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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古代文学（下）

　　第九章：南戏的兴起、文体与《琵琶记》
　　南戏：是北宋末叶至明嘉靖末期，由最初的“温州杂剧”流布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地，繁衍而成的性质相类的民间艺术的总称，亦称南词。一般认为南戏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它用南方方音演唱，音乐采取不太严格和规范的曲牌联套体，主要角色是生、旦，另有净、丑等，各种角色都可歌唱，形式比较自由。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琵琶记》。元代时南戏在南方广泛流传，入明后出现不同的声腔，如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和昆山腔等，逐渐演变为“传奇”。和元杂剧相比，南戏有舒缓婉转、细腻妩媚的风格特色，后来亦为明代传奇所继承。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指在明代永乐年间官修的《永乐大典》中收录的三种宋元戏文。《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中举后婚变负心的故事，《宦门子弟错立身》歌颂豪门出身的士子完颜寿马与戏剧演员王金榜之间的坚贞爱情，《小孙屠》写孙必贵为兄复仇的故事。这三种戏文基本保持了宋元南戏的旧貌，无论在语言、情节方面，还是在曲牌运用、角色安排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早期南戏特色，质率古朴，简素无华，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当然，从三种戏文前后的发展中，也多少显示了元代统一后，杂剧对南戏的影响以及文人对南戏创作的渗透，比如由对书生负心的谴责到对文士坚贞的颂扬以及曲辞的逐渐诗化雅化、音乐的南北合套等。
　　四大南戏（荆刘拜杀）：是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也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作品，又称“四大传奇”。柯丹邱的《荆钗记》写书生王十朋与妻子钱玉莲历经波折终得团圆的故事；无名氏的《白兔记》写刘知远被逼从军，入赘岳帅府，十五年后与妻子李三娘全家团圆的故事；施惠的《拜月亭》叙述蒋世隆、瑞莲兄妹及少女王瑞兰、少年兴福的种种悲欢离合；《杀狗记》中孙华的妻子杨月真设计杀狗，使兄弟重归于好。这些剧本既贴近民间，又显示出文人对南戏写作的渗透，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尤其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对后来的南戏、传奇创作影响深远。

　　昆山腔：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昆山一带，与当地语言和音乐相结合，经昆山音乐家顾坚的歌唱和改进，推动了它的发展，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又对它予以加工提高。昆山腔经过改革之后，曲调细腻婉转，优美动听，与余姚、海盐、弋阳腔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对许多剧种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高明与《琵琶记》：元末文人高明所作，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实为元代剧坛之殿军，明代戏曲之先声，后人誉为南戏之祖；在音律方面的贡献，功同仓颉之造字，是一部可师可法不可及的作品。是明清传奇的开山之作，标志着南戏的成熟，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其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琵琶记》基本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的形象做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了全忠全孝的书生。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饿死，博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赵贞女》情节大致写了蔡二郎中了状元，贪恋功名入赘相府，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立支撑门户，赡养公婆。公婆死后她以裙布包土筑坟。然后上京寻夫，但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放马踩踹，使天神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琵琶记》的悲剧内蕴和艺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一）心理刻画与人物塑造
　　（1）蔡伯喈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
　　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以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而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作者精心设计了“三不从”的情节,力图把主要人物蔡伯喈塑造成“全忠全孝”的人物。（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驼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2）赵五娘与礼教制度下的女性生活
　　赵五娘形象的刻划也比较成功。她善良朴素、刻苦耐劳，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独力奉养公婆，后又营葬筑坟，忍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在她身上，体现了古代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作者歌颂了赵五娘的“有贞有烈”，守礼行孝，但以更多的笔墨，揭露了封建社会和伦理纲常给予女性的苦难，不幸和无奈，让人们看到这些被视为道德楷模的人物内心的隐痛。这些也正是作者期待“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动人”内涵。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我们注意。蔡伯喈和赵五娘形象的出现说明在元代后期，戏剧舞台逐步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

　　（二）纯熟的语言技巧
　　（1）配合人物不同的处境以及两条戏剧线索的开展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赵五娘一线，语言本色蔡伯喈一线，词藻华丽。这表明作者充分注意到语言与环境、性格、心理的关系。

　　（2）《琵琶记》的语言也富于动作性。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例如“赏月”一出，他们同在庭院里对月抒怀，风光旖旎,但“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让观众领略到戏中人物在同一场境中对立的心境。

　　（三）双线戏剧结构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也颇有特色。
　　它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写蔡伯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地展示出生活画面。
　　在关目安排上，特别注意让两条线索交叉进行，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例如前边写了蔡伯蟾宫折桂，志得意扬，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典卖钗梳首饰，勉事姑婷；前边写了蔡伯喈洞房花烛，后边接着写赵五娘自食糟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亡一病。贫富悬殊的情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使观众加深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认识，在深切地同情赵五娘苦难的同时，体悟到封建伦理纲常的荼毒。
　　另一方面，写蔡伯喈在锦衣玉食享受荣华的时候，时常忧心忡忡，既挂念穷困的家乡，又感受到宦海生涯的不易，优裕闲适的环境与人物苦闷沉重的心态，也形成了鲜明的反衬。这些巧妙的安排，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氛，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

　　（四）思想内容
　　《琵琶记》一剧通过主要人物蔡伯偕“全忠全孝”、中赵五娘“孝妇贤妻”的形象塑造,一方面在主旨上体现了作者提倡风化、宣扬贤孝的戏剧创作主张，实践其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的主观创作思想；另一方面，作者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具体故事情节所表现的人生况味，在客观上又让观众看到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其家庭的摧残，以及中国劳动妇女吃苦耐劳、淳朴善良、敬养老人、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操等内容。
　　第七编：明代文学————————————————————————————————
　　第一章：明前中期诗文
　　第一节：明初诗文
　　高启——“明诗冠冕”抒写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孤吟者
　　（1）高启是明初最有成就的诗人，其诗学习汉魏晋唐，不拘-格，而以豪放为主。他生活在元明交替之际，不少作品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当时的战乱生活。

　　（2）他有着自己的生活理想与精神境界,他会在诗中直接地表达自己的生活志趣因而使此诗散发出浓烈的个性化气息，如他在元末时所作的《青丘子歌》，就从侧面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及重塑个体精神世界的意向，体现出较为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

　　（3）高启还有不少涉及登览怀古的题材，这些诗写景与抒情融为一体,缅古与思今自然交织，结构跌宕有致，雄豪奔放的气势中夹杂着几分苍凉的韵味，如《登阳山绝顶》等。
　　吴中四杰：指明初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高、杨、张、徐），因四人皆为吴人人称“吴中四杰”。四人中以高启成就最大。

　　杨基：少负诗名,杨基的一些诗作对自己在当时环境中坎坷的生活遭际有所反映,如《忆昔行赠杨仲亨》。诗风清润峭拔，保留着元季诗风艳丽纤巧的痕迹，写景物之作较有特色，如《新柳》。

　　袁凯：少时因赋《白燕》诗而得名，人称“袁白燕”。诗歌多学杜甫，以七律诗最为突出。部分作品涉及个人身世际遇，有真情实感，如《江上早秋》《秋日海上书怀》等。

　　刘基
　　（1）诗歌：《覆瓿集》，主要是写壮士的快意恩仇和豪侠气概，音节铿锵，格调高扬，不失汉魏乐府遗风。
　　从刘基的创作来看，其元末、明初两个时期的诗在风格上存在较大差异：作于元末的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债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入明以后的诗则“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律矶之气，撕然无有存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

　　（2）文章：《明史》称“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刘基多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
　　①刘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明史·刘基传》），其作品中的寓言散文颇有特点，刘基往往通过寓言故事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这些作品吸收了先秦历史与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的传统，将所要论说的道理通过一个个故事反映出来，夹叙夹议，既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又能恰当地说明问题、深化主题，体裁短小活泼，文字简洁质朴，如《郁离子》。
　　②刘基的一些写景叙事的记叙文，常能表现出作者的艺术匠心。如《活水源记》抓住自然界中不同的景物特征，以细腻而自然的笔触表现出来，使所描绘的艺术图景生趣盎然，自然逼真，不落俗套。

　　宋濂：刘基称其“当今文章第一”；主张“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强调“文”要贯穿“圣贤之道”的内核要能明道致用。宋濂的散文简朴明洁，不落俗套。
　　（1）其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明道”的观点，主张“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强调“文”要贯穿“圣贤之道”的内核。这实质上将表现作家对生活个性化体验和独特文采的文学创作，排斥在体道之“文”以外，从而使他的文学观念散发出浓烈的卫道和经世致用之气。
　　（2）其散文创作，有不少道学气。不过也有一些作品，特别是人物传记和记事写景之作，注意生活基础和艺术技巧，富有文学性。如《秦士录》刻画人物性格鲜明，富有生气，给人印象深刻。
　　（3）其记叙散文简朴明洁，不落俗套，特别是有些局部的描绘颇具艺术欣赏价值，如《环翠亭记》。

　　台阁体：指明朝前期以台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所倡导而形成的一种诗文创作风格。台阁体内容大多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旨，艺术上讲究雅丽雍容，缺乏生气，过于平庸单一。台阁体的流行受作家的生活际遇、相对封闭的上层官僚生活、政权稳定与整饬政策有关。台阁体的出现使文学发展步入低潮，故而从李东阳的“茶陵派”到“前后七子” 都以实际创作和文学理论反对台阁体。

　　李东阳：
　　茶陵派的代表人物。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诗与文不同体”,突出诗歌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
　　在对待如何学古的问题上李东阳强调对声调等法度的掌握，前七子在诗歌师古问题上就吸取了李东阳“轶宋窥唐”的主张。他有的作品还保留着台阁体的痕迹；有的表现出较为开阔的生活视角，书写个人真情实感，如《春至》《茶陵竹枝歌》等；有的反映个人的生活情形与精神状态。
　　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较多的是对声调节奏等法度的掌握。后来，李东阳的有些作品摆脱了台阁体束缚，表现出较为广阔的生活视角，抒写了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

　　李梦阳：“前七子”的核心人物。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排斥诗歌“主理”现象，有反宋诗倾向强调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说。

　　王世贞：“后七子”的代表人物。他结合才思谈格调，主张诗文之作重视“法”的准则。强调重格调要“基于情实”，讲法度要“不屈瘀其意以媚法”，重视作家思想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

　　归有光及其散文成就：
　　唐宋派创作中一些较为成功的作品不是那些注重发明“圣贤之道”的文字，而是富有文学意味的篇章，如唐顺之的《任光禄竹溪记》。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

　　（1）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史记》，又尊尚唐宋诸家，对学古对象的择取比起唐宋派其他文人更显得宽泛。他反对后七子复古之举，主要在于对“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难以容忍，而不是针对取法对象本身。

　　（2）归有光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琐事及普通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其散文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如他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思子亭记》等。他的散文也以描绘生动细腻见长，如《寒花葬志》等。

　　茶陵派：明前期以李东阳为首的一个诗歌流派。因该诗派领袖李东阳为茶陵人，故名。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等。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习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声调法度，强调诗歌的审美特性，为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先声。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创作风气，其作品虽留有台阁体的痕迹，却已有反映个人生活与精神状况的内容。

　　前七子：指活跃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其成员还有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他们在复古的旗帜下，重新审视文学现状，寻求文学出路，尤其是针对当时文坛委靡不振的格局，他们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重视民间“真诗”，反映出对文学本质一种新的理解。但是他们过分注重法度格调等创作规则，陷入了拟古的窠臼，也造成了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前七子的创作情况
　　（1）时政题材：从前七子的诗文创作来看,既有大量拟古之作，也有一些较有创作个性之作，如重视时政题材，这跟前七子中一些成员自身的政治命运和干预时政的勇气有关如李梦阳的《述愤》《离愤》、何景明的《玄明宫行》、王九思的《马嵬废庙行》等他们或描写个人生活遭际，或直言治政弊端，具有较为强烈的危机感和批判意识。
　　（2）民间庶民生活：李梦阳等前七子注意将文学表现的视线转向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这与李、何等人重视反映社会下层庶民生活的民间作品的文学态度相吻合。这类诗歌画面自然清新，语言质朴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如何景明的《津市打鱼歌》。
　　（3）下层市井人物：与反映庶民生活相联系，一些下层的市井人物也成了前七子文学表现的对象。如李梦阳就有不少刻画商人形象的作品，如《梅山先生墓志铭》。

　　后七子：指明嘉靖中期的一个以王世贞、李攀龙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其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他们的复古主张是对前七子的承接，但在学古问题上对法度格调的研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同时他们也重视作家思想情感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针对唐宋派学宋文的现象，他们表达了反对重“理”而轻“辞”的态度。后七子创作的弊病在于过分注重对文体的揣度模拟，陷入了拟古的窠臼。

　　前后七子
　　1、文学活动的积极意义
　　（1）前后七子在复古的旗帜下，努力为文学寻求一席独立的地位。特别是李梦阳等前七子，他们倡导复古，与重视文学的独立地位、积极探索文学的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联系。

　　（2）在重视文学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他们对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风气发起了一定的冲击。
　　例如：①后七子对诗文法度格调的高度重视以及批评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作家重“理”轻“辞”的毛病，虽有过多地注重形式的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重视文学审美特征和以重形式的手段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
　　②前七子则明确地将复古的目的与文学表现作家真情实感、刻画真实人生的追求联系起来。这些都体现了对文学自身价值的一种新的理解，以及敢于同传统文学观念发生离异的勇气，赋予了文学复古活动以深刻性和挑战性。

　　2、复古活动的弊端：前后七子在复古过程中寻求消除文学旧误区的办法，却又陷入了文学新的误区，即在拟古的圈子中徘徊，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求真写实的观念并未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为数不少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模拟之作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水准。

　　3、影响（1）清代沈德潜曾标榜前后七子的复古业绩,他论诗主张从前后七子的文学论点中吸取内容，重新提出复古主张，并且着眼于唐代雄壮高华的格调，直接继承了前后七子复古的衣钵。
　　（2）前后七子一些文学变革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启了后世文学新精神。晚明时期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对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活动加以肯定，同时他还赞赏民间所传唱的作品为“多真声”，与李梦阳“真诗在民间”的说法神理相通可以说是李梦阳“真诗”说的某种延续。王世贞“有真我而后有真诗”之说以及后七子中一些成员重“性灵”的看法，则可以从公安派直抒胸的“性灵说”中找到它的影子。这些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前后七子与晚明文人在文学主张上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

　　唐宋派：明嘉靖年间出现的一个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散文流派。因主张学习唐宋古文法度，故得名。唐宋派反对前七子的师法秦汉的主张，推崇韩、柳、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名家，使文章走向自然流畅、平易近人。在创作上，他们强调文以明道，但过分追求理正法严，不免失之于沉滞，其成功的作品反而是那些富有文学意味的篇章。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他在提倡道的同时，注重文学抒情作用。《项脊轩志》是其代表作。

　　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八股文兼具策、论、诗、赋等文体的某些属性。
　　其体制主要有两方面的要求：代圣贤立言，体用排偶。篇章结构包括题头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和股对部分。股对部分为文章主体，正格由提比、中比、后比、束比等构成，每比分二股，共八股。提比后又有出题，中比、后比间有过接，束比后有大结。在实际写作中，严格写满八股的情况反而较少，二股、四股、六股等更为普遍，也有不设股而以单行格式成篇的。
　　第二章：明代文言小说
　　“三灯丛话”：是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馀话》和邵景詹《觅灯因话》三部传奇小说集的合称，它们上承唐人传奇，下启《聊斋志异》，在传奇小说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瞿佑《剪灯新话》集中反映了元末明初战乱期间的社会生活，而士人阶层的遭遇又是其重心所在。李昌祺仿瞿佑《剪灯新话》作《剪灯馀话》，道德训诚是《剪灯馀话》中起主导作用的内容之一。邵景詹，仿瞿佑《剪灯新话》而作《觅灯因话》，在小引中公开反对“逞文字之藻”，而把精力花在曲折故事的设计和描述上，其风格以质朴见长。从《觅灯因话》中的八篇小说来看，作者惩恶扬善的动机极为明确。
　　第三章：《三国志演义》
　　明代四大奇书：是指《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四部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即世情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实际上，它们又是南宋时期说话艺术中主要四家的延续和发展:《金瓶梅》是小说家小说的发展，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是讲史小说的发展，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是说铁骑儿的发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是说经小说的发展，是一部艺术上卓有成就、影响很大的浪漫主义杰作，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

　　历史演义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一种类型，系属章回体小说。常用通俗的语言，把战争兴废、朝代更迭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为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具有较强的通俗性、故事性和教诲作用。其特点是“依史演绎”（既有史实的依据，又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和创造；既有纪实的成分，又有艺术的想象和虚构。）《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在长期、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创作了《三国志演义》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作品。该作品约成书于明初，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它主要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百余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司马懿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三国人物。

　　《三国志演义》中战争描写的特点?
　　《三国志演义》最擅长描写战争，它描写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学史中是罕见的。《三国志演义》战争描写直呼要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
　　（1）首先，作者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而是着重表现每次战争的不同条件，特别是具体条件下战略战术的运用，突出战争指挥者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战争成败的重要意义，因此它不仅描写了战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揭示出战争的某些客观规律，而且写出了各次战争的特点。

　　（2）其次，小说所描写的系列战争彼此关联照应，轻重主次配合协调，全部描写匀称和谐而又波澜起伏。

　　（3）第三，在以写战争为主的同时，也展开其他活动的描写，而这些活动又与战争的进程有机联系。如“赤壁之战”杀伐之际，庞统挑灯攻读、曹操横槊赋诗等插曲都富有诗情画意，不但揭示出战争的客观规律，也使节奏富于变化，张弛有致，更切合艺术欣赏的要求。
　　（4）第四，着眼于最富于戏剧冲突的事件和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情节，通过战争进程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众多人物的思想性格。如赤壁之战中描写具有英雄才略的周瑜和诸葛亮。曹操两次派蒋干过江和支使蔡中、蔡和诈降，都被周瑜将计就计，巧妙地加以利用。但周瑜的安排都不出诸葛亮所料，而且周瑜假借断粮道、造箭来陷害诸葛亮的计谋，也被诸葛亮识破。这些自然写出了诸葛亮的才能气度处处超过周瑜。
　　总之，这部小说中的战争描写，不仅仅歌颂了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赞美了智，传递了美。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人物刻画方面的特色?（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类型化人物）
　　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突出表现了甚至夸大了它们的主要性格特点，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雄豪奸诈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谋略超人的诸葛亮，宽厚仁爱的刘备、勇猛暴烈的张飞、老奸巨猾的司马等。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的脸谱化表演，在单一、稳定而夸张中呈现出一种单纯、和谐、崇高的美，容易为读者所把握。

　　（1）出场定型。人物出场时，作者通过外貌和语言描写将角色定型，并且，角色的外貌和言行、思想常常能直接对应，不存在“表里不一”的情况，比如张飞的外貌与其性格的直率正好相对应。再如写刘备“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曹操少时诈“中风”以诬叔父，都可以说是一种性格的“亮相”。

　　（2）反复皴染。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如写曹操之凶残，连续写了他梦中杀人，杀吕伯奢一家，杀粮官以欺全军；写他的奸诈就写他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写他的雄豪，则写他献刀刺卓，矫诏讨卓，支持关羽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样就把一个专横残暴、阴险狡诈，又豪爽多智、目光远大的“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写得血肉饱满。

　　（3）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张飞一声喝退曹操数十万大军，虽过于夸张气势凛然一面便跃然纸上；关羽斩华雄“其酒尚温四字淋漓尽致地展现其神勇。

　　（4）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寄托着作者主要理想的刘备之仁。就是在与曹操之奸的对比中进行刻画的；曹操与袁绍同为奸雄，一个雄才大略、识见高超，另一个则外宽内忌、多谋少决。这类对比手法，对于区别同一类性格特征的人物“同而不同”十分重要。比如同为勇猛的战将，神勇的关羽、骁勇的张飞、智勇的赵云、英勇的马超，各有特点，并不成为一种类型化的人物。但小说所塑造的这些具有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往往没有内在的冲突，缺少性格的变化和发展；有时将主要特征夸大过分，造成了失真之感，如鲁迅所指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三国志演义》的主要内容与悲剧精神?（思想内蕴）
　　（1）《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
　　从纵向上看：《三国演义》描写了从汉灵帝至晋武帝共 97 年的历史。全书 120 回，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汉末的动乱和群雄并峙以及曹操集团的崛起和壮大；第二部分主要写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壮大，三国鼎立，互相争雄的局面；第三部分写三国的衰落，最终为司马氏统一，建立西晋王朝；
　　从横向上看：《三国演义》所描写的近百年的历史是当时三国各军阀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斗争的形象反映，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首先，作品写了三国之间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其次，政治斗争的激化演变为战争。作品堪称是一部形象的百年战争史，是古代军事文化的百科全书。再者，在三雄逐鹿的形式下，三国之间的外交斗争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2）《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和悲剧精神：
　　小说中强烈的拥刘反操倾向和最后三分归晋的结局表明，小说是一部悲剧作品。刘备集团经常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和克服政治利益是作品中导致其悲剧结局的直接原因，小说具有强烈的悲剧美。

　　《三国志演义》的叙事特征?
　　《三国志演义》是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创作出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有虚有实。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处理得当。清代的章学诚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观念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更关键的是，作者并没有将“维护史实”放在创作的首要位置，相反，“史实”只是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材料和发挥才能的场所,他的创造本质上来讲，是“以实就虚”，是借助宏观的历史框架来进行艺术虚构，而从未因迁就“史实”而对艺术效果进行牺牲，具体来讲，作者对历史真实和艺术创作的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点：
　　（1）小说叙事时，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以大小事件作为联系的线索，构成了作品的结构。这样的艺术构思，使全书的结构既宏伟又严整：看来头绪繁复，却又脉络分明。在这构架上，作者又兼用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笔法，使全书的故事详略得当，摇曳多姿。

　　（2）作为中国古代早期章回体小说，《三国志演义》在叙事方式上是以全知全能为主。所谓“全知”就是指讲述者对所有事件、所有人物都了如指掌，“全能”是指讲述者的叙述视角可以任意变换，既可以超越身份对人物进行评论，又可以临时进入故事中任一人物的主观视角进行感知和评论。如“桃园结义”刘备的出场一段，作者有关刘备的身世、形象、性格、爱好等等所有情况无所不知。而在介绍关羽时，叙述者突然切换为刘备视角，借助刘备的印象来形容二人。但纯粹的全知讲述也容易使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太远，适当地转换视角对于全知讲述也是十分必要的补充手段。

　　（3）在视角转换的基础上，《三国志演义》也开始出现限知叙事的萌芽——设置悬念，因为“悬念”的发生必须基于读者对事件的“无知”，如再草船借箭中，读者跟着鲁肃的视角一起紧张，在“三顾茅庐”中，读者则随着刘备一起探寻发现诸葛亮，悬念的设置能使读者对故事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对情节发展产生期待，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

　　（4）《三国志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可以说是一部“全景性战争文学”作品。它抓住战争的特点写出战争的不同；以人物为中心描写战争：运用张中有驰闹中有静的手法描写战争。

　　（5）《三国志演义》所用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这有利于营造历史的气氛，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历史演义的独特的语体风格。人物语言已开始注意个性化。
　　第四章：《水浒传》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它发展并定型于明代，是在宋元讲史等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明人对中国文学最为引人瞩目的贡献。其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首尾完整，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章回小说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体制，且有“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等套语。《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其他代表有《水浒传》《西游记》等。

　　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的区别
　　第一，历史演义重在演绎历史事件，记述朝代兴亡，英雄传奇重在描写传奇英雄的事迹，渲染其勇武不凡的风采；第二，历史演义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多有史实依据，英雄传奇则以民间传说为主，虽然其主要事件和人物也有一些历史的影子；第三，历史演义多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的写法，英雄传奇则以纪传体为基本写作方式。

　　英雄传奇小说：古代小说类型之一，一般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以歌颂历史上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或超人、半超人的传奇人物为题材，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完成。《水浒传》为后世英雄传奇小说提供了范例，继《水浒传》之后，还有《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较有名。

　　《水浒传》七十回本：《水浒传》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明末金圣叹将一百二十回《水浒传》“腰斩”而成七十回本，题为《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回本将大聚义以后受招安的内容全部砍掉，以杜撰的卢俊义惊疆梦作结，保留了全书的精华部分文字也比较洗练和统一，同时又附有大量精彩的批语，因而成为此后最通行的本。

　　《水浒传》的内容与主题?
　　（1）《水浒传》的主要内容：《水浒传》全书的故事情节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前70回）写108名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经过，是梁山好汉的个人英雄传奇故事；第二部分写梁山义军同官军对抗作战，后来又合伙接受招安的过程，是梁山事业发展壮大的写照和梁山好汉的集体传奇故事；第三部分写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奉命征辽、征方腊直至最后失败的经过，是梁山起义的最终悲剧结局。

　　（2）《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是一种绿林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是墨家思想意识在民间所表现出来的绿林土匪文化精神的写照。

　　（3）《水浒传》与绿林文化的政治特征：
　　①“逼上梁山”是多数梁山好汉上山聚义的共同原因；
　　②“替天行道”是梁山好汉的政治行动纲领；
　　③“以贤为能纪律严明”是梁山好汉的组织原则；
　　④“接受招安是梁山起义的必然结局。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系统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是这种悲剧结局的宏观上的文化根源。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1、人物性格从类型化向性格化的过渡。
　　《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塑造仍然有很重的“类型化”倾向。然而已经表现出了从“类型化”向“性格化”的过渡，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别于《三国演义》的“在事件叙述中塑造人物性格”的方式，《水浒传》的叙述本来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所有的事件都围绕着人物而展开，是“人物制造了事件”，而不是“人物出现在事件中”，此外，还出现了专门为了体现人物性格和特质而设的事件，例如“武松打虎”等，这些事件与故事主线主旨无关只是单纯地用来表现人物的性情。

　　（2）《水浒传》还写出了相似性格人物的细微差别，达到了写人物性格“同中有异”的成就，例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的性格都是粗率的，但李逵有滥杀无辜的野蛮的一面，武松则是喜欢逞强，景岗山杀虎即是例子。

　　（3）《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塑造仍然有很重的“类型化”倾向，然而，可贵的是，《水浒传》塑造出了两组“互补”的“性格类型”，使人物群像合拢起来能表现出人类性格中的“固守秩序”与“冲破秩序”的内在冲突。
　　在水浒传中，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杨志都是典型的“保守型”性格，他们很难反叛朝廷，上梁山完全处于形势所迫，是忍无可忍的被逼无奈之举。而李逵、鲁智深、武松则是“进攻型”性格，他们反对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上梁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主动选择，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武松杀嫂等都是主动站出来支持他们所认为的“正义”。纵观整部《水浒传》，梁山好汉们既充满反叛性，却又大体上依然忠于朝廷，正是这样的两种性格类型在其中保持着平衡。

　　（4）能展示性格在环境的制约下有所发展与变化（能从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把握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因而不仅能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环境遭遇，不同的生活条件，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色；而且能在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变化。）
　　在这方面，林冲被逼上梁山，经过曲折过程最后完成思想转变，写得最为出色。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多数不能贯穿始终，特别是大聚义后，人物大都失去原有的个性色彩，但这种性格描写的流动性和层次性，体现了古代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时从重特征化到个性化的进步。

　　（5）英雄好汉仍不脱“超人”气息，将英雄理想化时往往渲染、放大到超越常态的地步，带有传奇色彩。同时把超凡人物放置在现实生活的背景上，用浓墨重彩描绘高度夸张的故事时，也注意在细节上精雕细刻，使人物的传奇性和现实性结合在一起，为人物赋予了一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

　　2、叙事技巧的进步和自由
　　（1）在全知全能方面，作者能够从更大的宏观角度，从广阔的时空背景上去把握和统摄全书的人生哲理和历史线索，呈现出超越全知全能的叙事才能。

　　（2）最能体现作者叙事才华的是作品中作为限知叙事方式表现的流动视角及其更大的自由性。使读者或如亲临其境、身同感受；或突然惊醒于流连忘返之际，体现了作者自由灵活多变的叙事技巧。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关系上，《水浒传》作者的做法是以局部的限知组合成整体的全知。限知与全知相互作用，使读者忽而心急如焚，忽而长气一舒，尽享艺术天地之乐。

　　（3）以犯求避：这是金圣叹的总结，也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安排了很多相似的情节在不同的人物身上：而通过人物的不同做法将相似事件写得件件不同，同时又衬托出了每个人物性格的不同，比如李逵和武松都曾打虎，林冲、宋江和武松三人都曾入狱面对“杀威棒”，三人的表现各不相同。

　　（4）在叙事中加入丰富的细节，相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叙事大大丰富了细节，最典型的是武松打虎，老虎的攻击方式，武松的回应方式和心理状态全部都展现出来了。

　　3、珠串式的线形艺术结构
　　（1）《水浒传》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总体都是顺序叙事的单线结构，前半部分的主题是“逼上梁山”书中展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英雄故事”，其结构形式是“以人物引出人物”，形成了似糖葫芦般的珠串式的线性结构；书的后半部分的主题则是“招安出征”写的是梁山好汉们归顺朝廷后，替朝廷征战的故事，后半部分的结构形式是“过关斩将”的结构，即“遭遇困难——克服困难”模式的反复出现。

　　（2）《水浒传》中另有两个有结构意义的场景设置：反复出现的“旅途场景”与“柴进庄上”这个集会点。前面说过，本书故事展开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人物引出人物”，要做到这一点，主要人物之间就必须有碰面的可能性场景，而“旅途”是最容易使陌生人巧遇的场景，一个固定的、大家都喜去的“集会点”也是有同类追求的人物容易碰到彼此的地方，因此，本书安排了林冲、宋江、武松三个人遭遇流放、长途跋涉，又安排了柴进这个特殊人物来容纳不同的“梁山好汉”相互认识。

　　4、生动简明的艺术语言风格
　　在语言风格方面，《水浒传》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说话”艺术的语言特色。它主要以山东一带的北方口语为基础，加工成为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其主要特色是：简洁明快、生动含蓄，表现力很强，写人叙事，多用白描，不用长段抒写，往往以几个字便意态毕肖。可谓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作者笔下，人物的语言个性也很突出。书中所写绿林好汉的语言，都能符合个人身份、个性和神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水浒传》的地位及影响
　　1、《水浒传》的社会影响
　　《水浒传》所写的本来就是社会的重大问题，故必然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一批进步的文人纷纷借它来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不平，抨击言行不一、人性扭曲的“假道学”的“可恶、可恨、可杀、可剐”（容与堂本第六回回评）。对于此起彼伏的造反者来说，《水浒传》也对他们起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但是，小说的忠义思想和对招安的描写曾经对某些义军的领袖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如张献忠在谷城受抚，就表示“戮力王室，效宋江水浒故事耳”（《纪事略》）。但比较起来，《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还是主要的。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传》英雄的口号己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成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的一种奇观。

　　2、《水浒传》的文学地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水浒传》也具有崇高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刊行后不久，嘉靖间的一批著名文人如唐顺之、王慎中等就盛赞它写得“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贽则把它和《史记》、杜诗等幷列为宇宙内的“五大部文章”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志演义》一起，奠定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但它比之《三国》，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幷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3、《水浒传》盛行以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
　　以戏剧作品而言，明清的传奇就有李开光的《宝剑记》、金蕉云的《生辰纲》等三十余种。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都有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至于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说唱及各种民间文艺等，更是不可胜数。小说作品中，世情小说《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袁中道《游居柿录》）。清代又出现了《水浒后传》、《后水浒传》和《结水浒传》（《荡寇志》）等续书。后世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等虽然其命意另有所在，“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

　　当然，《水浒传》作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对于诸如《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英烈传》等作品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水浒传》创造了英雄传奇美，不但对我国的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对整个小说文化和国民精神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幷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水浒传》确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水浒传》人物塑造（宋江和林冲）
　　1、林冲
　　（1）在人物描写上，《水浒传》能从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把握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因而不仅能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环境遭遇，不同的生活条件，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色；而且能在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变化。在这方面林冲被逼上梁山，经过曲折过程最后完成思想转变写得最为出色。

　　（2）林冲是一个由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人物，他有相当的地位，有年轻美貌的妻子，有富贵安逸的生活。他一心想保住这种生活，造就了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敢反抗的性格。从高衙内第一次调戏他妻子；到再次把他的妻子骗到陆谦家的楼上调戏；到遭陷害被发配沧州；到去沧州的路上受欺压，在野猪林差点被杀，他都忍了过来。直到火烧草料场，亲耳听见门外陆谦等人说要拾他的一块骨头回去向高太尉领赏时他才忍无可忍，手刃了陆谦、富安，和统治阶级最后决裂，毅然造反上梁山。

　　（3）作品写出了林冲从能忍到不能忍，从懦弱到坚强，从屈辱到反抗的思想转变过程。从一出场，他就是一个被压迫者，胸中有一腔不平之气，这是他能转变的社会思想基础；而统治阶级的一次次“逼”，使他由想苟安而不能苟安，思想由量变达到质变，最后走上反抗道路。

　　（4）林冲性格的特点及其转变，写得有理有据，真实自然，因为这种思想性格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的。人物性格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又在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中发展变化。这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高明之处，也是其突出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

　　2、宋江
　　一方面他沉沦下僚，极不得志，同下层人民有很多接触，了解他人疾苦，同情其遭遇，因而对贪官污吏十分憎恨。他仗仪疏才，济人贫苦，且结识江湖好汉，被称作“及时雨”’。这一切使他倾向革命，具有反抗精神。
　　另一方面，由于“自幼曾攻经史”，受过系统封建教育，存在严重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这使他在革命过程中存有妥协性和动摇性。
　　宋江形象意义在于深刻揭示了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说明领袖人物对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

　　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矛盾，统一在宋江思想之中贯穿于一生。
　　革命性表现在：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舍着条性命”，把劫取生辰纲的显盖放走。但同时又认为晁盖上梁山，专与朝廷作对是“犯了大罪”；杀阎婆惜是他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从此由押司变成逃犯。已和官府、法律处于对抗地位，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幻想，并未与官府直接对立投奔梁山，而是寄居于孔明、孔亮和花荣等处，避免彻底背叛朝廷；直到刘高等欲陷他于死地时，才带领燕顺、花荣等投奔梁山。但在村店里，接到石勇带来假家书，立即丢下大队人马，“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明知回到家中并无好结果，但宁愿做囚徒，也不背叛朝廷，这又是他妥协性的表现，直到刺配江州，受尽了窝囊气，连囚徒也做不成时，才不得不上梁山；上山后，充分发挥领袖才干，整饬山寨，训练队伍，率领义军攻城略地，使梁山事业大为兴旺，这时期思想中革命一面占主导地位。

　　但同时，始终存在妥协投降思想，为梁山起义军制定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当作日后接受招安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当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处于极盛时期，却认为时机已到，率领全伙受招安，彻底葬送了梁山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