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の物语》陈步尘

2、台北最后一个故事

　　自从芥川走了以后，东京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银座的商业活动再热闹，也是唏嘘一阵，我开始渐渐厌恶这样的浮夸。银座的热闹好比是人喝醉了之后使劲说出来的牢骚，是被逼出来的。每天晚上在宾馆阳台看着市区繁华的灯火，我在想，如果有一天这些灯突然间全灭了，不知道又是一番怎样的骚动。我闭上眼睛开始想象，唯一能够感受到的还是流动的人群的哀嚎。我想到，其实有没有灯还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活着就行了，哪怕不知道干什么都行。我也不是那种能够做到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的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在人群之中，却是游离于人群之外。
　　东京，一个离太平洋更近的地方，我可以听得到潮骚，我也听到了我内心的潮骚，我知道我该离开这个地方了。
　　退房的时候才知道我都住了快半年了，这半年我寻找着记忆，关于芥川的记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庆幸自己还有记忆，尽管记忆的所在已经化为废墟。在废墟里，我看到了深埋在历史中的自己，自己竟然没有枯萎，尚有一丝气息，这是我看到我的那盆还剩下一个花朵的郁金香的感受。在一片死灰的白色中，紫色的郁金香格外的耀眼，我不大敢多看几眼，生怕陷入记忆的漩涡而停滞不前，我还是要走的。
　　来了总要离开的，只是离开的方式不同罢了。我离开的时候，码头比起我当时上岸的时候要更加嘈杂，我抱着那盆郁金香，将它狠狠地扔到海里，不再多看一眼。然后，我就听不到那些无关紧要的嘈杂的声音了。
　　我的生活还算清简，每次躲到某个地方，带的东西不会很多，这次也是，况且每次离开某个地方我总会扔掉一些东西。这次来台北，可能不会离开，不过我终究还是会离开的。台北的太阳，黯淡无光。
　　我喜欢台北的雨，不过跟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无关，我没有“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只是多了一个冬季”的感慨，只是落雨时节，躲在某一商铺的屋檐下听雨，于我是很滋润的。慢慢的，这也就成了习惯，也许是，听惯了太多的闲言碎语，习惯了太多不成规矩的规矩，我开始对这种毫无规律、自由自在的所在有了感情，听雨，听的是自己的声音。
　　但是很可惜我成为不了雨，雨注定是从天上扑下来直面死亡的，而后被吸至苍穹，而后再从天上扑下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人生只有一次，不能彩排，一切都是现场，逃不掉这个吊诡的circumstance。Without anying，我确实一无所有，甚至一无所获，但是我很开心。
　　这次的到来不再那么沉重，因为我看到了有人比我更加沉重。国府的门前总有人路过，只不过这次很安静。
　　且不去看这些，或者再也不愿路过，我早已无所谓那块地方的动荡与骤变了。
　　来之前去信给曾真，说到我回来了，他请我到醉勿归茶楼喝茶。不过从握手之后我就发现他已经不怎么爱讲话了。整次谈话我就听到三句话，不多不少的三句话：
　　“人走到了五十，开始对自己失望，也开始对身边的很多事情失望，忍不住说出来一些话，却深深伤到了别人。”
　　“有一些不能忘记的老规矩为的是完成对自己的束缚。”
　　“人越多的地方，人就会越多，话就多，我开始听不惯话了，尤其是跟自己亲近的人的话。”
　　我喝了三口茶，静静地沉在他的话里。
　　“你还记得国中的国文老师吗？”
　　他们有回答，兴许是忘了，我一说到王老师，思绪又回到了好多年前。
　　在我看来，其实王先生是不大适合做执行行政工作的，他却偏偏被任命去做了，不知这是可惜还是可喜。我跟他可还算得上是很熟的，这是个判断者的角色，只是现在他得压抑自己一段时间了。

　　民国九十七年秋，我读国中一年级，王先生教授我们的国文课，那时我最喜欢的课却是算术。

　　印象里王先生对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电□□同学工作不积极啊，上课了才来开计算机”，我那时刚刚从另一个办公楼奔回教室，而上课钟早在我到来之前便敲响许久。开计算机的工作是别人帮我弄好的，那时候我不知所措，都没有敢去正眼看他。这可算是他第一节课的开场白。这个人长得没有印象中国文课老师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风度，倒是一副很是随意的样子，但偏偏这便是教国文的，上身是一件红色短衬衫，是有些旧的，穿一条泛黄的长裤，配着一双运动鞋；他留着黑白相间的平头，鬓角如霜，顶着一副眼镜，眼睛始终保持着尖锐的姿态，一撮横眉挂在眼睛上头，倒是很能衬着这双眼睛；兴许灯光较暗的关系吧，他长得真算不上黑黝黝的。他讲联考里国文的重要性，然后进入第一篇课文《静女》的教授。下课钟打响他都不愿意停下来，诗经的味道伴着钟声走失了，我就等着他的“下课”，想不到他一句“下课”都没说，却讲了一句颇令我很费解的话：用散文的笔调翻译《静女》。坦白讲，那时候对于什么算是散文我依旧是迷迷糊糊的，更不用说翻译了；我尤其怕的是文言文，特别是先秦时代的，那种时代的文章，感觉起来朦朦胧胧似的。而这正是他安排用散文笔调翻译的高妙之处——因为朦胧，所以主人公的神态，心理，外部环境的情调，其实是大可玩味的，发挥的空间是足够的大，而且用散文可不尽着意于形态细节刻画，只需重点突出“神”的意味。可惜这些我是等到后来注意到的。于是我没有完成那一次具有创造性的课业。第二节课，听着同学们在用各种别致的想象讲述着静女的故事，脑海里像是在一遍遍地放着电影，可惜自己心里空空，没能够勾勒出自己的“静女”，毕竟是有些遗憾的。慢慢的我好像也开始注意了这个课堂了。

　　我很是注意他的眼神，他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多看学生几眼，这是一种有光的眼神，不刻意，不可怕，也不客气，但很温暖——不知是一种巧合也罢，还是什么的，后来我第一篇被他赏识的作文《凝望》写的正是他的眼神，开头第一段是这么写到的：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我还记得那天的考试分外紧张，窗外的大雨一直撞着地面，似在催促我们，而我那时的脑海里只有蔡琴《你的眼神》的歌声和王先生的眼神。从那篇作文开始，我对写作越来越有信心，好多篇考试作文都被列为范文，每次评讲考题说到我的作文，他总是会很温暖地看着我。我与他的友谊也通过作文变得深厚起来。慢慢的，国文课成为了我最喜欢的课，先生的举手投足，我至今历历在目。

　　国中二年级时，他教授理科班，我读文科班。我的作文是在国中一年级下学期才开始起步的，于是我跟他真正认识，也仅仅是半年罢了。

　　国中一年级下学期有个国家级作文比赛，他招呼我去参加，我向来对比赛一事总是抱着一种有意无意的没过多的兴趣，既是他叫我，我便不可轻易推辞，我心里，就先这么预留着这句话的。那时候，有这样一幅叫《听但丁讲神曲》的画吸引了我，我便借用画题作为题目，并采用当时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一一》的叙事结构来完成这部我拟想中的表现众生相的小说，甚至还在前后加入了两段佛经，企图去营造“余音绕梁”的意味。王先生阅览之后，对我这篇作品评价的第一句话就是“锋芒太露，拿回去改”，这是颇让我意外的。于是我把题目改成《一一》，结构上稍作调整，又得到同样的评价。经过多番改动，作品跟我当初的设想已经相差甚远了。我后来选择了放弃参加比赛，对于比赛的愿景也渐渐消失。

　　国中二年级伊始，我携着假期里写的《命题作文》找他看看。他的白头发又多一些。他总是很严肃地看着作品的。他看完，先是笑了笑，再讲道：“要是再多一点细节描写就更好了，可以拿去投稿了。”这是我想不到的，这是他少有的评价。那时写这篇作品，其实心里本就没多想什么，只是写写罢了。但我还是选择去投稿了。一直等着，一个多月后还是杳无音讯，我就没怎么去打听作品的下落了。我，还是走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写出象样的作品来了。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在国中一年级下学期的那个评价是另有所指的。

　　我跟他分享过《东邪西毒》这部戏的，我还记得他是这么跟我讲的：“这部电影啊，没什么看懂看不懂的，一些事历经了就明白主人公的心态了。我印象最深的细节其实是桃花，桃花这个意象代表了一种很单纯很美好的向往，导演对《桃花源记》恐怕是有所借鉴的。”他说得饶有兴致，但他的解读并不使我满意，不过对于他的话，我却一直记得。我还记得我还跟他分享过《花样年华》这部电影，他说道：“你过来问我，难道是你看不懂吗？这里面可是有一些伦理的事情的啊，里面《花样的年华》这首歌是听不大清楚的，导演的意图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回答我也一直记得，因为这也是他很少讲的，说得也是饶有兴致。同学告诉我，他会一直很严肃地道这些话的——“议论文堆砌材料，不加分析，是没用的”，“联考预备后期是要轻重分明的”，“答考题一二三四要点要标注清晰的”。对于他很少讲的这些含糊其辞的回答，我是没有怎么深究过的，或许这也是他心里的某一个方面。也许他不仅仅是个判断者，或者他根本就不是判断者。或许我跟他还算不上是很熟的。

　　民国九十九年夏，我的联考失败，我选择了在另一所学校复读，做这个决定时我并没有跟王先生商量过，后来我跟他打过电话，讲到我在复读期间的事情，他说道：“听人说过你去复读了，是应该去复读的，加油啊！”到联考准备后期，我又打电话给他，他说：“用不着紧张，现在是要做到有一种势如破竹的心态了。加油啊！”他似乎还是讲了其它一些什么的，我说得很少的，只安静地仔细地听着，只是我心里熟悉的就只有这些。

　　民国一百年夏，我的联考完成。填志愿前到他办公室跟他聊天。对于未来，他响应我：“不要想得太远，现在还是要好好读书的，你的选择总是要顾及到父母的，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局限于文学这一类书籍，涉猎面要广大，多接触接触媒体，新闻这一类的知识，对你还是有好处的。”他一边讲着，我一边注意到他的背部有些佝偻。临行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办公室，得知他下学期要做教务处主任了，开始他从未做过的行政工作，说不到一会儿总要回到办公桌边翻着档，因为总会有一堆档送进来。我还记得他在我读大学前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要想做文学青年，可得沉得住啊。他讲得很慢很慢的，有意无意地听起来，总是似乎有一种不够轻快的味道在里头。

　　民国一百年秋，我负笈北国，学习期间没跟他打过一通电话；隆冬归来时，跟一个朋友去到了他的家。他现在似乎没什么白头发了，可能也是我看的不够清楚。他是穿着红色短衬衫，休闲裤，配着一双拖鞋的。谈论到我们的大学，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涉猎面一定得广，太过纯粹的学问容易进入一种虚无的空间，对于你现在没多大好处的，我一直不大主张我的孩子将来去学中文的，要务实一些，审美这种事情对我的生活已经是造成了一定影响的。”过了好像也就是半年罢了，他就来讲“务实”了，在以前，除非是到了联考，否则他是极少讲“务实”的，这对于他的确是少有的。或许我跟他还不是很熟的。这也是他对我的少有的批评，而且是在我半年没跟他通电话之后的，是我上大学开始独立生活之后的，这对于我是意外的。对于工作，他是少讲甚至是不讲的，以前他其实是很爱讲的。我朋友问了他怎么看明年的联考，他几乎没怎么讲，印象里似乎讲不到一句就说回到我们的大学生活了，至于是怎么过渡的，印象里是他缓缓地低下头，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半年不见，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换大眼镜了，看起来有点学者模样”，他会这么来看我，是我从未听过的，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其实，我跟他还算不上是很熟的。我好像不认识他了，或者那个人不是王先生，那我还是走罢。他，似乎也要走罢。
　　太多的故事本身呈现出某些意味丰厚而微妙难言的感觉。我当然希望重新选择过去，不过这只是给自己的一种欺骗性的安慰，因为我学不会欺骗，所以我宁愿选择弃绝。
　　后来想想，当磨砂一般的过去通过另一种方式重现在眼前时，回忆便与你在那时形成了一种弥合性质的存在，这时你会不会按照原来的方式去做呢？或许你怕了，想出一种新做法，但是更多的人选择原来的方式，因为谁都不愿意相信过去是错的，每个人的心里都预先设定了一个先验性质的命题：选择了就没有对错。其实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有选择就是对的，只是没有多少人敢承认，所以采用了折中的方式来安慰自己的心。
　　在佛家眼里，‘名’与‘实’构成了世界，但是每一个人并不需要通过名实的结合来观照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那个客观存在的名实世界跟你只是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候，你自己感觉自己在所谓的”世界“的边缘，或许那时你已经活在你需要的那个世界的中心。主流与边缘往往会被人为的用是非道德来进行判断和划分，看似边界明显，但是绝大多数人其实一辈子都在那片所谓”主流“与”边缘“之间的朦胧地带，这篇地带里，漫天的人情，满地的世故，这远不是可以用是非和道德来解释和看待的，它包含着知识与权力的双重张力。如果像老子那样处下不争，甘居下游或许不错，但是这往往都是”争上“不得后的自我安慰，试问有谁会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似那至善的水一样往低处流呢？当我们说出”简单“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往往不简单，当我们道出”平凡“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往往不平凡。得道其实不是悟出了道，而是放下了道，放下了关于尘世（现实世界）的琐碎追求和虚空（自我世界）的内心观照。我们的心不是因为寻找到了某种寄托而获得解脱，而是放下了，把心交给感性的自己，因而感到了久违的轻松与自在。我多么盼望”无心无术，真水无香”。

　　回归本心很难，但是很有必要，可是这里又碰到了一个问题，人心可信吗？我们心里高高挂起的道德律往往找不到尘世的寄托所以只能与浩淼的星空相勾连，这其实是寻求一种宗教式的自我安慰，因为真正带有天道的星空没人知道，没人体验，更没人污染，因而它很自然地被假设推理成至善的象征。记得那次在操场上奔跑的时候，我看到了美丽的暮色，红黄白交织着，没有一个主色调，这就像人生，什么都混成一团，你企图一层层地拨开来看到自己的本心但是往往那个本心早已被你剥离开了。我记得一句话，我们所幻想的一切美好是我们失落的自己的倒影。
　　想起一句话，我们能触摸的没有永远。我突然跟曾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苦笑了一番。
　　他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到最后还有朋友嘛！我才知道他已经离婚许久了。
　　两岸那头，有着另一个她，不过早已为人妇了，曾真眼睛的方向是金门，那是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如今成为了游览胜地，世界变化真快，我们都老了。真的。
　　离开东京的时候我没有设想过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想念它，现在我又得重新出发了，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一番话：
　　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于是，台北成为了我最后一个故事，台北的影子在潮骚中永远地淹没，我不再回头，对前方亦不再翘首以盼。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是苦，涅槃寂灭。我开始行走在消逝中，让自己无所遁形。