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新巷》觅青蚨

6、金陵街国小 到了该上小

　　我还蛮喜欢“国小”，“国中”之类带着些民国气息的名字。我的那所小学从前的旧名便是“金陵小学”，它所处的那条路就叫“金陵路”，不过后来那条路所朝向的校门弃用了，当作了后门。门右侧的池塘，绿化树，灌木丛，假山。就竞相成了我们的课间休息的好去处。新的校门朝向的是车流量大的马路，对向的那边是我们高小校区（也就是四—六年级的学生），而我们这边则是低小校区。低小这边进门处有条宽敞的走道，大约五十米左右。地面铺了细小的白瓷砖，两旁摆满了盆景之类，我那时印象最深的一串红，真的有去吸食过她的花蜜，好像味道也不赖。这个走道还有个作用，就是每天早晨，会拍当星期值日的班级选派六名学生。列队站在校门口，手臂上还会套上蓝袖章，老师们来就立正敬礼，同学们来就检查有没有没戴红领巾，或是衣衫不整之类的，就扣留下来，询问是哪个班的某某。记在本子上扣分。
　　说起袖章还有件忍俊不禁的事，有一次我被选来站校门口值日，放学后去逛文具杂货店的时候，被店员误以为是街道社区来检查的，感受到她们眼光的追随，这种莫名的“被赋予”的权力，给人感觉很奇怪。
　　从学校回去的路，有条林荫路，毗邻电信街道，那条林荫道在我记忆里一直是很荒芜人烟稀少之地，左侧曾有处占地两个足球场大的废弃空地，门口的铁门紧锁着。到五年级左右才有建筑公司接手，重新翻修那片地，又筑起了一栋高楼用作了单位宿舍。右边所处的之前也是一些砖红色的老房子，从屋檐墙角探出来的几枝树桠，透出些生机勃勃。不过底部基础还算夯实，好像也就用着。右边也是这几栋也是单位宿舍，但我朦朦胧胧忘记了是个什么单位。再往前几米就是一栋住宅小区了，也是那种八九十年代老式的，还记得一年级时候的班主任老师，就住在这里，我倒没有见到过，是母亲骑车在那里偶遇到了她。她也是位年轻教师，应该是师范毕业没多久。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她向班上一个女学生扔粉笔头还是橡皮擦之类，砸中鼻子，流了蛮多鼻血来着。而那个女学生后来竟成为了我仅有的朋友，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在低小刚开始时候，我交好的同学是位姓徐的女孩子，还记得应该是叫“Xu Fei”。是个瘦高微微肤色有点黑的，长发女孩子，看着总是娴静的样子。在学校里，竟然会受人欺负。那天午后，她的书包被人扔到了二楼大厅窗户外的阳台上。阴暗昏沉的光线，长满苔藓的露天阳台上，孤零零躺着的浅蓝书包。那时我们还不明白这种事情的严重，只是纷纷跑去安慰了她。也不知道是谁干了这些。以为只是一场恶作剧。
　　后来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再来班上的，没瞧见她的身影，母亲告诉我她转学了回去简阳老家，缘由只是说是父母工作变动。母亲的手机上存了她妈妈的联系方式。过了半年还是一年左右，有一次在厨房坐在小板凳泡脚时，忽然来了兴致找妈妈要来她的手机，拨通了她妈妈的电话，也忘记说了些什么。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了，从此便似断线风筝飞向天边，失去了再见的机会。
　　那之后，因缘际会母亲每天放学接我时等待的地方，逐渐聚集了两三个同班同学的家长们，她们都是和我妈妈一样骑着电动车或是自行车，后排的座椅就用作了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工具。因此闲聊间也渐渐熟络起来，一个是姓叶的女孩，一个是姓郑的男孩子。那个姓叶的女孩子的家离桓新巷很近，在一栋电梯公寓小区里。她祖籍不是本地的，父母是浙江那边的，因父母做水泵生意到这边便也跟着来这里安家读书了。她的家里也就几乎成了他父亲的办公区，客厅是布置成许多格子间的办公桌，电脑，打印机，复印纸，文件夹堆满在桌子上。主卧也是他父亲的办公室兼会客厅。次卧带着阳台那间则是小办公室。只有最小的那间次卧，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卧室。我因为高小阶段，老师总是布置些查询课外资料和做手抄报之类的作业，家中那时母亲还没有想到给我购置电脑之余。我便时常跟随她到她家中以做作业为名，实为到她家蹭电脑游戏玩。我们的小学就是以计算机特色教育为主，所以差不多三四年级，我们就在上计算机课，每次老师讲完一些课堂知识和随堂小作业完成后。我们就各自在互联网搜寻着各自喜好的游戏了。那阵我最常玩的是4399的单机小游戏。诸如一些装扮类，经营类的频率特别多。同姓叶的女同学在她家玩的最多的则是，一款名为“Q版泡泡堂”的益智休闲类游戏，也没有什么技术可言，主要就是反应能力和两人的配合协作。那会儿完全是不亦乐乎，有时我竟还舔着脸皮在别人家吃了晚饭才走。这个女孩子也总是邀约着我和她一同放学走路回家，走林荫路旁边那条。会经过云南招待所的一条僻静小路叫“公行道”，但是离华西医院和电信路也很近的，路上总还会买些辣条零食什么的分给我（我现在想来我可能就是嘴馋为了那白来的吃食故而愿意和别人一道走吧），想来我那会儿最大的陋习就是嘴馋和不会拒绝人了吧。其实更确切的分析来讲，小小年纪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互相利用”，她需要我的陪同，而我需要她的电脑和零食。也不仅仅是陪同，我那时甚至是有些讨好于她，还时常送予些她饰品店的发饰项链些，至少都不是合法渠道得来的，而是在附近的店里顺手牵羊偷来的。回想起我的小学阶段，我的行径竟是如此卑劣谄媚，倘若一直这样下去，我会沦落成什么样子呢
　　在家乡村子里还在上幼稚园的时候，我就有了偷拿东西的习性了，那时还只是从家里的座机电话抽屉中几角钱拿去买零食吃。后来幼稚园放学后，经过超市时则直接从别人超市货架上拿走薯片之类的吃物。原来我那时就是个为了食欲铤而走险的小孩啊。在上国小以后，学校旁边有家文具店，从一年级开始的包书纸，笔，橡皮擦，笔袋诸如此类的我时常在她家买，后来放学时候无聊闲逛时（果然学生们最爱逛的还是这类文具、书店）就会偷拿些“沾沾”，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卡通贴纸了，只是那会儿我们的俗称如此。一次午饭后母亲送我去上学时，我缠着她给我买“沾沾”，那会儿小学生的流行，大家都很爱把“沾沾”贴在书本、文具盒上，作为一种装饰。母亲拒绝了我，我又不依不饶了好一阵，后来似乎是路过的同班的女同学，把她的“沾沾”分给我了些才算作罢。现在想来真是羞愧难当。所以是因为母亲不给我买，我才生出去偷拿的想法吗？也许吧，或许还掺杂些不劳而获的人性劣根性的快感。
　　转眼到了快小学毕业，那时候纸媒虽然也是日渐式微了，但毕竟距离智能化时代来临还有几个年头，在董爷爷家时，他老人家就有订阅报纸的习惯，外门旁左侧的墙上钉子钉着灰白色的塑料报箱。报箱上还残留着许多尘埃，以及仍然十分鲜艳得“华西都市报”五个大字。我后来大些后字识得多后，就会很积极得每早上跑去开门拿报纸。最常读得是“特稿”篇，这个篇章把采访的对象的事件前因后果描写得很清楚，行笔也很有故事性，所以我那时读来是津津有味。暑假的时候，我在“博美装饰城”还自己以五角钱一份的价格进了二十几份“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在华西医院门口，端着个小板凳坐在栅栏杆下买起了报纸，最好卖的还是“成都商报”，早上上班的骑车人，会停下来买我一份。一开始其实也并不好买，不过成本几块钱倒也能承受住。后来似乎是有城管过来说不让摆在地上，我就又抱在手上卖。也在小区不远处的公交车站台卖过几次。暑假结束后，也就再也没有卖过了。现在想来则是一段不可多得的经历罢了。
　　在电信路和中学路的交叉口，有家“红苹果饭店”，这是我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以前我常常暗想老板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后来渐渐知道，很多时候老板们取得名字只是图个顺口吉利就好。那家店门口有个报纸架子，有次放学走那经过时，鬼使神差得竟伸手去拿了一份报纸想带走，未曾料到街对面就坐着店主，对我呵斥一声“干什么喃！”，我辩解道“不知道是卖的”，确已经脸红脖子粗脑子一热了，赶紧把报纸放回到别人报架上，快步离开了。
　　至此以后，逐渐得就戒掉了这小偷小摸的习惯，是知道天地间总会有只眼睛发现你暗地里做的不堪事了？还是随着年岁见长知晓了做人处事的道理？知道这是不可为的事了，便不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