培养。

　　放郑声：是指丢弃郑声。“郑声”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音乐，实际是指当时的“新乐”,因与孔子等提倡的雅乐不同，故受儒家排斥。孔子认为新乐任其感情自然发展而无所节制，容易诱发人们的私欲，不利于培养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品质，所以要“放”,要禁绝之。此后，凡与雅乐相背的音乐，甚至一般的民间音乐，均为崇“雅”黜“俗”者斥为“郑声”。《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第二节：孟子“与民同乐”的文学观及其文学批评方法论
　　一、“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
　　孟子“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在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诗乐论发展起来的，他的诗论也是建立在乐论基础上的。他在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上进一步提出了“仁政”的问题。
　　以民为本是他的“民贵君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民本思想在当时条件下，毫无疑问是有很突出的民主精神与进步意义的。
　　孟子“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正是在“仁政”与“民本”思想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从“与民同乐”角度出发，孟子在对待古乐与新乐的态度上与孔子有很大不同。孟子认为古乐之所以要尊敬，是因为古圣贤之君能“与民同乐”，只要能“与民同乐”，则今乐亦何妨？孟子发展和革新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实际上肯定了“今乐”。虽然孟子也批评“郑声”，但和孔子已不完全相同了。

　　二、“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
　　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都是针对春秋时“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的主观臆断解诗方法而提出来的。

　　1、以意逆志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指不能以个别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原诗本意的认识。
　　“以意逆志”即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它是一种对文本的解读方法，在阅读鉴赏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其出自《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逆志是指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在鉴赏诗歌的时候常常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将心比心”去领会、推测诗人在诗中所寄寓的情感，从而理解诗歌的内容和主旨，这就是“以意逆志”的诗歌鉴赏方法。

　　2、知人论世
　　如何才能正确地做到“以意逆志”呢？孟子认为必须要能“知人论世”，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品德、遭遇等状况以及诗人所处的时代状况。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指通过颂读古人的作品以获得帮助，吸取教益，就象和古人交朋友一样；而要正确颂诗读书，和古人交朋友，还须知人论世，联系古人的生平思想及时代环境。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不可分割的一对范畴。

　　知人论世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著名概念。其出自《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意思是说，读一个人的文章必须了解作者的个人情况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

　　三、“知言养气”说
　　“知言养气”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属于文学理论批评，但对后来文论中的“文气”说具有奠基作用。
　　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然后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首先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然后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孟子所说的“气”，是指作者所应具有的内在的优良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他认为只要作者具有这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凛然正气，就会写出富有充沛文气的作品。善于养浩然之气，就能知辞之正邪虚实，接下来便引申出知言的问题。知言是指能正确地使用语言文辞，能分辨文辞的优劣好坏。而这又是建立在养气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知言养气是相互联系，互为依存的。
　　第三节：荀子对儒家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文学思想也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派生物。他的文艺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天行有常”的自然观对他的文学思想的影响。
　　（1）荀子在《天论》中明确否定了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的观点。
　　①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他充分肯定人的积极作用，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人定胜天”的光辉命题。
　　② 重视人的创造性在文艺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2）荀子提倡学习，认为一个人无论在道德修养上还是艺术创造上，要达到完美的境界都必须经过顽强的学习和实践。
　　① 他指出人性本恶，人们生而有各种欲望，它们不一定都合乎礼义要求，只有认真学习，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
　　② 从文艺创作来说也是如此，创作对象必须经过创作者的主观努力，对之进行艺术的加工和改造，方有可能使之成为真正完美的艺术品。
　　③ 他以“全”和“粹”之美作为最高标准，而实现它的关键是学习、思索、实践。这种“全”和“粹的美的境界，既是对道德品质修养的要求、对审美理想的追求，也是对创作完美艺术品的主体方面的要求。
　　（3）荀子肯定自然和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在政治上提倡“法后王”，为此，他主张文艺创作也要从现实出发，不断有新的创造、新的发明，而不能固守旧框框，唯以复古为尚。在文艺的形式方面，荀子主张要有新的创造，并且身体力行，做了很多努力。他创作的《赋》篇，对“赋”这种新文学形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明道、言志、抒情相结合的文学观之形成。
　　荀子文学思想从根本上说也是继承了孔子思想的，是非常强调文学和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的，但是他的论述比孔子具有更强的哲理性，范围也比较宽。

　　（1）荀子认为文学是明道的，不过他说的道与孔子之道，内容不完全相同。
　　① 他的道既是圣人之道，即社会政治之道，又是具有哲理性的自然规律之道。这是吸收道家思想成果而形成的。他把圣人之道提到了自然规律的高度来看待，又把哲理之道具体化为圣人之道、社会政治之道。这也是一种糅合儒道的表现。

　　② 他的道既是先王之道，又是后王之道,这和他法后王的思想一致。他的道不是圣贤固定不变的条条,而是适应新时代变化情况的道，即道的内容是可以不断地扩大与丰富的。道既有其贯穿如一的中心，又有其“应变”的方面。

　　（2）荀子对“言志”的理解也比孔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 他充分重视“言志”中的抒情因素。他在《乐论》中一方面指出音乐是“言志”的，另一方面又强调音乐乃是人感情的自然流露。
　　② 明道、言志、抒情结合的文学观既反映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共性，又反映了文学本身的特点,即个性。这是对儒家文学思想的重大发展。

　　（3）在文学批评上，荀子认为应当以“道”作为最基本的标准，一切言论行动包括文学在内都应当合乎“道”。
　　① 他强调言辞应当符合辩说的需要，辩说应当符合人内心的意图，而人内心的意图应当符合“道”言辞、辩说是心对道的认识的表现。
　　② 在“明道”的方面，应当学习先王、圣人，以他们为榜样。圣人所留下来的经典，如《诗》《书》《礼》《乐》《春秋》等，都是圣人“明道”的代表作。
　　③ 他要求以道、圣、经的原则来指导现实，通过诗歌创作来干预现实。

　　第三，对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系统阐述。
　　1、荀子在《乐论》中对先秦儒家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作了全面的理论总结。
　　（1）《乐论》的核心是论说音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乐论》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音乐——人心——治道”的模式。它认为音乐可以感化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决定政治的治乱。

　　（3）荀子在《乐论》中还全面地阐述了礼乐关系，提出了礼别异、乐合同的思想。
　　① 荀子发挥了儒家关于礼以节外、乐以和内的思想，指出礼作为礼节仪式、典章制度，是节制人们行动的准则。
　　② 人都有天然的欲望和要求，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则必然产生过度追求，从而引起争端，故而需要以礼来加以控制，使之局限于自己应有的范围，而不超越这个界限。
　　③ 人的这种欲望产生于人的内在本性。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陶冶人的内在本性，使之自觉不会产生非分要求，这就需要用乐以和内，使人在思想感情上平和中正，不生非分之想，在精神品德方面统一到共同的原则上。
　　（4）荀子提出了“以道制欲”的重要命题。
　　① 从人格修养上说，要以道来限制欲望的任意发展。
　　② 从文艺创作和欣赏来说，要以道作为判别优劣的标准。
　　③ 从哲学上讲，不允许人性的自由发展，抑制人的个性，只能让它按照礼义的方向发展。
　　④ 从文艺和美学上讲,“以道制欲”要求文艺创作严格地以“礼义”为基本内容，把“礼义”作为审美的前提条件，不允许有越出“礼义”的文艺创作和审美观点。

　　2、荀子把“中和”之美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美学原则。
　　（1）和西周以来注重“德治”，强调要调和矛盾的政治思想相联系。

　　（2）与中国古代注重“和”之美的传统分不开，讲究要五色相调、五音相配、五味相参，认为“物一不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3）从孔子到荀子，美学和文艺上的“中和”观念与政治道德更加密切地联系了起来。“中和”遂成为儒家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