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氏母女传》滍阳散客

17、第五章（六）戴天金、方子琪

　　（六）戴天金、方子琪

　　我在八一路派出所，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中午才起来。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30了。我洗了一个热水澡，在莲子的唠叨声中，愉快地胡吃海塞了一顿他们娘儿俩吃剩下的中午饭，然后又倒在床上，睡了足足有两个钟头的光景，睡醒后就跑到市局里去了。
　　在市局后面的大楼上，我只见到了燕子，别说：燕子这位同志还真的是很敬业——很守摊儿。
　　我问燕子：程支队呢？燕子说他还没有回来，我问她：程支队什么时候回来，她文绉绉地告诉我“君问归期未有期”。

　　唉——现在的人民警察在学问方面可比老前辈们要长进多了……..然后，燕子请我到她的办公室唠唠嗑儿，我知道：这个小娘儿们对案件的好奇心又上来了，为了满足她的好奇心，我只好跟着她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果不其然：燕子问我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很郁闷，然后就把这几天来去精神病医院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她，她饶有兴味地听着，一边听她一边“哎妈呀！”的表示震惊（忘了说了：燕子是一个东北丫头）。

　　最后，我对燕子说：我正在着手调查龚丽娅逃跑的过程，并打算以此为突破口，彻底查清龚丽娅是如何杀害了邵刚的，但是，在调查龚丽娅逃跑这个环节上，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燕子听了，忽然问我：医院里难道没有安装监控吗？

　　闻听燕子此言，我情不自禁地朝自己的脸上象征性地打了一巴掌，把燕子给逗乐了。我也不管一二三，站起来就往外走，走出门口后，我回过身来，冲着燕子说：“燕子，改天我真请你喝茶！”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走了很远，还能听见身后传来燕子“咯咯咯”的笑声，那笑声，跟她有一次捡了100块钱的笑声的声纹应该是一致的。

　　天地良心，不愧是多年的铁哥们儿，事后证明：燕子的提醒真是给一头雾水的我帮了一个很大的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竟然连调监控这么个直截了当的事儿都给疏忽了。所以说：燕子的这个不算主意的主意，足以让她在几天以后把我请的茶喝得理直气壮（这是后话）。

　　再说我，开着车，连弯儿都没有拐，直接就开到了市精神病院（我现在也快成精神病了）。

　　到了医院，我也没有工夫欣赏医院大院里金色、灿烂的花草树木，也没有工夫瞎看门诊大楼里的那些医生、护士们忙忙碌碌、来来往的身影，我直接就来到了四楼张科长的办公室。

　　进了门我发现：还好——张科长就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看报纸。

　　此时的张科长，正在聚精会神地专注着他手里的报纸，当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于是他抬起头，猛然间看见是我，多少有些不适应，心想这是哪里来的莽三郎呢？

　　我连忙把我的来意告诉了张科长，张科长这才把手里的报纸放到了桌子上，他歪着脑袋，仔细地想了又想，然后说：你先请坐，葛大队。

　　听了张科长的话，我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原来你思考了半天，就是为了考虑清楚“到底该不该让我坐下”这样一个好大的问题？可是我嘴不能言，只得咬着牙发着狠，无奈地坐在了他桌子旁边的沙发上。

　　张科长看见我坐下了，伸手又递给了我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说到：

　　“有——还真是有监控！不过有些监控探头早已经坏掉了，当时还没有来得及修理，所以内容不是太全；你也知道：那个时候这就属于高科技了——刚刚产生的新鲜事物，所以我们的设备不是太先进，另外电脑的储存容量也不是很大，听说只能保存15天的内容。后来，在案件发生以后，刘所长专门派人来把监控资料都给拷贝走了，不过你别慌，我们这里保存得还有老底儿，我特意叫人保存下来，以备不测的。”

　　“那现在这些资料在哪里呢？”我急切地问他。

　　张科长看我很着急，笑了笑，我知道：他的笑主要是对我表示赞许的意思。

　　张科长索性站起身来，说道：“走，我带你去看！”……..

　　于是张科长领着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们出了门，向左拐，我跟在张科长的后面。这时候，我才有机会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原来在他们的走廊里，摆满了鲜花：每隔三步就有一盆，而且几乎每一个花盆里的花都开了，菊花居多，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我看见：有几盆菊花还是黄色的，这让我不由地想起了一个典故：在宋代，人们普遍认为菊花是不会落的。有一次，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这哥们儿到王安石那哥们儿的府上去拜会他，结果到了王安石的家，王安石上早朝，还没有回来，于是苏东坡只好在王安石的书房里等，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在老王的书房里来来回回踱着四方步瞎转悠，一会儿看看王安石挂在墙上的字画儿，一会儿摆弄摆弄王安石桌子上的镇纸和毛笔之类的。晃着晃着，苏东坡晃到了王安石的书桌前面，只见桌子上的镇纸下压着一张纸，纸上还有王安石的一首写了才两句的诗，苏东坡一看这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一看，心想：西风？西风不就是秋天的风吗？秋天的风吹落园林的花，那花肯定就是菊花呀！天底下的菊花有会落的吗？——绝对没有！哈哈！你这个“拗相公”，这回你露怯了吧？苏东坡想到此处，心想我这一回，定要好好羞臊羞臊这位老学究，如此方显我苏大学问的能耐。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提起笔来在原诗后面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写完之后，苏东坡摇头晃脑，颇为得意。又等了一会儿，他见王安石横竖也不回来，就站起身来告辞了。再说这个王安石，他下朝回到家，听家院说苏先生来过了，等不及又走了，王安石点点头也不说话，回到书房，想起了他那两句诗，心想还有后两句没有写完——得把剩下的两句给补上，于是他便走到书桌前，拿起笔，蘸好墨，刚要续写，一眼就看见了苏东坡的那两句诗。王安石一看，但微颔之（多会装逼！），心说：好好好，我倒要让你看看秋花比不比春花——会不会落。想到此，第二天他就到吏部发了一道手谕：让苏东坡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

　　要说这个王安石的心眼儿也真够小的——你把人家贬了就贬了吧，给人家贬成了民兵营长，还是个副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苏东坡到了黄州，一看，他就傻眼了：这里的菊花真得落了——满地都是…..

　　好了，且不说苏王二人文人相轻，单说我。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跟着张科长，来到了走廊的最东侧。走进了一道防盗门，这才发现：这里原来是医院的监控总操作室。

　　张科长叫了一个人过来，拿了一个U盘，指点着那人把我需要的内容给拷了，然后把U盘递给了我。

　　我道了一声谢，作别了张科长，匆忙往八一路派出所赶。谁知道正走在半路上，就接到了燕子打来的电话，燕子在电话里告诉我：程支队回来了，要我现在就过去见他。我一听，不敢怠慢，连忙又调头向市局赶。

　　看来，现在的我，真得已经进入情节了。随着我对这起案子理解得越深入，我的兴趣也就越浓厚，案子里，一个一个的人物，他们在我的脑海里面，形象越来越鲜活，感觉越来越真实，提起他们的名字，就好像提起我生活中的一个老朋友，不论是谁，他们都好像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们的一举一动，我耳熟能详，就好像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似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好像成了我的喜怒哀乐。

　　这难道就是有很多人都喜欢破案的原因所在吗——我不知道。

　　在本案这些人物中间，尤其是对于邵刚大夫，每当想起这个人，我都会为之嗟叹不已：一个优秀的生命，就这样悄然地陨落，在最不该消失的时候消失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他能为咱们这个国家做多大的贡献啊！他能为多少病人解除病患的痛苦啊——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呀！想到此，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努力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让这个世间少一点悲剧，多一点欢乐，这也是我作为共和国的刑事警察神圣不可推脱的职责！

　　当我赶到市局程支队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我敲了敲门，然后打开程支队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程支队正坐在办公桌的后面用手机打着电话，他看见我进来了，示意我在他办公桌前边的沙发上坐下，我就静静地坐下来，看着他打电话。程支队也是40来岁的人了，我看看他此时的模样——一副鞍马劳顿、风尘仆仆的样子，就知道他刚刚经历了一番长途跋涉。

　　到底是省厅的领导——作风真真很严谨、硬朗！

　　过了一会儿，程支队打完了电话，站起身来要给我倒茶，我赶忙表示不渴，把程支队给拦住了，程支队一看，也就没有再多客气，重新坐了下来，说到：

　　“小宝儿啊，咱们说道说道？”

　　要说按照程支队的岁数，喊我“小宝”也算是绰绰有余，可是第一次听到程支队这么喊我，听的我也是怪别扭的，但是感觉上倒也挺亲切，于是我连忙说：

　　“好的，那我……先给您汇报一下情况？”

　　“好的！”——程支队爽朗地答应了。

　　我就把我在过去的这几天里做的所有的工作，一五一十的向程支队进行了汇报。程支队很认真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插嘴，同时，他用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什么。

　　不论官职大小，听汇报一律认真做记录——这是公安队伍多年来形成的习惯，这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一个优良的传统，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样：从老到小传帮带，一代一代传下来。
　　我用了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把我这一段儿所做的工作详细地向程支队进行了汇报。

　　程支队听完之后，又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为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往他的杯子里也续上了水。不知道为什么，程支队这一回给我倒水，我并没有阻拦，或许我觉得我的口真得该渴了。
　　程支队倒完水，重新回到他的座位上，左手托着下巴，思考了良久，然后看着我，说到：

　　“小宝儿，事实证明：你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只能停留在合理地怀疑邵刚就是被龚丽娅杀害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让我们通过证据，去证明邵刚就是被龚丽娅杀害的，我们还做不到，远远做不到——因为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不足，对不对？”

　　“对！”

　　“还有，高天虎和高攀父子是龚丽娅杀害的——这应该也是确信无疑的了，但是，直到现在，龚丽雅娅作案的动机还不明，杀人的目的也不明，作案的过程更是不明，对不对？”

　　“对！”

　　“还有，直到目前，龚丽娅仍然不知所踪，对不对？”

　　“对！”

　　这一连三个“对不对”，让我立刻感觉出来：程支队果然是一位老警察——字字有力，句句见血！

　　只听见程支队又接着说到：

　　“关于龚丽娅的藏身之处问题，目前没有任何线索和迹象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她，这个女子真得就像是有些电影里的台词说得那样：从人间蒸发了。但是，在她逃脱之后，我市又出现了两名被害人，而且这两名被害人的死亡跟她都有关联！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她并没有走远，她应该还在我们这里，对不对？”

　　“对！”我一边回答，一边想：这是第四个“对不对”了。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龚丽娅是一个高级的交际花，那么按照她的这个身份，她平常都会跟哪些人接触呢？”

　　我一听，心里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你自己直接回答不就完了吗——这么简单！但是我没有敢说话，我仍然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感觉：与其说眼前的这位程支队是在给我提出问题，倒不如说他是在帮助他自己梳理思路。只见他接着说了下去：

　　“可是，截止目前，我们仍然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有关于龚丽娅行踪的任何情报——哪怕是能够稍微反映一点她的下落的任何有用的情报。这——就很有学问了。”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我说到：

　　“程支队，我能了解一下龚丽娅杀害的另外两名受害者的情况吗？”

　　程支队一听，马上说道：“你当然能！现在我就给你介绍，但是你必须做到严格保密！”

　　于是接下来，程支队就向我介绍了另外两名受害者的情况和简要的案情——

　　第一名死者：方子琪，男，38岁，死前系我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刚刚从省城下调来到我市任职，被认为是前途无量的干部。方子琪于2006年4月15日上午9点钟，被我市检察官公寓的保洁员发现死于其公寓内，其胸部的皮肤被拨开成窗户状，边上有一张纸，纸上写着“打开心灵的窗”。经现场勘查，发现死者尸体的现场，就是原始现场。这一起案件的办案单位是市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

　　第二名死者：戴天金，男，37岁，死前系中国工商银行我市分行副行长、信贷部主任。2006年7月29日中午，被其妻发现死于家中。戴陈尸于客厅，胸部的皮肤被拨开呈窗户状，边上也有一张纸，纸上同样写着“打开心灵的窗”。其妻随即报警，经现场勘查：戴被发现尸体的现场并不是原始现场，也就是说：戴于他处被害，在他被害后，竟然被抛尸在了其家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此人不死，现在要么就是工商银行我市分行的行长，要么就异地任职行长去了。这一起案件的办案单位按照管辖权，原来是由我市西康区公安分局刑警队负责办理，后来由于并案，指定到市中区分局刑警队管辖。

　　程支队介绍完了，问我：

　　“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时候，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哪里还能产生程支队希望的什么狗屁想法呢？如果有一点想法的话，那就是我感觉：当今当官也是一种高危职业呀！官当得越大风险就越大；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当今社会死在女人手上的干部太多了——比例相当高！但是，这些想法对破案能有什么用处呢？

　　程支队看着我做思考状，没有做声，只是笑了笑，然后问我：你说你找到了邵刚和龚丽娅的笔记本？

　　我连连点头，程支队就说：能拿来让我看一看吗？

　　“当然可以，我明天给您拿过来好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好！”程支队很高兴，又说道：“我们按照既定方针，还是以你为主，小范围，不打草惊蛇地进行调查，如果你想要详细地了解刚才两起案件的情况，你可以去找市中区刑警队联系，市局方面已经给他们交代过了。”

　　我说“好”，然后，我就站起身来，准备要走，程支队也从他的转椅里站了起来，问我：“今天晚上有安排吗？”我说没有，程支队说：“那我请你吃饸烙面吧，我听说：你们这里的饸烙面可是一绝呀！”我听了程支队的话，愉快地答应了。只见程支队拿起桌子上的话机，打了一个电话，不到一分钟工夫，门开了，我一看：牛燕子，这才明白：原来晚上吃饭的日程，早就被他们安排好了呀。

　　程支队对燕子说：“燕子，出发吧？”燕子一听，“好啊，按照公安上的老规矩，自己人一起吃饭，谁官儿大谁掏钱，所以我们就不用客气了，不吃白不吃，是吧，小宝儿？既然程支队这么心情，咱就勉为其难，跟着走吧？”

　　程支队听了，连连点头：“那是，那是！”

　　我在旁边，乐呵呵地看着燕子在领导面前耍贫嘴，感觉也怪有意思的…..

　　晚饭吃得十分愉快，吃完后，我回家冲了一个澡，倒在床上，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钟。后来据莲子说：我那天晚上的呼噜震天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