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苍回忆录2<杂忆如烟>》张三哥

8、七． 对我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一封信

　　七．对我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一封信
　　——我写给陈玉宏的信

　　陈玉宏是我小学同学。我提前考上中学，他就低我一年级，后来都是少先队大队委员。我在1954年考上重庆大学动力系，次年陈考上重大电机系。我和他来往较多，也常议论一些问题。1962年暑假我回家探亲，和陈聊过几次天。他谈到在困难时期，自贡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等情况，我说，回北京后我将向领导反映这个情况。我还向他说过陈毅讲话的一些内容，比如要对知识分子“脱帽、鞠躬”等内容。当年下半年陈两次给我写信，说他有些问题想不通而想自杀，要我救救他。我于是在1962年11月25日写了如下的信。
　　亲爱的玉宏：您好！
　　两次来信都已收到，由于工作极忙所以现在一并回信。
　　头次得到您的信，知道您有很大好转，因此甚为高兴。这次来信说道还在波动，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思想问题是需要时间的，着急不但没有用，反而有碍问题的解决。但是，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既然承认思想是可以改造的，连最反动的人的思想都可以改造，难道象您、我这种从根子上就受到党教育的人还不能改造吗？！前途肯定是光明的，事情决不会走到什么“末路”上去。这里我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肯定要活下去，不管什么情况下也要活下去。难道还有什么东西阻碍自己活下去吗？！这是生命的天赋权利！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使自己活不下去。思想问题实在算不了什么！难道您就认为别人就没有问题吗？有的还比您严重得多。但是99。99%的人都要活下去的。难道您还作不到吗？
　　其次你说“活着干什么？”我的看法是活着后才能考虑干什么，就是生活的目的，而不是象有的人说的“为什么而活着”。活着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在活着中来寻找生活的目的。我认为人的最正确的生活目的是：既要自己活得好，也要大家活得好。这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则要求我们活着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难道“生活目的”不清楚就不要生活吗？您以为世界上的人都有完全正确的生活目的吗？我想90%的人都是自觉不自觉为了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而活着。您、我还不是属于这90%之中的人；而是属于动摇于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人，这有什么奇怪呢？
　　总之一句话，不要以为有多么大不了的事。倒退一万步想：难道个人主义就该自杀吗？要活下去！而且只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从实践中去认识真理。不要急于过早一定要肯定什么。管它的，知道什么就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肯定什么才能生活呢。人生的真正过程是在一辈子的生活中逐渐认识，又实践、又认识，而逐渐肯定的过程。今天不能认识，没有关系，只要是真理总可以认识的。
　　因此还是希望您沉静下来，先“活下去”！再来作事，再来“思想”。
　　* * *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对党和干部的认识。首先党员只是“凡人”！就是说有好的优点，也有坏的缺点。真正理想的“崇高的人”一个也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在这个由旧社会刚出来的人，缺点有时甚至是不小的。主要缺点是什么？是自私！这是人类在生活资料不够的时候的必然结果。但是，先进的人认识到要使人类社会进步——生产进步，大家的生活得好，就需要团结起来，这就需要集体利益。局部的牺牲个人利益，这就是“大公无私”的本质。但是党宣传的比这抽象得多，似乎有什么人“完全为了别人”。我才不相信呢！这才真是一种宣传——理想化、绝对化。就是因为不能真正作到这点，因此不断地、永远地在宣传这种典型呢。因此，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大公无私总是一种理想典范。因为没有“自己的活着”，怎么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呢。为什么要用这种典型来要求每个具体的人呢。党是先进的，这只是比落后的人而言的。党员的本质比一般人好些，但是不是“神人”；而且还要看到有不少“个人主义者”披着党员的外衣，干着自私的事呢。尤其是在这几年比较艰苦的时期，个人主义都暴露出来了。这里，我是最彻底的看待这些问题的。对于一切宣传都应该彻底想想，而且要在实践中证实。不能盲目肯定或否定。我认为宣传得越多的东西也就是越作不到的。要不然何必这样费力宣传呢，“大公无私”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 * *
　　亲爱的玉宏，不管如何，先沉静下来、生活下去，在生活中逐渐认识各种问题。不要急，慢慢来。只要活一天就寻找一天真理，那么真正的真理是可以找到的，
　　我近来极忙，但也还愉快。我和孙剑秋（注：她是陈的同学）是永远的分道扬镳了。但是我将活下去，为了美好的未来奋斗下去！人生的路是宽、长、曲折的，只要有决心、信心、耐心、恒心，总可以达到有限的目的的。
　　希望多来信！祝您身心健康！
　　继苍 62。11。25。
　　以上就是我写给陈玉宏的那封信。问题是：这封信后来怎么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为什么说它对我的一生有重要影响？这里有一个20几年的曲折故事。让我慢慢道来。
　　□□开始不久北京电力学院院长杨继先、副院长梁超、副院长董一博被群众打倒，让他们进行“劳改”。我认为董一博为人虚伪、装腔作势，不是好人，所以写了不少大字报批判他。当时是由造反派控制的“筹委会”掌权。他们想解放董一博，让他出来一起掌权，这受到不少群众的反对，我是其中的积极分子。1966年8月11日凌晨，两派进行了大辩论，中心是是否要解放董一博。在两派辩论处于僵持状态时，我三次上讲台，用生动的语言和具体的事实揭露董的丑恶面貌，引起“铁杆保董分子”也纷纷起来“反戈一击”，于是辩论就以反董派胜利而告终，“筹委会”不得不宣布把董一博重新打入“劳改队”。这样我就成了全院著名的“反董英雄”。因此我就成为造反派和其控制的“筹委会”非常仇恨的对象。他们把我写的讽刺他们经常用打锣来召集群众去开会和游行的文章“打锣不是掌权”定为“典型复辟事件”。
　　1967年1月陈玉宏突然给我来信。他在信中说，他在□□初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为了立功赎罪就主动揭发了我，把我写给他的那封信寄给了电力学院当时掌权的“筹委会”，现在是平反的时机，他要我把那封信作为“黑材料”取回来。我非常惊讶，陈玉宏竟然作过这样的事！把我作为死对头的“筹委会”竟然掌握我的那封信，我肯定他们迟早会利用它来整我的。我不能主动去要，因为他们肯定不会承认有那封信，而且会暴露我对那封信很以为然。为了避免将来他们对我抄家时，抄到我写的日记（其中写了不少对毛关于主张阶级斗争和□□等不满的文字），我在当年除夕深夜，在实验室将近十本日记全部烧掉，冲到下水道中去了。
　　1967年初，造反派分裂为激进的《井冈山》和温和的《东方红》，我同情《东方红》的观点，但是没有参加。而“保董派”都集中在《井冈山》内。
　　同年2月我和宋之平、吴民强等十几个动力系的教工组成《征腐恶》，调查董一博的历史问题，我被选为负责人。我们主要调查了董一博和其老婆何杨（她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连环特务嫌疑问题。同年底我们写出了调查报告，上报了公安部等领导机关。
　　1968年5月11日晚上《井冈山》和《东方红》进行武斗争，《井冈山》攻上我们住的北宿舍楼三楼时，就马上派唐金城带领十几个手拿凶器的人到我住的宿舍抄家。他们抄去了我们早就为他们准备好的一些董一博的档案摘要这种没有什么用的材料。而没有抄到什么对他们感兴趣的关于我的东西。我们教研室的朱希彦，他是《井冈山》的“高参”，是他阻止了打手们打我，并且护送我到实验室的。不久有人告诉我，李庆汉说要找我算账，李是《井冈山》的武斗头头、铁杆“保董分子”。于是我在别人帮助下逃出了电力学院。我在北京的老同学和同事处流浪了一个多月。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个期间《井冈山》的骨干带上我写给陈玉宏的信到处去调查我。
　　由于学院形势没有改变，我决定回家结婚。我7月初回到自贡，就积极筹备结婚事情。我和代琼决定要买一张新床。一个星期六傍晚代琼来到我们家。不久我就看见父亲带着两个人回家，那正是《井冈山》的干将李庆汉和唐金城！父亲说，他们是来家看我写给家里的信的（他们在信中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看见父母和代琼紧张的表情，我急中生智，我请李、唐两人在家吃饭，还专门到饭馆买了几个荤菜。饭后，我对李、唐两人说：“为了让我的家人知道我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把最厉害的材料拿出来，让大家听听！”他们无话可说，只好拿出几张纸给我。我一看，原来是我写给陈玉宏的那封信！我想这有什么了不起，于是我就将全文向大家念了一遍。最后我说：“这最多有些认识问题，没有有什么关系。”那两个人也没有再说什么，只得灰溜溜地走了。我问代琼：“床还买不买？”她回答：“买！”于是我们在1968年8月10日结了婚。不久，宋之平接连来了三封电报，要我火速返校，我在9月底返回学校。那时已经由军队、工人宣传队控制学校了，他们是来奉命来“支左”的，所以他们一般都支持《井冈山》。我在教研室为结婚而迟迟返校和以前的“中游思想错误”而被迫作检讨，通过后才参加一般人的正常活动。
　　1969年我因为全校“战略搬迁”到邯郸电厂和学生一起生活和劳动。大家，也包括我对邯郸生活艰苦和城市简陋而议论纷纷。1970年初的一个晚上半夜突然通知大家起床出去“拉练”，回来后我发现我的床位被搜查了。第二天领导对我宣布进行“隔离审查”，又没有说明什么理由。接着学生们给我贴了不少大字报，批判我“散布”对邯郸生活的“错误言论”。同时成立了对我“审查”的专案组，要我交代在□□的“错误”和《征腐恶》的活动详细情况。他们拿出我给陈玉宏的那封信，还有陈新近写的“揭发材料”，要我“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我说，这些老一套东西没有多大问题，我再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后来他们一个劲的要我交代和社会科学院的“5。16分子”有那些关系。我看穿他们的策略是：用大字报制造气氛，用陈玉宏的信作主要武器，他们是真正目的想把我打成“5。16分子”。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5。16分子”，我更不是“5。16分子”，因此我坚决与他们斗争。后来他们也就不了了之。我要求他们给我作出明确的结论，他们总是不明确回答。不久，我被解除“审查”，到岳城水库和系里的教工一起学习、劳动。
　　1971年底在保定又搞“抓5。16分子”运动，这次以《东方红》头头白永春为对象。在锅炉连教工开会时，吕帮太还要我“老实交代问题”。我发火了，我说：“我父亲没有劳改（指吕父亲因为□□罪而劳改），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我要求对上次整我作结论。”最后我用毛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结束发言。结果在全校大会上，军宣队领导公开批判说：“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这件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但是我仍然无所畏惧。他们虽然没有正式再整我，但是他们命令我个人去学校农场劳动。这就是不把我看成一般人，我无法再忍受这样无休止歧视我、整我，我坚决要求调回老家。我在农场劳动不久，他们又叫我回校，开会批评我，说什么我“支持白永春对抗运动”，我坚决和他们辩论。系领导王援对我说：“还是作个检讨，不然调动就不可能了。”我不得不违心的作了一个“检讨”。1972年8月我调回自贡三中，这是他们没完没了的整我所造成的，而这与我给陈玉宏的那封信有相当的关系。
　　1978年5月于承训来自贡我家，对我说：“在青岛，电力学院动力系主任王家璇对我说，你教学好，能力强，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我想，“士为知己者死”，就马上同意调西南交通大学。于承训去看了我和代琼的档案后，说回去后就发调令。同年8月我们调到西南交通大学。
　　1979年我给电力学院动力系书记王援写信，要求对我在1970年受到的“审查”落实政策。1980年王援给我来信，并且同时寄来落实政策通知。下面就是这封信。
　　继苍同志：你好！
　　首先对不起你。关于落实政策的事情，由于在我的印象中，材料在院落实政策办公室。所以一直没有在在系里查找。最近查一同学的材料时发现你的材料都在。证明没有装在档案里。问题一直拖现在才得以解决，这个责任应由我承担，在此表示道歉，认错。请你谅解我的粗枝大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克服毛病，严肃认真起来。
　　此致
　　敬礼！
　　王援 80。1。2。
　　（接材料接信后给我来信。）
　　下面是落实政策通知书。
　　张继苍同志：关于七一年对你“审查”的问题，因为在院里没有挂号，是系里搞的。经系向院里有关领导请示，现在按党的政策衡量，对你的“审查”是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进行的，是错误的。因为从来未做过结论，现仅将你写的全部材料，退还本人。有关材料，已全部销毁。
　　特此通知。
　　中共动力系总支委员会（盖章）
　　1980．1．2．
　　从通知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对我的“审查”是错误的；我没有什么错误。
　　从退给我的材料中，我看到了我给陈玉宏的那封信！经过19年它又回都我手里。
　　因为于承训是教研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我收到王援的信和落实政策通知不久，就将这两份材料给他看了。不料它竟然成为于承训后来在评副教授是整我的借口！
　　1982年底，西南交通大学进行评职称活动。我们教研室有于承训、我、和刘应清、疗艾贤、陶家晔五人报名评升副教授。主要是我和于承训竞争。我在教学、科研、外语各方面都比于强。他没有其他办法，竟然颠倒黑白到处散布，说我在电力学院时被整过，现在还没有作结论。其意思就是说，我有遗留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这与我给他看过的落实政策通知的意思完全相反！后来刘应清告诉我，于承训还要他向上反映此事，但是，他不相信有那样的事，因为于在调我来时，曾经说我如何好，还看了档案，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当时评职称时首先是政治条件，所以那次就只有于承训一个人被提为副教授。接着他又提升为副系主任。于是我在1986年评副教授时又没有通过，而其余三人都通过了。甚至，在当年底再评时我也没有通过。后来刘应清告诉我，于承训当时告诉他：“只要我在系里，就不让张继苍通过。”事实上也是如此，直到1978年在于承训调走，而由刘应清当系主任后不久我才评为副教授。但是那时我已经被折磨得诸病缠身，除了为个别研究生上点课外，其他事就作不了。直到1995年初就提前退休了。
　　就这样我当初好心劝陈玉宏不要自杀的信，□□中竟成了他“立功赎罪”的工具；后来又成为造反派整我的最重要的依据，使我不得不离开电力学院；尽管电力学院为我落实了政策，于承训竟然颠倒黑白散布我有遗留的政治问题，在评副教授时在背后对我进行政治迫害，使我三次没有评上；只有在于调走后我才评上，而我身体被折磨得几乎完全垮了，不得不提前退休。所以我给陈玉宏的那封信真的对我一生造成了重要影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