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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第五章 (七)医院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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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医院监控
第二天醒来,我起床、洗漱完毕,看看餐厅的桌子上,莲子给我留下了一碗豆浆,几根儿油条,外带一碟儿精致的麻辣小咸菜(我那可爱的妻哟!),我坐下来一口气给消灭了,而后走出家门,开车来到了八一路派出所。
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把U盘拿了出来,插进电脑,开始对医院存储的监控视频进行研究,谁知这一研究可不当要紧,我整整一天都没有能站起来……
医院监控终端硬盘的存储容量,只能够保存15天之内的纪录,超过了15天的内容,电脑就会自动让新的内容把旧的内容给覆盖掉从而消失了。于是我就坐在我的电脑前,从案发前的第15天,也就是从2006年1月28日那一天开始,用了一天的时间,最后终于看到了2006年2月11日案发。
病房大楼监控探头的布局是这样的:大门口有一个探头;在四层楼每一层楼东西病区之间的楼梯间安装一个探头对准上下楼梯;然后是每一间病房均安装了一个探头。然而,虽然每一间病房都设置了一个探头,但是如果我想要看龚丽娅病房的监控录像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这个病房的监控探头的电源线早就不知道被谁给剪断了。所以,我只能看病房大楼门口的监控探头的记录和每一层的楼梯间的监控探头的记录。
我仔仔细细地观看着——每一秒钟都没有错过。
当过警察的人可能会跟我有同感:看监控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看完一整套视频监控资料,你可能会收获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也可能会没有任何收获;如果你最终会有收获,那你也可能很快就有了收获,但是你也可能一直到最后才取得了收获;如果最终你没有收获,那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你的眼真得很痛,你真得需要休息了…..
而我,很幸运——一开始就有收获了。
监控记录是从2006年1月28日开始的,看到当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龚丽娅的影子:从当天每一层楼梯间的探头和病房大楼大门口的探头,可以清晰地反映出:龚丽娅于当天上午9时24分许,由一名护士陪同,从四楼走到了一楼,然后走出了大楼的大门,不知向哪里去了;然后,在20余分钟之后,也就是9时47分许,她还是由那个护士陪同,又回来了。
我接着往下看,在看到2006年2月3日的时候,这一天上午8时32分许,龚丽娅由邵刚大夫领着,走出大楼,然后到了上午11时07分许才回来。
最后的日期是2006年2月11日。当我看到这一天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这时的我,已经整整地坐了一天,除了上了三次厕所以外,我一直都坐在那里看电脑,我的身心已经疲倦得实在无法承受,其间,我在不停地吸烟。终于,就在我耐着性子,看到将近尾声的时候,我又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性发现:2006年2月11日晚11时27分,一个女大夫,不——那不是一个女大夫——那是龚丽娅——她穿了一件医用的白大褂!
尽管显示器上显示:此时出现的这位女子,身穿白大褂,留着披肩发,浑身透着文质彬彬的气息,按理说显然应该是一位大夫才对,但是,我还是在第一时间内就辨别了出来:这位女子并不是一位大夫——她是龚丽娅!
画面中:龚丽娅从容地走下每一层楼梯,来到大门前,拿出钥匙打开大门,然后从容地走了出去,消失在寒冷的夜幕之中……
看到这里,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点起一支香烟,为之四顾,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于是我痛痛快快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吸着烟,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好几圈。此时的心情,真的是十分得轻松舒畅啊!
带着这份激动、舒畅的心情,我开着车回家去了…….
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9月23日。这一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非常宜人,而且,今天还是一个星期六,如果拉上全家到野外去郊游,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日子,但是如果是去从事工作,比如我——我如果想去市精神病医院调查案件,那就不能说是一个好日子了,你能指望医院方面派谁出来接待你呢——大家都回家度双休日去了。
早上起来,我呆坐在床上,举棋不定,心想:今天该干点儿什么呢?我朝厨房的方向望了望,厨房里叮叮咣咣的,显然是莲子正在厨房里去为我们办理有关早餐方面的诸项事项。于是我就在那里犹豫:到底去不去精神病院呢?正在这时,我们的“小土炮”走进了我和莲子的卧室,他走到我的面前,双手一叉腰——俨然是一副我党资历很深的老干部的模样,脸一歪,眼一瞪,嘴一撇:“爸爸,今天我想去鸡冠山玩儿!”
甭问——这句话准是他妈妈教好的。
我看着面前这个盛开的祖国的花朵第二代,如此的小鲜肉肉——我情不自禁地刮了他稚嫩的鼻子一下,说到:“好!咱们就去玩儿,看谁敢拦着!”…..
于是在那两天,我索性什么都不干了,我陪着老婆孩子玩儿了整整两天,玩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把活在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烦恼都给玩丢了…….
咦!时光真如白驹过隙啊!恍若身处仙境的两天转眼就过去了,我只好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人世间的滚滚红尘里。
2006年9月25日,天气略显阴沉,不过倒是很凉爽。我走出门来,感觉凉风阵阵,已经颇有一些深秋的味道了。
我的目的地当然是市精神病医院——这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事情,如果不是双休日给耽误了,我早已经去罢了。而我这次去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调查清楚我在监控里的三大发现。
我开车进了医院的大门,打眼一看,嗬——今天的人还真挺多,偌大的一个院子里,医生、护士、病号、家属….人来人往的,络绎不绝,如果再摆上一些摊位,就是一个标准的市场。到底是星期一——景象自是不同往日,要说我也来过这里也有好几回了,但是很少见过精神病院还有这么热闹的场景,跟赶庙会似得。
我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车停好,然后直接就上了四楼,找到了张科长的办公室。见了张科长,我向他说明了情况,张科长很热情,他连忙站起来,真诚地向我说道:“葛大队呀,有你出马,我感觉什么样的案子都能破!走吧,咱们先去监控室去,好吧?”
就这样,我跟着这位张科长,穿过开满鲜花的走廊,又一次来到了四楼东头的监控室里。
监控室是保卫科的地盘。到了监控室,张科长领着我,来到一台电脑前面,又从旁边搬了一把凳子,这样,这台电脑前面就有了两把凳子。我们俩一起坐了下来,我打开电脑,插上U盘,然后打开了监控画面。
首先,我把画面调到了2006年1月28日上午9时24分许,也就是有一名护士领着龚丽娅走出病房大楼的那一段视频。
坐在我旁边的张科长看完这一段视频,想了想,对我说:“这个护士是病房大楼的护士,她叫赵丽丽,你稍等一下,我让他们科里通知她现在就过来。”说完,张科长立即抓起身旁桌子上的电话打电话。
十分钟之后,监控室的门开了,有一位小护士走了进来——胖乎乎的,也是娃娃脸。张科长给我们俩分别做了介绍,然后就请赵丽丽护士坐下,先看看这一段监控录像。
赵丽丽微微有些紧张,以至于身子都在微微颤抖,她坐在电脑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住显示屏,一直到看完了,才扭过头来,看着张科长,等待张科长发问。张科长就问她:
“小赵,这是在今年的1月28日,我算了算:应该是今年的腊月28,你好好回忆回忆:你在这个时候领着龚丽娅,你们这是一起干什么呢?”
赵丽丽听了,开始搜寻她记忆的路径。她歪着脑袋,一双眼睛左忽闪右忽闪地忽闪了好大一会儿工夫,还是想不起来。见此情形,我的心里暗暗有些着急,但是,我还不敢表现出着急的样子,因为如果让赵丽丽看到我着急,或许她更不容易想出来。于是我耐着性子,等着她的眼睛发出智慧的闪光。谁承想:一旁的张科长倒是很有耐心,他很亲切地看着赵丽丽,说到:“小赵啊,你别慌,咱慢慢想:那一天是腊月28,二十八,贴花画儿,你那一天都干什么了?”
……….
好嘛——这位张科长还挺懂得启发人的思路,如果他干公安,看来也会是一块儿好材料。
赵丽丽顺着张科长的思路,又想了想,然后,她要求再看一次录像。于是,我们就又一次地放给她看,当看到一半儿的时候,她眼睛里的智慧之光终于在千呼万唤中闪现了,她扭过头来,看看我,又看着张科长,说到:“那天上午,上班不久,科里的其他人就纷纷外出,到附近的农村集市上去采办年货去了,当时是我值主班——所以走不了。9点多的时候,我接到咱们住院部的电话,说427有家属探望,要我把427带到接待处去,于是我就领着她去了。探望完毕之后,我又把她领了回来——就这么一回事儿。”
“哦——”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的脑子里又是一闪,就问赵丽丽:“那你知不知道当时是谁过来探望427的呢?”
赵丽丽听了,扭头看着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病人带到接待处,由他们安排病人和家属见面,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见面完毕后,接待处把人交给我们,我们再给领回来就行了,至于探望病号儿的是谁,也不是我们关心的事儿。”
听赵丽丽护士这么说,我们只得谢了赵丽丽护士,目送她走出了监控室的大门。然后,我问张科长,“接待处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张科长听我这么问,就给我介绍了有关于他们医院接待处的情况——
原来,精神病医院不像一般的医院,在这里,家属和亲朋是不允许陪护的,所以如果家属和朋友要来看望自己的病人,就必须先到接待处去登记,接待处经核实,确认、登记了病人亲朋好友的身份之后,就会通知病房把病号领出来,让病人和家属、亲朋在特定的地点见面。
听完了张科长的介绍,我对张科长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领我到接待处去看看?张科长听了,就说:那好,我陪你去吧,别说:你今天来得还真是时候……..
张科长领着我,我们两人一直走到了医院大院的东南角落处——在这里有一排岩棉彩板房,我以前来医院的时候,也注意到这里有一排彩板房,我当时还以为这里是仓库呢,想不到竟然是接待处。
嗬!现在的这里——好热闹!怪不得这么热闹,感情是家属们前来探望自己的病号来了。我又查了查这一排房子:一共有9间房,每一个房间的门都打开着,绝大多数的门口还站着有人。
我们走到这排彩板房的北端的小水泥路上,张科长示意我先站在这儿等他一会儿,然后,他走到离我们最近的第一间屋子门前,进去了,不一会儿又出来了,身后还领着一个人。
他们两个人,肩并肩地走到我的面前,张科长指着领来的中年男子给我做了介绍,原来,我面前的这位男同志就是医院的病人家属接待、会面管理科的王天增科长(这个科室俗称“接待处”)。我和王科长亲切地握了握手,我掏出一支烟,要递给王科长,王科长连忙表示不会吸烟,我索性把那只烟又装进了烟盒里,自己也不吸了,我们三个人,朝水泥路的路沿儿处靠了靠,我问王科长:咱们医院安排病人和家属见面,都有那些具体规定呢?
王科长回答道:“一般是这样的:病人家属先到我们这里,提出申请,经审核,如果符合咱们医院规定的情形,我们当即就给安排。我们会为病人家属指定一个房间,让家属们在房间里面等着,然后,我们通知被探望病人所属的科室,把病人领过来交给我们,由我们的男护士负责,把病人领到他们家属所在的房间里去会面。会面一般在15分钟左右,男护士必须在场——医院规定每一个房间必须配备一名男护士。会面完毕以后,再由我们的男护士负责,把病人交给他所属科室的护士就行了。”
我听了很奇怪,就问王科长:为什么非要男护士呢?
王科长告诉我:精神病院不比一般的医院(一般的医院也不会专门设置一个接待科),精神病院很特殊,因为这里的病人,都是在精神方面出现了病变的人,所以不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举一个例子:某一年,某一家精神病院接待病人家属来访,当时配置的都是女护士——每一间接待室的门口都站有一名女护士。其中有一个房间,是妻子来看望患有精神病的丈夫的。屋内夫妻会面,屋外女护士在门口监护,突然,屋外的女护士听见房间里的动静有些异常,于是她打开门一瞧:只见房间里面,患有精神病的丈夫正把自己的妻子按在椅子上干那事儿。那名女护士看到以后,捂着脸撒腿就跑…….
我明白了:原来是女护士很难把控局面、应付突发性事件,所以容易发生不测。于是我又问王科长:你们安排家属和病人见面,有登记吗?王科长回答:有啊!我们这里:每一个病人都有他的《会见登记簿》,《登记簿》一般是一式两份——我们这里留一份,住院部(含特护)那里留一份儿。留在我们这里的一份儿,在病人出院的时候,我们就会销毁掉;至于留给住院部的那一份,我们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规定的了,不过我好像听说:一般都附在病人的《病历档案》里面存档备查了。
听王科长说到这里,我接过了话茬:“那我记得我曾经来过两三回,来探望咱们医院的病人,不过,当时好像不是在这个地方啊?”
王科长笑笑,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来探望病人的?”
我想了一下,回答道:“最后一次好像是在今年的一月份吧。”
王科长听罢,又微微笑笑,说道:“那就对了——咱们医院执行这样的制度,总共才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咱们的接待科就是在开始执行这项制度以后才成立的,我从接待科成立起担任科长,一直到现在。以前,我是在咱们医院的院办任职。”
“哦——”我想了想,又问王科长:“那登记制度呢?”
“登记制度执行的可就早了,最少也有20年了。”
听了王科长这么说,我看了看身边的张科长,张科长心领神会——他明白我想问什么问题,就对我说:关于龚丽娅的两份《会见登记簿》,案发以后,八一路派出所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曾经找过,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留在接待科的那一份早就被销毁了;至于附在龚丽娅病例中的那一份,我们发现:龚丽娅的病历根本就不在医院档案室——应该是在邵大夫的手里,而邵大夫……
听了张科长的话,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还是表达了对王科长感谢之情。而后,我和张科长一起顺着医院大院里的花间小道往回走。
这时候,大院儿里的人还是很多,时不时的就有人和我们擦肩而过。走在路上,我问张科长:“你对第二段监控录像——也就是邵大夫领着龚丽娅走出病房大楼这一段录像,是怎么看的呢?”张科长一边走,一边想了想,说到:
“我认为第二段监控没有太大意义,很可能就是邵大夫领着龚丽娅到前楼去做检查。”
“难道不会是邵大夫把龚丽娅带出去干什么事吗?”
“不可能!我们医院严禁任何医务人员随便带领病人走出院门——这属于严重违规,一经发现,开除还是小事,我们医院的规定是“一经发现,立刻报警”!”
“这么严重啊?”
“从前,我们医院发生过一起事故:有一名医生,把他的女病人领了出去…..后来这个女病人怀孕了……”
“哦——”我不好再往下问了
这时候,我们俩来到了医院大院东侧园林区的中心花坛前,走到这里我站住了,张科长看见我站住了,也停了下来。我看看面前的张科长,带着请教的口吻问到:
“张科长,咱们医院的大院儿里面,安装的监控探头多吗?”
“怎么说呢,反正能够保证没有死角。”张科长很自信地回答。
“那好,如果有一个人,他从病房大楼的大门里出来,他该如何选择路径,才能在不被监控发现的情况下,走出我们的医院的大门呢?”
“那不可能!”
“你敢确定?”
“敢确定!”张科长坚定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看他坚定的样子,我没有理由再怀疑他了,我就又问到:“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能够在不被探头发现的情况下,不管利用何种途径,顺利地逃出这个医院呢?”
张科长听我问这个问题,思考了好长一段儿时间,突然间,他一拍脑袋,嘴里自责到:“哎哟哟,险些坏了大事儿!能能能——有办法!有办法呀葛大队,走——你跟着我走!”
听了张科长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也是一阵激动,连忙跟着张科长,我们一起向前走。
我俩向东,走出了东园林区,又顺着医院东院墙根儿处的水泥路,一直朝北走。我们先后经过门诊大楼、病房大楼、特护大楼,一直来到了最后一排的医院的家属楼,家属楼就坐落在整个精神病医院的最后面——也就是最北端,再后面就是医院的北院墙了——北院墙紧贴着鸡冠山。
在家属楼的东边,也就是在医院北院墙和东院墙连接处的拐角地方,有一个简易的车子棚——显然这是家属楼的车子棚,车子棚的大门设在车子棚南端,大门冲西,是一扇钢筋栅栏门。门口摆着一张躺椅,躺椅上躺着一个精瘦的小老头儿,不用想:这个老头儿肯定就是看车子棚的大爷了。此时,老头儿正舒适地躺在躺椅上,眯缝着眼睛,听着收音机,收音机里面放的曲子好像是马金凤的《花枪缘》,老头子一边听,一边还跟着哼哼着——看那样子美得不要不要的!
当我和张科长走过他身边的时候,这老头儿终于机警地睁开了双眼,一眼看见是张科长,慌忙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是费了半天劲儿也没有能站起来,张科长连忙冲他摆摆手,意思是我们不是来找您老的,你继续躺着吧,老头连忙说:“好好好,张科长你忙,你忙,啊?”然后,继续眯着眼睛听老罗艺病倒在姜家集的故事去了。
见此情形,我的心里不由一阵好笑:就这身子板儿、就这年纪,还看车子棚抓贼呢?这偷车贼要是让他给抓住了,那这贼该有多大年纪呀,或者该有多倒霉呀……
家属楼和车子棚之间,形成了大概有30米的空隙,张科长领着我,走过这30米的空隙以后,我们就来到了北院墙的墙根儿,然后,我们贴着北院墙又往西走,就这么向西一拐的工夫,我抬起头,这才发现:在我的前方——在家属楼和医院的北院墙之间,还留有两米来宽的间隙,间隙的南边是家属楼,北边就是后院墙,空隙的西尽头就是连接南院墙和西院墙的拐角——这一段儿空隙是一个死胡同。我和张科长顺着这个死胡同往里走,走了大约30米左右,我突然发现:在我身子右侧的北院墙上,有一处被人扒开了一个宽约1.5米左右的“U”形豁口,我们俩从豁口钻出去,就来到了医院的外面。
外面是一个小陡坡,人是可以爬上去的,于是,我们顺着小陡坡——张科长在前我在后——费劲儿地往上爬。我发现:我们的两边全部都是树——我们已经完全处在树林里了。我们爬了大概有20多米,看见前面有一条林间小路,似乎是东西方向横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新发现让我兴趣大增,于是我加快步伐,三步并做两步,来到了这条小路上。
这条林间小路并不宽,大概能并行三辆农村用的小三轮车。从我们所处的位置看:小路大致就是东西向的,蜿蜒曲折。路上除了我俩以外,至少现在看不到一个人——静谧得可怕。我问张科长:这条小路通到哪儿?张科长说:向东可以通到鸡冠山水库,向西通到颍阳区八一路办事处辖下的一个小村子,叫什么“枣子垭”。
我看了看这条小路,又带着疑惑的眼神,看了看张科长。张科长看出了我的意思,他说道:
“本来,咱们医院的北院墙是不允许扒开的,但是,咱们医院的家属们为了锻炼身体或者采集点儿野菜之类的上山图个方便,也不知道是谁,就把院墙给扒了这么一个口子,医院发现以后,隔日就给修好了,可是修好以后,没过一个星期,院墙又被扒开了。就这样,医院连续修了两、三回,又被连续扒开了两、三回,院领导想了想:都是医院的家属,医院也不好深究,结果也就默认了。这不:你现在看这陡坡,那都是人踩出来的,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时间长了,现在已经成了一条路。”
我笑了笑,问张科长“那你说像龚丽娅,她会知道这里有一条这样的路吗?”
“他不知道,邵大夫难道不知道吗——整个家属楼的人谁不知道!”——张科长的脑子真是不白给。
“那从病房的大楼到这里,沿路都没有监控探头吗?”我又问。
“有倒是有:如果从病房大楼走到这里,一路上应该能碰到两个探头:首先是特护楼的墙上有一个探头,但是探头的方向是冲西的——它是用来监控他们大楼的大门口的,根本就照不到东边的水泥路——所以没有用;然后是家属楼,家属楼的西墙角倒是有一个冲东的探头——是个枪头,但是,这个探头在夜里根本就照不到车子棚这里——太远、太黑了。当时在安装探头的时候,咱们考虑车子棚有人看守,所以不用监控;”
听了张科长的话,我彻底明白了,于是又问张科长:“除了这一条路线,还可能有别的路线可以用来逃跑吗?”张科长想了一想,说到:
“那就只能翻墙了。可是你想一想:咱们医院的院墙本来就高,墙头上还安着铁丝网,墙外面都是树林,杂草丛生,荆棘遍布,她就是能从墙上翻出去,可是到了墙外面,她也找不着路呀!”
我点了点头,对张科长说:
“张科长,咱们回去吧”
张科长正巴不得呢,听我这么一说,哪有不同意的道理,于是,我们又顺着那条陡坡路,返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